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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讀者(十週年增訂版)(三版)

為了解決中央 駕 訓 班 體檢的問題，作者郝明義 這樣論述：

　　閱讀，是在密林裡尋找一片樹葉。 　　閱讀，是深夜裡孤獨地攀登七道階梯。 　　閱讀，是駕駛插翼跑車，跨越夢想的界限。 　　這是一個沒有越界閱讀，就不成閱讀的時代。 　　不論錯過了多少機會，不論多麼晚開始，閱讀都在等著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機會。這是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越讀者時代。 　　《越讀者》初版於2007年，廣泛地探討了網路時代如何跨越多種媒體、感官、領域的閱讀，在華文世界獲得廣大迴響。十年後，作者基於自己新的發現與體悟，除了調整架構，並新增內容，也全面修訂了所有文章。 　　作者郝明義，雖然是長年在出版業工作的人，但是他寫這本書，卻純粹是回到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所寫的。

　　郝明義生長在中文閱讀貧瘠的韓國社會，高中畢業後來到中文閱讀資源豐富的台灣求學。這一路，他曾努力跨越環境的局限設法多讀，也曾飢渴地什麼都讀再感到空洞無比。大學畢業後，他因緣際會地在不同類型的出版公司與雜誌社做過各種性質、職階不同的工作，不論就身為讀者的需要，還是出版者的工作需要，對閱讀到底是怎麼回事，一直有著越來越升高的困惑。1990年代，網路出現。網路與書籍的界限，以及相互越界的混沌，把他的困惑攪動得更混亂了。 　　他一直到在出版業工作了二十多年之後，才找到一個出口，接下來一面回顧一面繼續往前摸索。2007年，他回到一個十八歲少年的心情，來整理了自己的心得，希望就一個不斷進行一些越界嘗

試後的讀者身分，給同樣困惑的別人，一些或許可供參考的看法。 　　十年之間，郝明義一邊觀察著網路上的閱讀如何更快速成熟地推展，並因為社群與協作的出現產生了新的生命；同時他也長時間思索紙本書存在於網路時代的意義，設法重新解釋閱讀紙本書的價值。於是在20017年，《越讀者》有了增訂版，架構和章節的調整，就是為了體現這兩點變化。 　　《越讀者》增訂版架構如下： 　　Part 1　跨越學校的記憶 　　Part 2　跨越四種閱讀飲食 　　Part 3　跨越網路 　　Part 4　跨越紙本書 　　Part 5　跨越方法與工具 　　Part 6　跨越七道階梯 　　Part 7　跨越夢想 　　郝明義認為，

在台灣成長的人時常被一些閱讀界限所捆綁。他在書中提醒讀者：我們身處於人類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豐饒的閱讀時代；網路時代的閱讀是不斷突破界限的「越讀」，讀者應跨越不同界限，提升閱讀層次，憑藉著閱讀追尋夢想。 　　台灣讀者時常面對著考試教育築成的界限、社會現實壓力施加的界限，還有對「網路」與「書」的刻板印象與使用習慣構成的界限，有不善掌握閱讀時間、空間、工具、方法的所形成的界限，也欠缺對閱讀的意、與想像而劃地自限而形成的界限。 　　本書正是要協助讀者突破這些界限。 　　郝明義在書中整體檢視因為中學階段考試教育的影響，探討其對大學階段及出了社會之後所產生的後遺症，以及應有的心理準備。 　　他將

閱讀比喻為給心智的飲食，經由這種比喻，引導讀者重新認識閱讀的四種分類與可能，恢復對閱讀的胃口。 　　他闡述網路閱讀對我們的意義和價值，解釋為什麼今天一方面可以不需要文字和書，另一方面也說明文字、書籍、網路配起來的話，能如何像插翼的跑車飛馳遠奔。 　　他分析，相對於網路閱讀所代表的各種動態與白晝的特質，紙本書及其主要承載的文字內容，如何代表一種靜態與黑夜的特質。並探討如何透過詩、哲學、小說、歷史等不同門類的閱讀，來體會這種特質。 　　他也以如何創造閱讀的時間，加上閱讀的「五加一力」為主要核心，介紹各種閱讀的方法和工具，方便讀者摸索前進。 　　他說明了閱讀旅程的不同階段，鼓勵讀者拾級而上，

跨越閱讀的七道階梯，打開更遠大的眼界。 　　他更點出了閱讀與夢想的不同關係，解釋閱讀能如何協助我們提升人生層次，引領我們往夢想與理想前行。 　　《越讀者》搭配了漫畫家張妙如的插畫和各式圖像，希望不論內外都以豐富的圖文編排呈現越界閱讀所可以有的樂趣，來獻給所有曾經以及正在因為閱讀而掙扎的人。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

為了解決中央 駕 訓 班 體檢的問題，作者赫伯特．馬庫色 這樣論述：

我們快樂地選擇了被無聊所奴役？！ 　　本書可稱為對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總體檢。馬庫色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學養極為淵博，目光極其銳利。他繼承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又融入了佛洛依德對文明如何壓抑人類欲望的分析（以彌補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為什麼革命尚未發生之不足），甚至探索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學、語言學、科學哲學傳統之缺憾，對當時西方發達工業社會之所以能徹底地支配、剝削社會大眾，阻斷了人們對更公平、更自由的社會的渴望的控制機器，提出了他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馬庫色構思本書時，歐美世界上處於悲觀氣氛濃厚的五〇年代，因此書中並未對人類解放的前景抱有正面的期望。然而，或許正因為馬

庫色對西方文明系統性的尖銳分析，給予了當時渴望解放的知識分子與學生一盞明燈、一種鼓舞，進而燃起了其後席捲全球的學運風潮。馬庫色在書中最後引用了班雅明的一句話，或許最能反映那股支持他自己與所有革命鬥士的精神： 　　「因為那些不抱希望的人的緣故，希望才賜予了我們。」 本書特色 　　鼓舞六〇、七〇年代學運風潮的經典代表 　　「新左派之父」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 　　萬毓澤審定 & 李明璁導讀 　　出版已逾五十年的左派經典，全新繁體中文版隆重問世。 　　擁有投票選擇主人的權利，並不表示你就不是奴隸。 　　能坐在沙發上任意切換電視頻道，在百貨商場或網購平台比價血拼，在消費場所享受休閒娛樂，

你擁有所有這些「選擇」，是否就等同於擁有「自由」？ 　　難道這不過是發達工業社會的「控制」變得更高明、更細膩、更體貼、更無所不在？它似乎指引一種更舒適美好的生活；但相對，想要改變現有框架的主張、更具超越性的理想和渴望，都被壓抑或嘲諷。我們因此難再深刻地質疑批判，反而認同擁抱那個主宰我們生活的力量，以它的利益和需求為我們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表面上越是多采多姿的歌舞升平，骨子裡越是了無生趣的冷感疏離。 　　於是，你我都可能逐漸變成扁平、蒼白的---單向度的人。 　　假多元的花花世界，掩飾不了真單調的蒼白困局。 　　學作一個解放的自由人，從看穿這個陷阱開始。 作者簡介 赫伯特•馬庫色（He

rbert Marcuse） 　　一八九八年出生於柏林，是著名的德裔美籍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理論家。一九二二年於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又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胡塞爾（Edmund Husserl）共同進行研究。在納粹開始掌權時，馬庫色隨即離開德國前往瑞士，而後落腳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研究所。該機構是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創建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遷移而來。在這段期間，馬庫色逐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新馬克思主義的要角之一。 　　他在

作品中深刻地批判資本主義、現代科技、消費社會以及娛樂文化，並認為它們構成了一種新型態的社會控制。其理論成為新左派與學生運動的思想基礎，甚至被譽為「新左派之父」，並於六〇與七〇年代在美國與全世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他的主要作品除了本書之外，還有《理性與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解放論》（An Essay on Liberation）等。 李明璁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曾在日本東京ICU大學與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客座研究，擔任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副理事長；為《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GQ》、《數位時代》雜誌等寫過專欄，也是《cue.電影生活誌》創辦人之一。著有散文《物裡學》。 譯者簡介 萬毓澤 　　現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學術興趣為社會理論、社會科學哲學、政治社會學、社會科學翻譯研究。著有專書《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及多篇中外文論文。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翻譯工作方面，除有多部譯作外，目前也在中山大學及國家教育研究院開設「社會科學翻譯研究」的課程。 劉繼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研修生，曾任丹麥奧爾胡

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講師、義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訪問教授。目前在北京擔任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著有《法蘭克福學派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另譯有齊克果的《戰慄與恐懼》（Fear and Trembling）。 導言　 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力量的社會 　　能夠毀滅人類的核災難的威脅，難道不也在保護著使核災難的危險永恆化的那些力量？人們努力防止這種災難，卻忽略了探究它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的各種潛在原因。公眾始終沒有認識、揭露、抨擊這些原因，因為公眾在來自外部的的極其明顯的威脅——也就是東方對西方的威脅、西方對東方的威脅——面前退卻了。同樣

明顯的是，人們必須準備好以生活在戰爭邊緣，準備好面對挑戰。我們甘於以和平的方式生產毀滅的工具，甘於極度浪費，也甘於接受防衛訓練，但這種防衛卻扭曲了防衛者和他們防衛的東西。 　　如果我們試圖把這種危險的原因和社會的組織方式、社會組織其成員的方式聯繫起來，我們就會立即面臨這樣的事實，即發達工業社會（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使這種危險永恆化的同時，變得更富裕、更龐大、更美好。社會的防衛結構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更加舒適，並擴大了人對自然的控制。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大眾傳播工具可以輕易地把特殊利益當成所有正常人的利益來兜售。社會的政治需求變成了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對這些需

求及願望的滿足則促進了商業和公益，而這一切似乎恰恰是理性（Reason）的體現。 　　然而，這個社會整體而言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產力對於人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具有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它要發展，就必須壓抑使（個人的、國家的、國際間的）生存競爭緩和下來的實際可能性。這種壓抑不同於在我們社會之前的較不發達階段的壓抑；它今天不是由於自然的和技術的不成熟狀況而起作用，而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力量起作用。當代社會的（智力的和物質的）能力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這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統治的範圍也比以往大得無可估量。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的基礎上，利

用技術（Technology）而不是恐怖（Terror）去征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 　　研究這些發展的根源，考察其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是當代社會的批判理論的一部分目標。批判理論根據社會已利用的、尚未利用的或被濫用的改善人類境況的能力來分析社會。但是，這種批判的標準是什麼呢？ 　　價值判斷肯定起著作用。人們在衡量既有的組織社會的方式時，會同時考慮其他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說，會考慮那些一般認為比較有可能緩解人的生存競爭的方式；人們在衡量某種特定的歷史實踐時，會考慮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因此，從一開始，任何社會批判理論都會遇到歷史客觀性的問題；這個問題產生於下述兩點，在這兩點上，任何分析都隱含了價值

判斷。 　　1.人類生活是值得過的，或者可以是和應當是值得過的。這種判斷是一切知識工作的基礎；它是社會理論的前提，否定它（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就是否定理論本身； 　　2.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存在著各種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可能性，以及實現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和手段。批判性的分析必須證明這些判斷的客觀有效性，而這種證明又必須在經驗基礎上進行。既有的社會有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知識資源和物力資源可利用。這些資源怎樣才能用來最理想地發展和滿足個人的需求和才能，並把辛勞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社會理論是歷史的理論；而歷史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因此，在組織和利用既有資源的各種可能方式和實際方式之中，哪些為最

佳發展提供了最大的機會？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初步抽象（initial abstraction）。為了找出和確定最佳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批判理論必須把社會資源的實際組織和利用方式抽象掉，並且把這種組織和利用方式的結果也抽象掉。這種抽象拒絕把既有的事實領域當成確證（validation）的最後依據，而且這種對事實的「超越」性（transcending）的分析，會參照那些受到阻礙、被否定的可能性。這種抽象和分析是社會理論結構本身的一部分。由於超越（transcendence）具有嚴格的歷史性，因此這種抽象和分析與所有的形上學對立。[1]上述的「可能性」必須在社會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必

須是可以確定的實踐目標。同理，在把既有的制度抽象掉時，必須表達出某種實際的趨勢——也就是說，制度的改造必須是民眾的實際需求。社會理論所關注的歷史替代性選擇，往往是在既有的社會中出沒的顛覆性趨勢和力量。當這些替代選擇由於歷史實踐而變成現實的時候，它們的價值就變成了事實。原有的理論概念則隨著社會變化而告終。 　　但是，在這裡，發達工業社會卻使批判面臨了一種其基礎被剝奪的狀況。技術的進步擴展到整個支配和協調的體制，創造出各種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似乎調和了反對該體制的各種勢力，並擊敗或拒斥一切以掙脫勞役和支配的名義而提出的抗議。當代社會似乎有能力遏制社會變遷——也就是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新的

生產發展方向和新的生存方式的質變。這種遏制社會變遷的能力或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突出的成就；在強大的國家內，大多數人都接受國家目標（National Purpose）、兩黨制之下的政策、多元主義的衰落、勞資共謀，這都顯示了對立面的一體化（integration of opposites），這種一體化既是發達工業社會取得成就的結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業社會理論的形成階段和它目前的情況做一個簡要的比較，也許有助於表明批判的基礎（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是如何被改變的。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剛開始出現並發展出一些歷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初概念時，對工業社會的批判在理論與

實踐、價值與事實、需求與目的的歷史中介（historical mediation）中得到了具體的表現。這種歷史中介出現在社會上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政治行動中。在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大階級仍是基本的階級。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改變了這兩大階級的結構和功能，使它們不再是歷史變革的行動者（agent）。維持和改善制度的現狀，這個凌駕一切之上的利益，在當代社會最發達的地區，把先前的敵手聯合起來了。技術的進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團結，「質變」這個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非爆炸性演變（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現實主義觀念面前退卻。由於缺

乏明顯的社會變革行動者和動因，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這裡沒有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相統一的基礎。即使是對歷史替代性選擇的最具經驗性的分析，看起來也是不切實際的思辨，而是否投入這些替代選擇，則成了一種個人（或團體）偏好的問題。 　　那麼，這種缺乏是否駁倒了批判理論？面對明顯矛盾的事實，批判的分析仍然堅持認為對質變的需求和以前一樣迫切。誰需要質變呢？回答還是一樣：整個社會，因為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需要。持續成長的生產力和持續成長的破壞性的結合；導致毀滅的冒險政策；人的思想、希望與恐懼都屈服於當權者所做的決定，在前所未有的富裕中，卻保留了不幸。這一切都構成了最為公正的控訴——即使它們不是這種社

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只是其副產品：這種社會那大大促進效率和增長的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就算多數人接受和被迫接受這個社會，也無法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合）理性，或使它少受指責。真實意識與虛假意識、真實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區別仍然是有意義的。當然，這種區別本身必須是有效的。人們必須看到這種區別，並找到從虛假意識到真實意識、從眼前利益到真實利益的道路。若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就必須生活在這樣的需求中：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需求、否定肯定的東西（the positive）並拒絕之的需求。而既存社會設法壓抑的正是這種需求，而社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以更大的規模「不負所望」（deliver

the goods），並把征服自然的科學方法用來征服人，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壓抑這種需求。 　　在發達工業社會成就的總體性的衝擊下，批判理論失去了超越這個社會的理論基礎。這個空白使理論結構本身也變得空虛了，因為批判社會理論的各個範疇（category）是在這樣的時期得到發展的，在這個時期，人們對拒絕和顛覆的需求體現在有效的社會力量的行動之中。這些範疇本質上是一些否定性的、對抗性的概念，這些概念界定了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實際的矛盾。「社會」這個範疇本身便曾表現出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尖銳衝突——當時的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抗的。同樣地，「個人」、「階級」、「私人」、「家庭」曾經是指還沒與已確立的各種條件整

合在一起的那些領域和力量，是充滿張力和矛盾的領域。隨著工業社會日益發展的一體化，這些範疇正在喪失批判意涵，而傾向於變成描述性、欺騙性或操作性的術語。 　　那種要重新取得這些範疇的批判意義，並理解該意義如何被社會現實抹煞的企圖，似乎一開始就是一種倒退，即從結合歷史實踐的理論倒退回抽象思辨，也就是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倒退回哲學。批判的這種意識形態特徵源於下列事實：它的分析，是被迫站在社會中肯定和否定的、建設性和毀滅性的東西「之外」的立場進行的。現代工業社會是這些對立面的普遍同一——有問題的，就是這個整體。同時，理論的立場不可能是純粹思辨的立場。既然理論必須以既有社會的能力為基礎，它必然採取歷史的立

場。 　　這種含糊不清的情況涉及了一種甚至更為根本的含糊性。《單向度的人》將始終在兩種矛盾的假設之間搖擺不定：（1）在可見的未來，發達工業社會將能遏制質變；（2）存在著能夠打破這種遏制並推翻社會的力量和趨勢。我不認為能夠提出明確的答案。兩種趨勢一起存在著，甚至一種趨勢就存在於另一種趨勢中。第一種趨勢占據了支配地位，並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該趨勢的先決條件，都正被用來阻止這種推翻。或許某個偶然事件可以改變這種情況，但除非人們認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和「哪些事正在被阻止發生」，從而扭轉原來的意識和行為，否則即使是一場大動亂，也不會帶來這種變化。 　　本書分析的焦點是發達工業社會。在發達的工業社會

中，生產和分配的技術機構（其中自動化的成分越來越多）在運作時，不是一種脫離其社會效應和政治效應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一套系統。這個系統不僅先驗地決定了機構的產品，還決定了提供服務和擴大產品的實施過程。在這個社會中，生產機構傾向於變成極權性的，不僅決定了社會所需的職業、技能和態度，還決定了個人的需求和願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與公眾、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對立。技術成了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會控制和社會團結形式。這些控制的極權主義傾向似乎還在另一種意義上發揮了作用：把自己擴展到世界上較不發達的、甚至前工業化的地區，並造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發展上的某些相似性。 　　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

徵，技術「中立性」（neutrality）的傳統概念再也難以維繫了。技術本身不能獨立於對技術的使用；技術社會是一個政治系統，這個系統已經在技術的概念和建構中起著作用。 　　一個社會組織其成員生活的方式，涉及了在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決定的各種歷史替代性選擇之間進行的一種最初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它預見了特定的改造和利用人及自然的方式，並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一種實現的「擘劃」（project）[2]。但是，一旦這種擘劃在基本制度和基本關係中實現，就傾向於變成排他性的，並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發展。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技術世界，而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政治世界，

是實現一項特定歷史擘劃的最後階段。在這個階段，人把自然當成純粹的支配材料來加以體驗、改造和組織。 　　隨著擘劃的開展，它形塑了論述和行動、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整個領域。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併入了一種無所不在的體制，這個體制吞沒或拒絕了所有歷史替代性選擇。這個體制的生產力和增長潛力穩定了社會，並把技術進步限制在支配的框架內。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討論發達工業社會這些為人熟知的趨勢時，我很少註明具體的參考文獻。本書的材料是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文獻所收集和描述過的。這些文獻討論了技術、社會變遷、科學管理、合作企業、工業勞動的性質和勞動力方面的變化。有許

多對事實進行非意識形態分析的作品，諸如伯利（Adolf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第七十六屆國會國民經濟臨時委員會關於《經濟力量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的報告；美國勞聯–產聯（AFL-CIO）關於《自動化和主要技術變化》（Automation and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各種出版物；此外還有在底特律的《新聞和通信》（News and Letters）與《通訊》（

Correspondence）雜誌。我想強調一下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作的根本重要性，並強調一下人們往往因其簡單化、言過其實或新聞式文字而表示不滿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隱匿的說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地位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製造浪費的人》（The Waste Makers）；懷特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庫克（Fred J. Cook）的《戰爭國家》（The Warfare State），都屬於這個類型。誠然，這些作品由於缺乏理論分析，而

使其描述的狀況的根源被掩蓋和保護起來，不過光是這些作品描述的狀況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如果要取得最有力的證據，或許只要這樣就夠了：幾天內連續收看電視或收聽廣播一小時，不切掉廣告節目，並不時轉換一下頻道。 　　我的分析集中於當代最發達的那些社會中的趨勢。在這些社會內外還有許多地區並沒有流行（應該說「還」沒有流行）上面所描繪的趨勢。我是在推估這些趨勢並提供一些假設，如此而已。 【注釋】 　　[1]超越（transcend）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兩個術語在本書裡始終是在經驗的、批判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們指的是理論和實踐中這樣的傾向，這些傾向在既定的社會中「超出」（overshoot

）了既有的論述和行動範圍，而趨向於它的歷史替代性選擇（現實的可能性）。 　　[2]擘劃（project）一詞強調歷史決定（historical determination）中自由和責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autonomy）和偶然性（contingency）聯繫起來。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著作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另見本書第八章的進一步討論。

國軍危機處理模式之研究—以洪仲丘事件 、阿帕契事件及敦睦艦隊染疫事件為例

為了解決中央 駕 訓 班 體檢的問題，作者紀品丞 這樣論述：

危機發生是在所難免的，重點不在爭誰是誰非，而是在於危機處理，特別在現今科技媒體發達的時代，各種天然災害、人為災難的爆發，都更易於透過各種媒體迅速傳播而公諸於世，輿情自然成為支持政府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同樣對於我國軍而言，若在面對危機事件爆發後，未能採取即時有效之處置作為及溝通策略加以回應，則社會大眾對於國軍的支持度與信任度，同樣勢必將遭到質疑與不滿。 故本研究蒐集相關危機處理文獻資料探討，先了解各家學者對危機處理之認知與功能，俾以檢視我國軍現行危機處理的理念與原則，再透過洪仲丘案、阿帕契案和海軍染疫事件進行個案比較，以剖析國軍發生危機之成因、影響的變項及產生之影響，並歸納出國軍

在不同危機事件時是否有相同危機處理模式？又有何相異之處？以期透過文中之探討、比較和分析，對我國軍現行危機處理模式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供爾後危機發生時決策者處理危機之參考。經研究發現國軍在不同的危機案例中，雖都有共通性之處理模式，但在執行成效，也都因受新聞媒體、社群網路等傳播媒介和危機溝通成效不彰的影響，而有諸多需要改善之處，並對國軍危機處理提出「善用危機處理小組」、「善用網路整合溝通」「持續改善公關策略」等三項建議，以期有助於提升國軍危機處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