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選舉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

為了解決人大代表選舉的問題，作者郝志東 這樣論述：

　　本書描述了日本入侵如何打亂了山西現代化的步伐，給中共提供了一個在廣大農村武裝建立根據地、建黨整黨的絕佳機會，而土改和除奸反特又如何將國民黨與閻錫山的勢力幾乎消滅殆盡，使得共產黨可以充糧擴軍，並最終奪取了全國的政權。本書不光描述了抗戰、內戰、土改、除奸反特的慘烈，也探討了結構、文化與個人因素對暴力的影響，並為中共如何能夠戰勝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縣域的視角。這些歷史教訓對中國今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本書特色 　　一幅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慘烈畫卷， 　　一個對其暴力機制的詳細分析， 　　一部圖文並茂、不忍卒讀卻又不得不讀的歷史社會學力作。

人大代表選舉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中國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組織制度的邏輯與變遷： 以獨立參選人及代表為例，1980－2018年

為了解決人大代表選舉的問題，作者黃英傑 這樣論述：

圍繞「中國的獨立基層人大代表及參選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扮演何種角色，其策略與行動如何可能」之核心疑問，本研究嘗試回答：第一，1980年至1982年，北京市各個大學校園中何以出現了獨立參選的浪潮？當時的北京，其基層制度政治的管道是何種樣貌？第二，1998年至2011年，北京的獨立參選浪潮何以再次出現，又是何以結束？第三，習近平時期對基層人大代表此一制度政治的具體定位是什麼？本研究的理論意涵與對話，分別是：第一，與過往關於威權政體基層選舉的既有文獻進行對話，指出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作為威權政體的基層選舉，其存在與變遷不必然是統治者欲與市民社會達成合作，也可能是反映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分歧。同時，公共政

策的改變不應當被視為政治菁英透過讓渡權力以換取更好的政策品質，而是統治者所設下的制度規則被獨立基層人大代表「轉換」（conversion）了，在於：制度的詮釋與實踐變得不一樣。第二，與既有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文獻進行對話，指出「政體的變遷」變遷確實是影響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公共政策的產出過程，但是晚近關於「諮詢式威權主義」的討論，可能忽視了一些潛在的矛盾，在於：當市民們對個人的安危有所擔心而不願意有所建言、表達真正的政策偏好時，諮詢式威權主義所汲取的專家建議、市民心聲將有可能只是「虛假的偏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此一互動將導致政策的品質與風險變得不穩定。第

三，筆者對1980年至2018年《選舉法》與《組織法》的立場，較為傾向歷史制度論，且帶有國家中心論的視角。理性選擇制度論對「政治生存」的重視或許能夠解釋特定政治菁英的強勢主導，但是未能解釋何以另一些政治菁英卻不太重視「政治生存」。社會學制度論所強調的「構框意義」與「意義的組成」較能解釋社會的行動者何以高估基層人大代表在政治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何以仍有行動者願意在政治高壓的習近平時期投身於獨立參選。相較於上述兩種取徑，歷史制度論較能夠解釋自1980年至2018年《選舉法》與《組織法》的變遷，制度的變遷往往反映了歷史的傳承以及過往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各種互動。回顧1980年至2018年《選舉法》與

《組織法》的變遷過程，威權政體的獨裁者所面臨的兩難始終困擾著歷任中國政治高層，循環地顯現在不同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之上。

要得公道，打個顛倒：中國民族問題與民主轉型

為了解決人大代表選舉的問題，作者胡平 這樣論述：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存在著嚴重的民族問題。 　　老話說：「要得公道，打個顛倒。」我們漢人應該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從而達到對民族問題的正確理解，並在此基礎上找到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路徑與方向。 　　在中國，所謂「民族區域自治」本來就只是徒有其名。近年來，中共當局更在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導下，以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名義，採取了一系列殘暴野蠻的手段，強行去除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激起了少數民族的頑強反抗乃至追求獨立的強烈願望。 　　但是，面對中共專治高壓，藏獨和疆獨又絕無實現的可能。因此，統獨之爭這道難題，到頭來很可能是出給未來的民

主政府的。恰恰是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開始民主轉型之後，獨立問題即分離問題，才更可能面臨現實而嚴峻的探討。 　　現在我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在中國開始民主轉型後，包括藏獨、疆獨等分離主義運動將會如何發展？它們和民主轉型之間會形成怎樣的互動關係？唯有現在進行深入的交流與探討，尋找現實可能性的雙贏方案，才能確保實現和平的民主轉型。 本書特色 　　1.中共當局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等地區採用十分野蠻的手段，面對民主轉型與國際情勢，中國該如何找出深具現實可能性的雙贏方案？ 　　2.面對最棘手的民族問題與民主轉型，讓作者胡平告訴你最犀利的見解！ 　　3.2021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暨金蝶獎得主蘇曉康與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連袂強力推薦，面對政治問題，一起「要得公道，打個顛倒！」  

政治憲政主義視野下的違憲審查制度比較研究——兼論中國建構有效違憲審查制度的可行性

為了解決人大代表選舉的問題，作者郭文濤 這樣論述：

違憲審查制度大致有司法憲政主義之強司法審查模式和政治憲政主義之弱司法審查模式兩種理論進路和制度模式，前者有分散型的美國普通法院審查模式和集中型的歐陸專門機關審查模式兩種類型，可以將其簡稱為美國模式；後者大多是大英國協國家，如英國的「解釋一致性與不一致宣告」模式、加拿大的「但書條款」模式、紐西蘭的「解釋一致性」模式等類型，可以將其簡稱為英國模式。美國模式與英國模式之爭，歸結起來就是法院和議會誰擁有最終的違憲審查權，以及司法方式和政治方式誰更能正當有效地保障人權。國際憲法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英國模式更加有利於實現議會和法院之間的「憲政對話」，對於解決憲法爭議和保障人民權利更具有民主正當性和效

率性。 筆者對解嚴前後台灣大法官制度功效的變化進行了分析，發現民主是推動司法審查有效運轉的核心動力：在沒有完成民主轉型之前，司法審查只能淪為維護威權統治者地位的工具；只有完成民主轉型，司法審查才能有效保障人權。通過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分析，筆者發現人大憲法上的至高地位在實際政治中是低於執政黨和政府的，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人大至上與黨的領導之間存在著衝突，衡陽人大賄選案表明人大代表選舉存在弊端、需要改革，質詢權的虛置表明在人大制度中存在民主不足的問題。 1982年的中國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違憲審查機關，學者們積極推動建立中國違憲審查制度，並提出了保障基本人權

、反抗多數暴政、維護法律統一等理由，但是筆者發現這些理由無一成立。中國的政體結構和政治現實，決定了美國模式和英國模式在中國都遇到了困境。這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是中國尚未實現憲政民主轉型，中國目前處於轉型時期，轉型時期的憲法是政治憲法而不是法律憲法，所以不能夠憲法司法化。只有實現憲政轉型，才能建構起有效的違憲審查制度。2008年興起的中國政治憲法學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也存在著價值錯誤和事實錯誤。筆者認為中國憲政轉型有政治方式和司法方式雙核動力，目的是實現人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