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視天線安裝的問題包括Mobile01、8891、PTT，我們都能找到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立法委員林佳龍今(21)日在立法院院會提出臨時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研擬方案補助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等購置與安裝數位電視機上盒，該提案在院會通過，並送請行政院研究處理。

101年7月1日無線電視將進入全面數位化，中部地區已率先自5月7日起關閉類比訊號，卻引發大量民眾抱怨無法收看電視，因為目前政府僅補助低收入戶免費裝置數位電視機上盒，林佳龍委員在立法院提出臨時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研擬方案補助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等購置與安裝數位電視機上盒，且對於交通不發達的鄉鎮，很多民眾尤其是老年人不知道如何購買數位機上盒及天線，政府應積極協助，由村里幹事和技術人員一同到府服務。

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服務數位化相繼在今年7月1日及民國104年全部完成，為確保民眾免費收視無線電視服務的基本權益在數位轉換階段以及嗣後完成全面電視服務數位化，不受任何影響，林佳龍委員也要求行政院應加速推動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在其經營區域內免費提供社區共同天線服務，轉播全部無線電視電台之節目及廣告，以維護民眾的收視公民權。

目前民眾收看數位無線電視必須加裝天線及數位機上盒，林佳龍委員認為政府基本的任務要提供免費的無線電視，作法上則可採行補助鄰里，架設社區共同天線或共同碟盤，讓民眾可以收看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林佳龍委員在本會期已經提出法律修正案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就是要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必須在其經營區域內，同時提供免費的社區共同天線服務，協助民眾隨時免費可收看所有的無線電視台，以落實政府推動廣電普及服務的重要義務。

為了解決數位電視天線安裝的問題，作者陸靖天 這樣論述：

過去 25 年載的歷程,每年遇上分組付費政策的討論,議題熱度與考量層面,總喋喋不休,借鏡國外案例,此項政策應能健全發展，不需要如此眾多的反應;然而就台灣有線電視的演進過程加以議論,或可定義為產業里程的意義。回想有線電視從共同天線轉成第四台,再從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轉成有線電視系統,就歷經整整20年的時間。當年群雄盤據的戰國時代,有線電視業者為能加速市佔與安裝率,於是投機的整合出大鍋飯的收費方案,也因此造就了民眾的消費習慣。 由此可知,有線分組與多元付費選擇機制的發展,不但面對要顧及民眾的收視習慣難以教育之外,又要思考如何突破業者穩定獲利,較無意願打破現有收費機制的經驗法則;更高門檻的癥結是,主

管機關須處理系統與頻道業者每年商議授權費與頻道定頻的複雜協商。於是不難想像,試圖改變市場的遊戲規則,其環節乃在於推動的時機,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竟然需要如此漫長的過程。台灣有線電視一直未能順利推動分組付費的因素,是因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卡於私接戶或其他緣故所造成,導致上下游一直無法以無誤的數據,以及營造合適的交易模式。 2012 年開始,主管機關開始積極推動有線全面數位化,接續實施以數位成長率換取有線費率綑綁的機制;進而,推出「有線電視經營區擴大與跨區經營」及「開放新經營者申請」兩項政策,著實徹底顛覆有線系統經營的生態。這些足以撼動產業歷史的演變,逐漸連動有線電視價格戰與頻道代理市占率的重大巨

變,分組付費的議題又被來議論。有線分組付費政策延緩的情節,確實要比原先規劃的理想實踐更複雜與現實許多。例如分組付費機制的推動可能引發主流頻道廣告的既有利益、頻道代理商與系統業者間之上下游頻道授權與分潤機制將受影響、對有線收視戶的固定收入與頻道購買盤算必然異動,以及對同質與非同質的新進入市場運作策略將面臨崩解等複雜來由,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議題。尤其是,台灣的各項大選帶給主管機關經常存在「優柔寡斷或進退維谷」的決策窘境,只好故步於「科技掛帥與市場定奪、業者統御與消費選擇,甚至是政策引導與業者拍板」之間不斷拉扯。有線分組機制有幾大特性,然而確切的是,仍以向下分組的規畫為前提。諸如最陽春的基本組合需

低於兩百元,單頻單買或頻道套餐加值包組合,突破過往最高六百元的收費上限。此外,有以下幾項配套機制的調整亦同步值得注目,其中包括基本頻道組合必須全數是高畫質或超高畫質頻道、基本頻道授權費用支出占收視費用收入達 50%者可高於 600 元收費規範、同意系統業者自行組裝第 3 組以上基本頻道組合、系統不得拒絕頻道事業就其所經的頻道訂定收視價格讓訂戶選購等方案。有線電視上下游的業者基於提升投資報酬率,如果能因分組付費的實踐,讓市場開始從量的經營立場導正於重質的操作,進而將以往以影音頻道的多寡之競爭策略,自然會因寬頻服務的加多而有所調整。可以想知的是,有線分級收費的議題,並非僅在單一環節上逗留便可虛應故

事,應當盡快在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架構共出一套合理收費模式,才是其核心所在。

為了解決數位電視天線安裝的問題，作者馮波 這樣論述：

為了解決數位電視天線安裝的問題，作者古欣玲 這樣論述：

科技創新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而擁有權力代表可支配的能力。如何能獲取最大的權力，一直是各國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從二十世紀中期後的幾個重要歷史事件，探討科技發展如何影響國家權力的轉變。以中美兩國的經濟、政治與科技的綜合發展，透過文獻回顧、官方數據及個案研究，了解定位衛星與物聯網技術的軍民融合之發展，論證科技的發明足以改變國際關係。實際上，從中國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後產生的影響，說明科技發展加速中國的崛起。因此，研究發現部分科技的發展造成中美在國際社會上的競爭，表面上是企業對企業的實力較勁，實際上企業的背後是以國家為主的賽局，打破以往國際的談判模式，進而產生一種國際關係的新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