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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夾心爵士派

為了解決coleman內掛帳的問題，作者陳榮彬 這樣論述：

本書為《當電影遇上爵士》改版新書。 為什麼爵士樂與電影的淵源最深厚？爵士樂的「聲音」跟電影的「影像」又有何緊密關聯？　　透過《棉花俱樂部》、《菜鳥帕克》、《黑潮麥爾坎》、《賭國風雲》、《樂士浮生錄》等40部不同類型的電影，讓您徹底了解爵士樂的類型與發展歷史。 　　電影配樂大師伯納．赫曼（Bernard Hermann）曾說：「音樂是電影不可或缺的『接著劑』，幾乎和攝影一樣重要。」而與電影淵源最深厚的，就是「爵士樂」。 　　從1927年的《爵士歌手》開始，「爵士樂」就成為電影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甚至劇情與爵士樂壓根兒沒有任何關係，導演也不忘在電影中播放幾首爵士樂插曲。 　　雖然，爵士樂總被

人認定是雅痞與菁英文化的象徵，但爵士樂其實是美國南方文化在二十世紀初，經過長期孕育而發展出的一顆豐美果實。它象徵著潛藏在美國社會與歷史中的緊張關係——特別是有關種族的矛盾。它的音樂形式處處讓人感到驚奇，但是只有熟知其背景的人，才嚐得出箇中苦澀但絕美的滋味。 　　為什麼光影可以揮發出「爵士原味」？爵士樂的「聲音」跟電影的「影像」又有何關係？浸淫、研究爵士樂十多年的陳榮彬，將帶您從電影的角度，充份品味、發現經典爵士樂的精采演出。 作者介紹 陳榮彬 　　1973年生，政大哲學系碩士，目前就讀輔大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興趣為「非裔美國作家的爵士文學」與「文學批評」。曾任康寧醫專講師，長期於《都會搖

擺》與博客來網路書店撰寫爵士樂評。譯作包括：《奴隸、電影、歷史》（左岸）、《永遠的都柏林人：喬伊斯的流幻之旅》（左岸）、《繪畫與眼淚》（左岸，曾獲選《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以及《隊友情深：紅襪四人組 最後擊掌》（遠流）。電子郵件信箱與MSN帳號：[email protected]，歡迎意見交流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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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對績效目標接受與結果責任歸屬的態度探析：參與式管理的準實驗研究

為了解決coleman內掛帳的問題，作者陳昭瑜 這樣論述：

績效管理制度，不論在私部門或政府的管理思維中，已有根深蒂固的發展，但績效管理的效果是否在組織中真正發揮卻仍深受質疑，且績效資訊被確實運用者為相當少數，然而，組織成員對於績效管理制度的接受態度將會對績效資訊運用產生直接的影響。 我國警察體系一直強烈存在「績效掛帥」的現象，近期的紓困方案案也引發追求數字的績效困境，而類似的數字競逐的績效遊戲在現行的體系中屢見不鮮。然而，針對績效目標設定的方式，在傳統績效管理制定的過程中，由上而下途徑制定績效目標為主，而組織基層成員在績效管理指標訂定的過程中缺乏充分表達意見的管道的機會，使組織成員上下級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資訊不對稱與認知差異，進而引發組

織基層成員對績效目標接受度不佳以及缺乏認同感的情況，更使整個績效管理制度流於形式化的存在。 面對績效管理制度形式化的危機，透過將參與式管理導入績效目標設定的過程之中，提供發聲的平台，在組織成員達共識的情況下產出績效管理指標，是否可能改善組織成員對於績效目標的接受態度？再進一步探析績效評估結果的責任歸屬，根據自我肯定理論，組織成員在績效評估結果表現不佳的情況下，可能將較多的責任歸因於自己以外的對象，以維護自身的形象，若績效目標是由組織成員共同制定，面對績效評估結果是否難以規避究責？ 過去文獻中，公共行政學界研究多聚焦在績效管理理論與衡量指標的建構上，重視從實務面的問題找尋解決的策略，但缺

少以實證研究針對績效管理進行問題剖析，且特別較少從組織成員的觀點進行研究。針對參與式管理導入績效目標設定實際的效用仍然是一項未知數，期望透過實證的方式彌補文獻的空缺。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將採用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中的調查實驗（survey experiments），以某直轄市政府警察分局所轄的5個派出所之基層警察同仁為研究對象，分析不同組別受試者態度之間的差異，並解釋可能的原因。本研究發現當基層警察同仁參與績效目標設定，提供可以對績效目標設定的表達意見機會，減少上下層級之間的溝通隔閡，在制定者與執行者共識下的績效目標，便能使警察同仁提高對於績效

目標的接受度，但以警察同仁自身曾經參與的指標衡量績效表現時，面對績效結果，組織成員仍可能為了其他目的，在責任歸因上採取策略性的責難規避行為。特別當績效結果亮眼的情況下，警察同仁會將功勞歸因於自己，透過表現佳的成果作為自己工作表現的背書；相對地，當績效表現不佳時，警察同仁可能會將責任歸因於派出所以外的其他對象與制度，藉以維護自身的形象且避免責任承擔。另外，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參與績效目標設定可以使基層同仁提高對績效目標的接受度，但在參與績效目標設定後，並不會對責任歸因產生顯著影響，其中組織授能才是真正影響警察同仁對責任歸因的關鍵之一。 然而，無論在是否參與績效目標設定或者績效評估結果好壞的情

況下，本研究發現警察同仁均普遍認為績效評估結果應該由績效管理制度承擔最重的責任。當組織成員缺少對績效管理指標的接受，將績效評估視為一種要求，並非提升工作績效表現的一項有益工具，將不利於組織藉由績效資訊的學習與發展，也引發績效資訊是否發揮真正效用的危機。 參與式管理的理論，對改善組織成員對績效目標接受是否成功發揮效用至關重要，文獻中卻缺乏瞭解影響組織成員對於績效目標接受程度的相關因素，更少以實證研究針對績效管理進行問題剖析，本研究藉由準實驗設計的實證研究方法，檢驗我國警察同仁參與績效目標設定與績效目標接受之間的影響關係；再進一步借用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在重視績效評比的警政體系中，探討警察

同仁對績效評估結果責任歸因的傾向，將更深刻的影響績效資訊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