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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會、派系與地方選舉之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為了解決三峽區里長候選人的問題，作者林政緯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壹

、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

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

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新北市派

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

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台灣新移民女性之公共參與：賦權的觀點

為了解決三峽區里長候選人的問題，作者劉玟妤 這樣論述：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婚姻移民女性是台灣這半世紀以來最主要的新移民。隨著新移民女性（或一般所稱的「外籍配偶」）在台灣定居，攸關新移民女性之權利、義務與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問題因此成為不容忽視的議題。本研究從「賦權」（empowerment）的觀點切入，探究在新移民之原生國與移入社會（receiving society）的文化條件影響下，作為文化邊界標誌（cultural boundary marker）的新移民女性是否能夠藉由公共參與達到重新定義自我並建立其女性主體的地位。在檢視相關研究文獻包括關於新移民女性的一般性探討、公共參與及賦權理論的探討之後，本研究於台北縣市對26位新

移民女性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包括21位具代表性的新移民女性以及5位相關組織之幹部。根據訪談的結果，本研究發現：第一，雖然新移民女性在台灣公共參與的媒介不少，但是其原生國的傳統文化框架還是深深影響、甚至限制了她們公共參與的深度與廣度。第二，新移民女性的個人條件與特質也影響她們的公共參與；語言能力愈好、夫家愈支持的新移民女性，其公共參與的廣泛程度愈高，同時她們可以選擇的參與途徑也比較多。第三，新移民女性相關組織的力量也影響了新移民女性的公共參與；這些組織主要是藉由鼓勵、協助新移民女性規劃跟參與各項聯誼活動、學習課程、攸關新移民女性政策的公聽會、爭取權利的遊行示威等，來喚醒新移民女性的意識並使她們能

夠從中empower themselves。最後，本研究發現，目前新移民女性的公共參與多屬於社會參與性質，很少是積極或激烈的政治活動；但是，社會參與性質的公共參與對於喚醒與提升新移民女性的權利意識有正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