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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才有鬼：修煉故事之眼

為了解決一刻鐘解釋的問題，作者謝文賢 這樣論述：

23道修煉故事創作心法，引領讀懂故事精髓，看見故事亮點。 　　想成為稱職的作者？你得先當一個稱職的讀者。 　　跟著故事引導師貓印子（謝文賢），從中外名作、電影動漫，一起讀見情節、讀見角色、讀見動機、讀見結構、讀見文字、讀見作者，甚至超譯作者，窺探分析內化，修煉你的故事之眼。 本書特色 　　☆以修煉為主軸，走進寫作新視界，找到故事「心」視野。 　　☆參照書中範例，搭配方法與事例舉隅，打開故事靈犀之眼。 　　☆以「故事怎計算」，搭建學習鷹架，習得寫故事的訣竅。 名人推薦 　　文壇重磅推薦★王淑芬、蔡淇華、祁立峰   　　專文推薦★宋怡慧、吳德淳 各界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說故事原來並不難，只要有「眼」就能照應全文。看了這本書才知道，故事竟然不是只有角色和情節，故事還有形狀、情緒、選擇、演技……等好多好多。跟著貓印子老師的獨門祕技，一起修煉「寫作之眼」吧！——王楷甯／國資圖 二○二一 書香騎士、埔里國小五年級 　　深刻解讀精采的故事，理解故事隱藏的技巧，寫出精采動人的故事，都在《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得到滿足，而且此書有大魔力，讓人停不下來的好看。——李崇建／教育工作者 　　每個會說故事的人，總是特別理解自我與世界。故事讓人理解人生，故事帶著人旅行。這本書讓人讀懂故事，讓人學會述說自我。——李啟嘉／安樂高中圖書館主任 　　讀貓印子的書，簡直像

在聽他說書，旁徵博引、趣味橫生，常常讓讀者不自覺的微笑，整個閱讀經驗感覺被溫暖的對待，我很享受貓印子順暢的文字跟心靈的陪伴，你也會喜歡。——吳在媖／兒童文學作家、99少年讀書會創始人 　　寫作沒有捷徑，除了深讀閱讀和思考，還需要適合的寫作方法，對世界的好奇與生活的觀察。市面上關於故事寫作方法的書不少，這本書特別之處，在於文賢老師透過大量舉例與方法實證，不管是繪本、電影、經典文學、課本文學，都可以發現不同的故事寫作方法。這些故事，是青少年熟悉的，用最熟悉的故事學習寫作，是貼近青少年的。作者分析不同作家怎麼寫作自己的作品，讓青少年讀者可以直接實作練習。作者也運用故事實例，告訴大家，寫出故事大綱的

重要性，如何舊瓶裝新酒，創造屬於自己的觀點與視角，寫出屬於自我風格的作品，培養屬於自己的故事力。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故事寫作書，不只適合青少年，也適合想要深度了解故事寫作魅力的大人。——吳雯雯／送報伕創意閱讀寫作坊執行長 　　貓印子長期修煉故事之眼的招式，不同於學院派的理論書。從故事外觀開始，帶你進入本體看見每一個小水滴。——余曉倫／竹東瓦當人文書屋負責人 　　上一本《因為所以有故事》已經這麼精采，這本《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更上一層樓，把故事講解得好迷人。這樣子讀故事，實在太滿足了！——官淑雲／曉明女中圖書館主任 　　作者用他的寫輪眼，一步步揭露故事創作的每一項要素，想成為小說界的

火影忍者，就讓這本書領你進村。——高普／小說家、編劇 　　透過閱讀故事學會看懂故事， 　　透過拆解招式學會開著外掛， 　　修煉絕佳的說故事功力。——陳季秦／臺中市立東山高中國文老師 　　在這本《看得見，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裡，「太陽」教我們刻畫完美的陰影；「月亮」教我們寫出自己的觀點；還有故事裡的「神」與「鬼」、「生」與「死」……，篇篇精采！跟著貓老師修煉故事創作的眼光和手感，就從當一個「讀者」啟程。——張佳詩／《看故事，學寫作》作者 　　作者將閱讀故事轉化成創作能量，他的篩網有最縝密的孔洞，從百年經典到復仇者聯盟，不放過任何好故事。這本書教你如何像一位創作者思考，甜言蜜語的閒聊不是閒

聊，角色的情緒不算情緒，戲演完別急著散戲。英雄當如IRON MAN；創作當如謝文賢。——張詩亞／《看故事，學寫作》作者 　　寫得太棒了，真羨慕文筆好的人，貓印子來說故事，讓故事更有故事。——張嘉亨／臺中市立新國中校長 　　你說，貓印子寫的是故事嗎？不是，他寫的是一隻貓，一隻觀察敏銳、身段柔軟，滑到哪裡都自有姿態的貓。——張雅婷／點點作文樂學堂創辦人 　　跟著貓印子老師修煉故事之眼，這本書我也是跪著讀了：閱讀故事，不再只是在作品上打轉，閱讀的範疇應是作品應用過程、評價與詮釋的整體。以往在閱讀故事時，大都集中在主角人物與故事情節的推展，但從此刻開始，即將重新計算故事，重新定位故事形狀、角色與

搭檔元素使用、故事的情緒與呼應，讓故事發展的選擇不再平庸。——張文銘／教育部閱讀推手、臺中市漢口國中主任 　　謝文賢（貓印子）這本書從多元觀點及視角導入寫作技法，對故事創作及文本閱讀剖析極富啟發性，是值得收藏的好書。——陶美華／汶萊《思學坊》創辦人、教育工作者 　　故事命名比故事重要？故事怎麼可能水滴狀？舊瓶裝了新酒還能讓讀者追問：「然後呢？」這，貓印子就有這個本事。——喜菡／《有荷文學》雜誌發行人 　　套一句書中的話：「我著了道，只能跪著讀了！」貓印子像是《莊子養生主》提到的庖丁解牛，用極具創意的方式拆解故事的各種元素，享受閱讀趣味的同時，也讓故事創作變得遊刃有餘，讓人躍躍欲試。——黃

詩君／葫蘆國小教師及創意語文教學講師 　　快跟著這本書修煉故事魔法！讀完了，你一定會擁有獨到的眼光和思維，閱讀和創作故事——劉清彥／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兒童節目主持人 　　擅長說故事、品味故事的故事魔法師—貓印子，總能用充滿溫度的眼眸、心靈與筆觸，陪伴每個嘗試開展讀寫故事的學習者。這本書，就是最美好的相伴，它讓經典故事和創意理論不再有距離感，更是語文教育工作者和學習者的源頭活水，跟著它一起開啟從「越」讀進而「悅」讀的修煉旅程吧！我始終相信，能投入享受故事的人，是極其幸福的。——劉芳佳／高中國文教師 　　這是一看就能上手修煉故事的魔法書。小說家文賢老師，用富有創意的標題、輕盈明快的解說、具

體明晰的寫作策略，讓人心領神會於中。——蔡玲婉／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你也有塵封許久的草稿嗎？每次都只能對著空白畫面乾瞪眼卻遲遲無法下筆？快來翻開這本書，從古今中外文學名家的作品汲取創作靈感。現在就來開啟屬於你的故事！——簡楷芳／高中自學生 　　貓印子是讀書人，也是文學家，他結合自身閱讀與創作的心得，提煉成這本深入淺出的好書，帶我們一窺說故事的奧祕。——羅志仲／溝通與人際關係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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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佛」與「合儒」之間：清初天主教士人張星曜的思想歷程

為了解決一刻鐘解釋的問題，作者黃文信 這樣論述：

本文藉由對清初天主教士人張星曜（1633-1715後）早期「闢佛」論述的分析，探究其思想轉向「合儒」的歷程，以及入教士人與清初思想之間的可能關聯。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雖然動盪不安，在思想上卻表現出多元的樣貌，明季進入中國的天主教亦參與其中。傳教士將西學帶到中國，與儒、釋、道進行交流、辯論與融合，不只影響明末清初思想的發展，亦吸引不少儒家士人改宗天主教。到了清初，因傳教士人力缺乏，中國教徒成為支撐天主教社群的關鍵，入教士人亦有活躍的表現，張星曜正是其中之一，然而目前對張星曜等清初入教士人的深入研究尚不充足。既往研究者傾向關注張星曜在身分認同張力下形成「合儒」思想的結果，卻較為忽略其從「闢佛」發展

到「合儒」的過程。本文首先梳理張星曜所處的清初社會與思想之發展，接著對其兩本「闢佛」著作《〈闢畧說〉條駁》與《歷代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進行分析，探究張星曜早期「闢佛」論述所呈現出的思想樣貌與其背後的清初脈絡。最後透過與張星曜「合儒」論述的比較，重構其思想從「闢佛」朝向「合儒」發展的傾向，釐清背後清初脈絡的影響，藉以呈現張星曜在長時間信仰歷程中思想世界的發展與轉變。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Ⅴ：鄉村婚禮籌備1897-1915

為了解決一刻鐘解釋的問題，作者FranzKafka 這樣論述：

二十世紀影響最深遠、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短篇作品完整面貌，首次由德文直譯繁體中文 卡夫卡逝世90週年紀念，最佳典藏版 　　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德語作家法蘭茲．卡夫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創作，其中多為中短篇，然而，一直以來這些作品並沒有完整且貼切的繁體中文譯本，供我們有系統地深入認識這位偉大的靈魂，僅有〈蛻變〉、〈在流刑地〉與長篇小說《審判》、《城堡》為人所知。在卡夫卡逝世90周年之際，台灣讀者終於等到了。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完整收錄卡夫卡生前出版的著作，是目前最完全、最有系統，且最貼近原作風貌的繁體中文譯本。《卡夫卡中短篇全集》依據最新勘訂、還原卡夫卡創作風格的德語版本所翻譯，並且依寫作

發表的年代順序編輯，讓讀者對卡夫卡的寫作脈絡與風格演變更有體會。 　　本輯收入卡夫卡少時作品，未曾在台翻譯出版；其中，〈一場戰鬥紀實〉與〈鄉村婚禮籌備〉各有二與三個版本，可見卡夫卡的創作歷程。這些作品環繞疏離與邊緣，呈現陷入其中的矛盾與掙扎。〈一場戰鬥紀實〉自中途退席的宴會開展，帶有濃厚幻想色彩，穿梭現實與想像之間。〈鄉村婚禮籌備〉著重心境變化，敘寫抗拒回鄉結婚、甚至可說是抗拒社會儀式的男人心情。〈鄉村教師〉則寫出在困境中的徒勞。作品的完整度雖略有差別，但細節同樣引人入勝，可看見卡夫卡對社會的敏銳描寫與回應。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Ⅴ 　　有來（1897） 　　多少話語（1909） 　　小靈

魂（1909） 　　一場戰鬥紀實：第一版、第二版（1904-1910） 　　鄉村婚禮籌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1907-1909） 　　鄉村教師（1914-1915）   作者簡介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生於奧匈帝國領地波西米亞王國（今捷克）首都布拉格，父母皆為猶太人。母語為德語，入德語小學、中學、大學；在他的時代，布拉格說德語的人口僅百分之七，在城裡遺世獨立如孤島。卡夫卡大學原修習化學、日耳曼學與藝術史，後遵從父親期望改習法律。190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後入布拉格法院實習一年。1907年，入「忠利保險公司」（Assicurazioni G

enerali）擔任臨時雇員，1908年，二十五歲的卡夫卡入波希米亞王國的半官方機構「勞工事故保險局」任職，直到1922年因病退休，在此工作長達十四年，間中歷經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奧匈帝國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建立。1917年，三十四歲的卡夫卡開始咳血，經醫師確診為肺結核，爾後開始四處療養，同時寫作不輟，同年與未婚妻菲莉絲．包爾（Felice Bauer, 1887-1960）二度解除婚約。1923年9月，卡夫卡移居柏林，與女友朵拉．迪亞芒特（Dora Diamant, 1898-1952）同居半年，翌年返布拉格，再往奧地利維也納附近的基爾林（Kierling）療養。1924年6月3日

，卡夫卡逝世於基爾林，並在布拉格留有遺囑給摯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 　　卡夫卡生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說，自1912年起至1924年逝世前後，計有《沉思》（Betrachtung, 1912）、《判決》（Das Urteil, 1913/16）、《司爐》（Der Heizer, 1913）、《蛻變》（Die Verwandlung, 1915）、《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1919）、《鄉村醫生》（Ein Landarzt, 1920）、《飢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 1924）與報章刊載短篇數則。所著三部長

篇小說《審判》（Der Prozeß, 1925）、《城堡》（Das Schloß, 1926）與《失蹤者》（Der Verschollene, 1927）皆未完成，依卡夫卡遺囑應當被焚燬，然布羅德並未遵照，反為其一一出版，並將《失蹤者》更名為《美國》（Amerika）。卡夫卡的大量遺稿、日記與書信，後來也收錄於布羅德所編輯的《卡夫卡全集》當中。 譯者簡介 彤雅立 　　1978年生於臺灣臺中，輔大德文系畢，輔大德文研究所，現為柏林自由大學電影學博士候選人。以寫作、文學翻譯與鑽研德國電影為業，曾任2009年第11屆臺北電影節柏林城市專題節目策畫，2007年第8屆臺北詩歌節文案與翻譯統籌，作

品曾獲臺北縣文學獎、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等。著有詩集《邊地微光》、《月照無眠》，主編並翻譯《月照無眠詩聲雜誌》。德語文學翻譯包括艾芙烈．葉利尼克《美妙時光》、法蘭茲．卡夫卡《給米蓮娜的信──卡夫卡的愛情書簡》（合譯）、馬庫士．歐思《被帽子吞噬的男人》、《床底下的女人》（合譯）等。   1.有來（1897）     2.多少話語（1900） 3.小靈魂（1909） 4.一場戰鬥紀實（1904-1910） 第一版 第二版 5.鄉村婚事籌備（1907-1909）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6.鄉村教師 （1914-1915）   導讀 　　 它滲透：界定不明的卡夫卡小

說藝術張亦絢 　　 　　莫洛亞在為屠格涅夫立傳時，曾引用一句他人之言：最初獲得的東西，會在最後失去。收在這篇集子裡的作品，可以說，就是卡夫卡的「最初」。而它的重要性，或許也帶有「最後失去」的綿長韌性意味。 　　 　　〈鄉村教師〉：挫敗有感。 　　 　　收在書中最末的〈鄉村教師〉，乍看是關於一個「幾乎難有出路的困境」。一個比較悲觀的鍾肇政，會給我們一個充滿現實細節並隱含控訴的《魯冰花》；一個突梯又性喜諷刺的坂口安吾，會寫出混合鬧劇與悲情的〈肝臟醫生〉──這三部文學作品，風格與重點還是有不同，但都有一個類似的出發原點：「真誠，但沒有影響力的人。」在《魯冰花》中，那個人是懂得兒童天才的美術老師；《肝

臟醫生》中，是發現怪病卻不為人所信，而被譏為肝臟醫生的草地醫生。在上述兩個例子中，都有明確的受害者，《魯冰花》中是貧困的鄉村小天才，《肝臟醫生》中是病眾──然而這些社會關懷面向，看似在卡夫卡的〈鄉村教師〉中隱形了──我稱它為隱形，而非消失，我會在下面解釋。 　　 　　讓我們發現這些「沒有影響力的人」的導火線，卡夫卡將它刻意寫得更加不足為道──鄉村教師受委託調查，村裡發現的大鼴鼠。雖然受了委託，但他卻發現他的工作沒有價值──為什麼工作會沒有價值呢？沒有錯，他做得不夠好，但其他人，是否應該出面援助，而非輕視忽略呢？這時一個「騎士」出現了，小說中的「我」──然而這個外援有個怪異的特點，與其說他是關心

「事態的發展」，他更在乎的是鄉村教師「受苦的靈魂」。 　　 　　我們原本以為鄉村教師失敗，是因為他是「人微言輕的鄉村教師」，但是拔刀相助的騎士──這個不是鄉村教師的人，讓自己變成「鄉村教師第二」那樣地，照做調查之後，卻也一樣失敗了。騎士這個「成為第二」，以及「第二不意又成為第一」的安排，非常值得我們深讀。「我」從來沒有簡化鄉村教師只是貪心或是神經質，騎士的態度可以說是，始終認為他面前對象的行為，都是情有可原的。騎士在這裡，是一個「了解他人的存在」。 　　 　　小說裡，描寫了各種傳播工具與方法，如何反而導致誤解加深，「信息更加傳播不開」的「傳播就在反傳播」現象──但卡夫卡卻不以一種讓我們頭痛欲裂

的方式書寫，他把它們寫成一個接一個的笑話。即便我們感到好笑，一邊卻又明白，如果這讓我們遇到，肯定笑不出來。在此，卡夫卡令關於人類事務的悲傷知識，變得好懂又好記。 　　 　　貫串整個小說的，是雙重的徒勞。目標沒達成，信賴沒建立──兩個並非完美的人，就連完美的分離，也困難。這是一篇非常美的小說。所有不可思議的錯誤與痛苦，卡夫卡都不將它誇大為悲劇特例；相反地，當鄉村教師發出「他們用呼吸奪走他人的想法」那麼刺耳的輕喊時，卡夫卡都讓我們感到，那幾乎就像一日之中一次深深的歎息：那麼樣的生活，那麼樣的日常。這兩人所要歷經的繁瑣折騰，在卡夫卡筆下，這些苦難都變成心甘情願的忍耐雜技。「要善於忍耐。」我彷彿聽見契

可夫出聲讚美。 　　 　　在這裡，忍耐不是受虐狂，我們都知道那句「沒有人是孤島」的詩──但在一個社會中共同生活，現代人常掛在嘴上的「尊重」是遠遠不夠的──小說裡的兩大敗將，並非一方忍耐一方，而是彼此彼此。那是確立他人與己不同，然而卻不將他人抹煞的基本人性。這個「非忍住不可」的局面，是先於任何社會問題、外敵或危機存在的──尤其不能以困難的解決、明天的勝利做為相忍互愛的號召──如果報償是確定的、成功是事先保證的──忍耐就毫無意義。惟其努力可能有反效果，愛他人也可能被踢掉牙齒，忍耐在這裡，才有它人性的珍貴意義。忍耐是心靈的勞動。 　　 　　〈鄉村教師〉中，樣樣都糟糕，事事都白廢，簡直就像一個「不斷有

門，門卻不斷打到頭」的災難現場。但這兩人短暫卻又真實的相互捆綁，狀極滑稽，卻仍予人一種異常的燦爛之感。因為，沒有人會笑，兩個互相幫著離開火場的人，臉多髒，腿多跛，又是如何不小心，把拉著抱著的另一人，摔落地上。──如果與上述鍾肇政與坂口安吾的傑作相比，卡夫卡的寫作重點離開了抗議小說的慣性軌道：他不引導讀者認同弱者被輕蔑的苦悶或尷尬，他更強調的效果是，「誰都可能是鄉村教師，誰都可能是騎士」的顫慄──想像，於是形成了良知。卡夫卡的小說不教育，它滲透。 　　 　　敏銳如卡夫卡，描繪起人類社會，經常如一步一尖刀的刀山──但他的主角仍然恆常，甚至平衡地走著。就算眼前沒有任何「社會問題」，然而沒有這種願為自

己與他人走尖刀的忍耐勇氣與準備，考驗來臨時，人類又解決得了什麼困難？成得了什麼事呢？光是兩個人打招呼，都有可能先打起架來——人類有時就是如此不可理喻。在卡夫卡的小說中，之所以經常將「任務性難題」寫得朦朧或荒謬滑稽，與卡夫卡更關心這個刀山性的基本難題，不是沒有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卡夫卡的(社會或政治)關懷是高度隱形，而非不在的原因。 　　 　　〈鄉村婚禮籌備〉：前身有感。 　　 　　在電影《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帕索里尼(Pasolini)拍過一個經典鏡頭。納粹玩各種猥褻遊戲後不夠，還命兩個少男少女玩「完婚」。一男一女赤身披冠，狀似新郎新娘面朝觀眾，走出婚禮台步。撇開對納粹意識型態中假借秩序

殘人的政治批判以外，這一鏡還容許另一層分析：婚禮，乃是一種表面形象的政治。是把眾人的歡樂，建立在兩個人可能不為人知的痛苦之上的人間表面形象之一。這些表象，可能遮蔽住，表象後隱藏的命令或淫穢暴力。女藝術家妮基‧德‧聖法(NikideSaintPhalle)也有一個新娘雕塑──慘白禮服表現了摧枯拉朽的死亡意象。──藝術家都不喜歡婚禮？容我稍作討論。 　　 　　婚禮是種儀式，它是制度的表象化。在這個表象中，語言被法律固定住了──也許雙方都幸福，但在表達的層面，它被高度一統。婚禮做為一種新人結合的表示，同時禁止了表達其他事項──這種強大專制的暴虐，不一定是相處的暴虐，而要從表達系統中，規範的暴虐來理解

。儀式總是貫徹某個意志，壓制其他──司儀主持發言，但也主持沉默。我建議要將卡夫卡小說中的婚禮，放在儀式封閉性的問題上來認識。儀式「開口與封口的兩面性」很難不引起藝術家關心。因此，它還激起對死亡的想像，這不只因為新人放棄若干自由，也因為它刻記了成熟──眾所周知，子女誕生，往往令父母想起自己更近死亡。因此，婚禮，在向觀禮者頷首微笑的同時，也是焦慮來源──但被要求壓抑。──會被困擾的，不只是對婚姻又愛又怕的「纖細的卡夫卡」，被認為相對堅強、世俗的歌德，也有不輕的「結婚病」──亦即結婚一事，會使人發病也。我們未必要從卡夫卡本人在婚約上經常發暈的經歷，來讀這篇作品。──如果拉開視野，也許可以承認，結婚病

、戀愛、死亡或是性，原本就是難以迴避的主題。藝術家從中汲取靈感，遠比我們想像的自然。小說不是造型藝術──帕索里尼的弔詭圖像與德‧聖法的恐怖白色，到了卡夫卡手上，他的表現技法，在於置入時間。 　　 　　書中收錄三個版本的〈鄉村婚禮籌備〉，完整度有些懸殊。但無論哪個版本，重點大概都放在「回鄉：前去結婚的一路上」。——無論婚禮是天堂或地獄，小說在意的是抵達之前的路程/時間。這種利用時間與空間上的轉移陣地，將主題改頭換面的手法，在藝術表現上，並沒那麼不常見。但卻往往令人耳目一新。〈鄉村婚禮籌備〉是很好的例子，示範小說如何能以最小的移動(透過旅程寫結婚的前生與前身)，達成最大的改變(以此加入了對婚禮少有

的視點──或說，在主角對婚禮「幾乎視而不見的轉開目光」中，併呈了婚禮的可見性與不可見性)。 　　 　　〈鄉村婚禮籌備〉的細節歷歷，令我們看到一種精緻的抗拒與商榷；也令我們聯想到「紀實」，既有畫面感又帶有詩性的紀實。卡夫卡也有種解散劇情的傾向。不以情節的連鎖為組織手段──就像我們在真實生活中，並不能在比較有價值的時段或比較無聊的日程中挑三揀四，必須去過每一刻鐘。主角拉邦出場時的感覺是「疲倦」，到達無人接他的鄉下時，他對自己說「我不會死」，而且已說起「思鄉病」——雖然思的鄉是拉邦原居地，但此處也是對單身的想念。照說這種主角神經質的不安應非常陰鬱，然而在「萬物盡收眼底」的卡夫卡筆下，因為爽朗細膩的緣

故，撩起的卻是堅實和悅的當下生趣。這是頗令人咋舌的。我們在這已經可以看到，如《城堡》一書，善於開枝散葉，岔出岔遠的繞行寫法：也是未達目標物即止！ 　　 　　在第一版中，拉邦沒有錶。二版時在起頭就插入拿錶對時的敘述——這個更改勢必帶動第一版中關於時間段落的修改——顯然卡夫卡有意讓時間主題更居中「做梗」。在一版的結尾，拉邦想到，新娘提起自己遭人調戲。這讓我們想到在《失蹤者》中，男主角與少女一樣缺乏自衛與不被侵犯的能力，但男主角後悔洩露此事：「沒有哪個女生聽到這會安心的！」過當的男子氣概，對正常男子氣概始終是種威脅。拉邦「人在婚途」上的一路惶惶，或也與此有關。不過，重要的線索，很可能已失落在一版的幾

個缺頁中。 　　 　　在〈鄉村婚禮籌備〉的第二版中，主角做了這樣的陳述：由於書本內容正好完全無關緊要，讀者的想法不會受到阻礙......。書寫，非但不希望灌輸讀者想法，甚至不想要阻礙讀者的想法！這是多麼激烈的讀寫平等主義啊！文學不但不是填鴨，還可以說，它追尋放空的境界。 　　 　　〈一場戰鬥紀實〉：徘徊有感。 　　 　　讀〈一場戰鬥紀實〉時，很難不想起畢希納(Büchner)寫於1835年的經典《倫次》(Lenz)。雖然前者是在穩定的文體中穿過內心暴風雨，〈一場戰鬥紀實〉不像前者，具有走過一座山那樣的外在座標，但兩者都牽涉到以「走路」為軸，上演「內心動作」──如果說《倫次》將「山中行進」純化為

天然舞台，行進的角色，在〈一場戰鬥紀實〉中，被徘徊取代；行進的人，也從一人不時變為二——儘管有時這也給予我們一人幻化二人或兩人糾纏如一人的感受。——彷彿水銀般，自我，既有亮晶晶的界邊，又能滾來滾去，與人無縫融合。——流動，但還有一種金屬般的重。如同歌德在〈雙葉銀杏〉一詩中所言：「你從我的詩歌沒察覺/我是一體也是兩面？」人我界線的變幻莫測，侵入或被侵入思想的交替出現，就像《變形記》的人可蟲，以「夢中電影」視之，大可不必太糾結於邏輯或可能性，可以直接感受並超過，常被理性埋葬的無意識輕狂。 　　 　　走路是從一點到另一點，對話是以一句換一句──在這個基礎上，卡夫卡創造了律動感十足的雙雙對對。「走」這

個字，不斷出現，「走」是分開、是靠近，是忽前忽後、也是在左在右。所有的走動，都有情感的暗示性：走路，即思路。「走」在小說中，也一度變形為「騎、跑、飛、泳」──甚至「躺」等。 　　 　　在那個「射精」是以「長串車輛通過橋上」來寫作的年代，與性欲與情色有關的描述，在作家來說也許赤裸裸，現代讀者或還是有霧裡看花之感。二版的〈一場戰鬥紀實〉，有些段落確實會引起「這像同性相吸時，兼有推諉勾搭與試探的」聯想。二版時刪去了一版中看似《搜神記》式的古怪身體描述：......因為我的手臂好大，好似連綿陰雨的雲，只是更急促。......我滾動著，滾動著——我是高山上的雪崩。——好大的應該不是手臂。混合了兒語常見的

(性)器官移位表達與感官文學的精準，這段描述令人想起男孩自慰的快感。語言的晶體化令人讚歎。二版也刪去了一版中，被四個裸男抬著出現的東方胖子一角——最值得玩味的變動在於，關於我們兩人好像「雪裡的薪柴」的談話，二版時對話的兩人是躺甚至互疊在台階地面上的，一版時沒有場景——二版加寫身體，剝除了一版的抽象言談性質，使得柴薪等同二人，具像又具體。薪柴是若干語系中對男同志的古老蔑稱，在這裡可能是多義並存，供讀者參考。 　　 　　一版到二版，卡夫卡從寓言體更走向現代小說，然而兩個版本仍各有所長。說兩人相遇，朋友走來「又快又急，好似我應該接過他。」(二版)之前是「戴著黑硬帽的頭猛烈地對我伸，似乎用這些來對我表

示......」(一版)——一版還經常費事描畫，二版捨棄太仔細的交代，用字更見一躍而過的力道。二版在教堂的祈禱者身上加了「像個水手......」一詞——輕易使祈禱者的身影洶湧：教堂建造的範型前身本是船，不過水手很常與港口與妓院相連。——信仰與世俗、能力與放蕩、純真或純男性(色)——總之，這個形容一鎚定音、迴聲不絕。 　　 　　綜觀三個寫作計畫，「界定不明」都是卡夫卡的拿手好戲。他進駐了三個邊緣地帶：〈鄉村教師〉是人物的邊緣；〈鄉村婚禮籌備〉是時間的邊緣；〈一場戰鬥紀實〉是關係的邊緣——某人異性性經驗的可言說性，就如婚禮儀式在〈鄉村婚禮籌備〉般，是書寫開展的危機原點。——二版的〈一場戰鬥紀實〉，

敘述始於一人訴說異性關係斬獲的欲望，終於同性之吻。這一連串邊緣竊佔中心，誠然可以從卡夫卡執著於「不成年」的角度閱讀，但更可以視為卡夫卡，不是反抗成年禮，而是反抗成年禮的代價——那些我們名之為「為了長大成人」而進行的遺忘、喪失與斷裂，對此，卡夫卡以文學進行索賠。「稚性」在此，也是智性或至性——卡夫卡筆下如《失蹤者》中的卡爾，與〈一場戰鬥紀實〉中的男主角，都會在男人身上，哭得像個嬰孩般。光以「男性解放」看「男人淚淹男人」也許並不夠，其中或許還有「成人團結嬰孩」的連線也不一定。這種「不分」(貴賤、長幼、異同)，不以曖昧為死角，不以難言就不說——大概可以說是「越界，越美麗」。 　　 　　成長於布拉格的

猶太家庭，對被貶抑的意第緒「方言」一竅不通，卻親自撰寫講稿推廣──卡夫卡用令他覺得自己像個賊的德語寫作，遲到地學他從小失落的希伯來語。──他在地位懸殊的語言中掙扎，這絕非「多語多元文化」就可以平滑概括。學者因此描述卡夫卡在矛盾中的痛苦與成就，乃是「......以第三種語言──夢的語言，對戰來自德語的字詞」。　　 1.多少話語（1900） 多少話語在這本書中啊！它們應當回憶！好似話語能夠回憶！ 因為話語是差勁的登山者與差勁的礦工。他們既不從山上洞穴，也不從山中深處取寶藏。 但是有種活生生的想念像親暱的手，溫柔撫過所有值得回憶之事。當火焰從灰燼冉冉升起，燒紅且灼熱，強勁而有力，而你像著魔般凝視

著，然後…… 但是不可以用笨拙的手與粗劣的工具在這純潔想念上書寫，唯能寫在這些樸素的白紙上。寫於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 2.一場戰鬥紀實（1904-1910） 我們站在欄杆旁。河上吹來冷冽的風，於是我戴上手套，像夜裡待在河邊的人們那樣沒來由地嘆息，然後想繼續走下去。我的朋友卻望著水面一動也不動。然後他更靠近欄杆一些，手肘抵住鐵欄杆，把額頭埋進雙手中，模樣看起來很蠢。我渾身發冷，於是把大衣領子往上翻。我的朋友先伸展四肢，然後雙臂緊緊環胸，上半身靠在欄杆上。我羞赧地連忙開口說話好抑制住呵欠：「真奇怪，不是嗎？只有夜晚能讓我們完全潛入回憶。好比我現在就想起了一件事：我曾經在某個晚上，姿勢扭扭歪歪地坐在

河岸長椅上。手臂平放在木椅背，頭躺在肩膀，我看見對岸如雲一般的山丘，聽見有人在海灘飯店演奏的悅耳小提琴聲。河兩岸有列車頂著閃閃發光的煙來回滑行。」──我如此說道，並且極力在字詞背後編造奇情的愛情故事；情節上少不了一點野蠻與暴力的姦污。 然而我連第一句話都還沒說出口，我的朋友就發現我還在這裡，我感覺他吃了一驚；他冷淡地轉向我，對我說：「您看，事情總是這樣。我今天走下樓，想在去聚會前於傍晚先散個步，我發現我紅潤的雙手在白色袖口中前後擺動，姿態不尋常地快活，這讓我十分驚訝。因為我期待冒險。事情總是這樣。」他說這些話時又已經在往前走了，只是順帶提起一點觀察。 我聽了十分感動，可是想到自己的高個子也許讓

他不好受，心裡就難過，因為他在我身邊也許顯得過於矮小。這情況深深折磨我，儘管現在是深夜，我們幾乎遇不到任何人，我卻還是彎腰駝背，以致走路時雙手碰到了膝蓋。為了不讓我的朋友察覺這些刻意舉動，我小心翼翼地慢慢改變姿態，藉著談論射擊島上的樹與橋上燈火的河中倒影來轉移他的注意力。可是他卻突然轉過身來面對我，寬容地說：「您怎麼這樣走路呢？您的背駝得這麼厲害，變成像我一樣矮小。」

競逐人權？--國家與律師專業團體共謀下的公設辯護人制度

為了解決一刻鐘解釋的問題，作者林意淳 這樣論述：

本研究將以公設辯護人制度的變遷與運作為例，檢視權力一元走向權力多元的過程中，當律師團體獲得機會施展象徵權力，以此推動制度變革時，帶來的社會效果為何？而透過制度實作累積的成果，是否能夠回應其「保障人權」的宣稱？當公設辯護人制度於中國民國時期建立時，是在司法場域新生的時空脈絡下，其建立的基礎，既出自統治者政治邏輯的計算，更深層的影響因素在於律師團體貧弱的司法資本難以發揮作用，之所以如此，因為國家與律師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其實座落在一個更大的「傳統與現代」衝突的歷局格局中，因而在社會空間內已結構起來的習氣，是另一個隱微而有力的因素，支持公辯制度的正當性。二戰後，公設辯護人制度在台灣施行，而因政治情

勢森嚴，政治場域仍舊在整體權力場域中佔支配地位，司法場域的相對自主性也仍然低落。但台灣社會自1980年代中期解嚴以來，社會的結構特質逐漸由「一黨獨大」轉向「專業共構」，不同的專業興起，擴張其相對自主性，在相對開放、民主的社會氛圍下，尋求更多參與各自場域事務的空間。台灣的律師團體在經歷過內部結構轉變後，於1990年代，在整個司法場域面臨人民司法信心危機的脈絡下，更致力於推動司法改革，用以提升自身在司法場域內地位的同時，也試圖為台灣的司法制度重新設定一套新的遊戲規則，以擺脫威權時代底下，受司法官僚掣肘的局面。事實上，司法改革的進展，是律師團體與國家進行象徵權力鬥爭的過程，雙方在這過程中，爭相挪用特

定的象徵語言，於特定場景中運作各種策略，而有衝突、對立、依賴、合作、共謀與妥協等互動，是以建立正當性基礎為目標，以運作能夠安頓有利於自身團體利益秩序的象徵權力。但更深層地來看，這場不休止的鬥爭仍舊座落在「傳統與現代」衝突的歷局格局中，影響司法場域邊界畫界的同時，也影響行動者司法資本的累積。本研究指出，當1990年代末，律師團體已累積起龐大的象徵資本而能運作象徵權力，推動特定制度的變革，這些是：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做成的決議：廢除公設辯護人制度，並以法律扶助基金會來代替，以及同場會議中最受矚目的改革方案：刑事訴訟法朝當事人進行主義方向修法。然而，這些制度的變遷日後匯聚於刑事訴訟法庭上，實作

現場的成果卻反撲了律師團體以「保障人權」為改革背書的說法。本研究指出，當律師團體對特定制度的宣稱，是因誤認機制而產生正當性基礎，制度的變革其實是國家與律師專業團體雙方衡量彼此實力下，共謀的妥協產物，從當前制度實作累積的效果來看，人們得以再認誤認，「保障人權」因此顯得是掩蓋雙方行動者萃取特定利益的說詞，以致於律師專業團體宣稱的自主性，只是跛腳的自主性，而國家也還停留在威權時代結構出來的職權心態中。研究最後指出，任何一個場域的行動者所能成就的場域自主性，是相對的，而非絕對。一個制度的建立除有賴場域內行動者，即專業人士的參與，場域外的需求與價值，同樣必須被納入考量。By taking the exa

mple of the transition and running of the public defender system, this thesis concerns that in the changing of single power to multiple powers, what social effects the lawyers have brought to our society, after they have finally gotten chance to perform symbolic power to change the existed instituti

ons? And how was the outcome of the practice of new institutions? Did it respond well to the symbolic languages, such as “Protect human rights,” appropriated by lawyers?It wa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born judicial field when the public defender system was set up i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interests established the public defender system; but the other factor was that the lawyers had too less judicial capital to make huger influence in the judicial field.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lawyers had so less judicial capital was that the battle for power betwe

en the state and the lawyers actually located in a larger historical pattern, which w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Due to this, the habitus, which was structured in the social space for a long time, was another invisible but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d

efender system.After the WW-II, the state exercised the public defender system throughout Taiwan.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WW-II,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was so harsh that the political field dominates the power fields, and thus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judicial field kept low. However, since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the mid 1980s, many different professions have been trying to strengthen their relative autonomy, gaining more policy-making possibility in their own field in a relatively open and democratic atmosphere. From then on, the quality of Taiwan’s social structure has been changi

ng from “monopoly of one party” to “governance of many professions.”In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en the judicial field was facing the crisis of people’s distrust, the lawyers led to set judicial reform into action. But before those movements, the lawyers had just already experienced power struct

ure changed in their own group. New leaders of the group were trying to set up new judicial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y could diminish the constraint from the judicial bureaucracy, which used to work for the political end. In view of this, the progress of judicial reform has been showing up as a long-

run battle for symbolic power between the lawyers and the state. Actually, on one side, the lawyers has been trying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re-establish the effectiveness of judicial capital; on the other side, the state has been trying to repair its jeopardy dominant legitimacy. Both age

nts used specific symbolic language, such as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exercised strategies to battle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had relationships of conflict, confrontation, dependence, cooperation, complicity, compromise, and so on in the process. The goal of both agents was to build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exercising symbolic power, which can set up orders for their own good. However, this non-stop battle still locat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ich had profound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 range of the boundary of the judicial field, but also on the accumulat

ion of judicial capital.When it came to the end of 1990s, the lawyers had already accumulated great symbolic capital. Thus they perform symbolic power to push some institutions changed. It happened in the National Judicial Reform Meeting in 1999, the public defender system was decided to be abolishe

d and to be replaced by “the legal aid foundation;” besides, the most argumentative reform in the same meet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decided to amend toward the adversarial system. However, couple years later the outcome of the practice on the criminal court made a counterattack on th

e supporting idea for new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tect human right” claimed by the lawyers.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the mis-recognition mechanism, the lawyers built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claiming specific institutions. Actually, the changes of institutions were compromising conclu

sions under that the state and the lawyers assessed each other’s competence. From the effect of accumulated practice, people finally had opportunities to re-cognize the mis-recognization, and found that both the lawyers and the state spoke “Protect human right” as if it was just rhetoric, which cove

red specific interest extraction. In this way, the autonomy of the lawyers looked just like lame autonomy, and the state still kept the authority mentality that was structured in the day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his thesis finally shows that every field can only build relative, not absolute, a

utonomy. With regard that professionals are interest-related agent, it would be a problem if citizens only authorize professional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 affairs of specific fields. If we want to set up new systems, actually,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include the ideas of professionals inside t

he field, but it is also a must to take seriously voices and virtues outside the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