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區安平路216號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抗戰時期中國家庭的情感及日常生活 (1937-1945)

為了解決中和區安平路216號的問題，作者柯佳昕 這樣論述：

學界過往對抗日戰爭(1937-1945)的討論，集中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領域，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以「國族主義」為中心。此種研究視角長期以來將婦女與大眾「編派」到邊緣的位置。為了修正男性菁英主導的國族史觀，本論文採取性別(gender)視角，將家庭視為分析戰時性別關係的領域，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家庭的情感及日常生活。此乃基於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是形塑兩性角色最重要的性別化過程。再者，家庭是維持社會穩固的重要制度與核心單位。本論文主要利用大量抗戰時期的自傳及回憶錄、日記、家書、口述資料、散文等私人性質的資料，這些資料特色之一，就是對家庭生活的描述高度集中在小家庭的夫妻關係及親子關係。第二種

材料是出版於戰爭期間的女性期刊，有關母職、家庭主婦角色的討論。透過公眾論述的期刊，對比個人性質的傳記、書信與日記資料，突顯出政治宣傳與實際婦女經驗的差異。首先討論抗戰時期女性期刊論述及宣傳，如何塑造「戰爭母親」與「戰時主婦」。經由分析、比較抗戰時期各地區發行的婦女期刊，說明戰爭時期主婦與母親角色，如何被不同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所塑造、賦予期待和意義；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動員婦女。除了宣傳愛國母親形象、塑造理想主婦之外，也有婦女期刊與讀者來信互動的過程中，試圖解決家庭婦女戰時遭遇困境，呈現部分女性的戰時生活經驗。其次，探討家庭主婦的戰時日常生活。檢視抗戰時期女性如何透過母親、妻子傳統性別角色，在日常

生活中做出既瑣碎又平凡的貢獻，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家務勞動的結果，穩固了私領域的物質基礎，撐起了男人在公領域的活動。再次，分析抗戰時期男性「一家之主」的角色與情感。透過丈夫與父親的角色，更清楚觀察到：小家庭比大家庭更適合在戰爭中生存。同時，成年男子成為小家庭的一家之主後，與妻子、孩子互動更為密切。戰時小家庭中雖然也按照性別分工，但是過往婦女從夫的不平等關係逐漸在消失中，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平等、尊重的兩性關係。最末，考察戰爭兒童的生活經歷。利用傳記作家對戰爭童年的書寫，分析戰時兒童的心理創傷與成長狀態，也側面觀察中國戰亂下一般民眾的家庭日常生活與親情聯繫，以及學校生活。個人記錄經歷戰爭的童年，除了做為

家族史，也提供戰時地方史的面貌，並促使小人物在大歷史中顯影。結論指出：抗戰時期中國家庭確實經歷了改變，結構上轉向以小家庭適應戰爭生活。在家庭成員關係方面，大量夫妻與親子關係的情感描述，說明了家庭成員關係緊密、對彼此重視。再從家庭內的個人層次來看，個人的生命史補足了國家史觀所缺少的生命感，以及增添對地方史的認識。在整個抗戰史的層次上，修正了國族史觀過分偏重政治與軍事的公領域視角，在情感上聯繫起個人與整體抗日戰爭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中和區安平路216號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