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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後「國民車」的形象演變－以日系汽車為中心

為了解決三菱中古車行情表的問題，作者邱至葳 這樣論述：

汽車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進展。台灣民眾從日治時期開始接觸了汽車這項科技產物，但早年以大眾運輸汽車或是官方用車為主，私人用車通常是權貴的象徵。1953年，由嚴慶齡創辦的裕隆汽車公司，與日本日產汽車技術合作在台生產汽車，成為了台灣國產汽車工業的起始。爾後台灣成立的許多間車廠也是與日系車廠合作，民眾因此長期接觸了平價日系國產汽車。 雖然日本車廠與台灣汽車工業有長久的合作淵源，但直到1970年代末期，台灣仍然沒有自主化生產的汽車工業。政府有了十大建設的原料基礎與交通後，希望能以國家之手創立大汽車廠，除了供應國內民眾用車外，目標更放在外銷市場的廣大利益。大汽車廠鎖定與豐田汽車合作，最後雖然因外

銷比例爭執不下而落寞告終，但豐田仍然輾轉與民間企業合作，在台生產汽車並取得銷售佳績。日本汽車工業發展在1950、60年代仍在逐步摸索建立其特色，1970年代後，兩次石油危機給予日本汽車展現省油特性的機會，相較於歐美高級車著重的尊榮、豪華、性能等特色，日系車廠著重的省油、耐用、品質特性逐漸獲得台灣民眾信賴，成為日常生活最熟悉的國民車。日系國產汽車雖然在安全配備上較不完善，但車廠透過廣告強化了其優勢，包含適用的排氣量、後勤維修、妥善率、二手市場的良好保值性……等，讓民眾對日系車廠產生信賴、穩定、安心的良好印象。相比之下，其餘非日系的汽車便面臨考驗，尤其是美系、法系等車廠。日系汽車在台灣便仰賴著民眾

堅實的喜好，在台灣汽車市場上持續的良性循環。

臺灣中古車失竊率特性研究

為了解決三菱中古車行情表的問題，作者陳國座 這樣論述：

近年來臺灣地區中古車市場熱絡，不論在交易量或流通量上，中古車皆佔有很大的比例，惟以往對於汽車竊盜之研究並未特別區分「新車」或「中古車」加以探討。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瞭解中古車與新車在失竊特性上的差異性，及汽車竊盜犯罪人（尤以職業型汽車竊盜犯）面對「新車」與「中古車」，其犯罪過程中之決意（目標物之選擇）與「贓物市場」之間的連結是否不同。本研究以量化的數據統計分別取得「新車」與「中古車」失竊率變化趨勢，並以質化訪談來探討現象背後的原因。 數據量化分析方面，本研究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取得1999至2009年度共計11年臺灣地區所有登錄的官方汽車失竊紀錄，輔以各年度車輛登記掛牌總數、各

廠牌各年度銷售數量，來分析車輛的出廠年份、車齡、廠牌與其失竊率、尋獲率之間的關聯性與十年來的變化趨勢；質化研究方面，則以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對汽車竊盜犯（包含職業型及業餘型）進行深入訪談，瞭解其犯罪動機、偷車計劃、標的物選擇、犯罪過程及銷贓管道及刑罰對其等嚇阻性等，並藉由上述分析及訪談所得資料，來探討歷年來各項汽車竊盜防制政策（如財物標籤等）之成效。 綜合上述分析及訪談所得資料，本研究發現，首先，整體來說失竊率的變化與車齡的關係呈現雙峰現象，車齡2至3年的新車及若干年後的中古車失竊率較高，其中新車的失竊率受到車齡的影響較大，愈新的車輛在銷贓市場價值愈高，犯罪酬償因而提昇了汽車竊盜犯的犯罪

動機；而若干後的中古車失竊率較高，除因汽車本身防盜能力較差，車輛本身價值低，車主較不在意，行竊容易，淪為業餘遊樂型及作為交通工具之用的汽車竊盜犯下手目標外，另因銷贓市場「借屍還魂」需求，汽車竊盜犯需取得特定出廠年份、廠牌之車輛，故車輛之出廠年份主導了一定出廠年份之後「中古車」失竊率的變化。 另不同廠牌因銷贓市場需求不同，其失竊特性差異甚大，探討國內汽車銷售前6名之廠牌，「國瑞豐田」的失竊車輛以新車為主，「中華三菱」、「裕隆日產」及「福特」的中古車失竊率比新車較高一些，而「本田」及「馬自達」則因銷贓市場對特定出廠年份與車款有較大需求，因而推昇某特定出廠年份與車款之失竊率。 依據本研究

結論，要降低中古車汽車失竊率，可採用「情境犯罪預防策略」，從「強化被害預防」及「落實良好防制策略」著手，在「強化被害預防」方面，可藉由「增加犯罪困難」、「提昇犯罪風險」及「降低犯罪酬償」等手段；另在「落實良好防制策略」方面，則可透由「強化歷史失竊資料建檔與分析（資料採礦技術）」、「考量車輛屬性納入竊盜防制」、「查贓工作的改進」、「犯罪熱點（hotspots）的建立」、「加強車輛車牌辨視系統的建置」、「結合政府資源，路邊停車系統與警政失車檔案系統連結」及「落實執勤員警教育訓練」來抑制汽車竊盜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