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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移動的介中∕中介：台北市「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為了解決人行道擺攤罰款的問題，作者廖翊筌 這樣論述：

本文探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藉由「移動性」來梳理橋下市場的規劃建造、空間實作與變遷等歷史過程，分析都市空間政治的權力運作。以台北市堤防內、道路系統中的橋下公有市場為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結合新聞與網路資料，獲得以下發現：首先，台北市橋下市場的規劃與興建牽涉戰後攤販治理與市場安置政策，從1950年代開始的攤販治理的困局與治理技術的摸索與變遷，到1970年代橋下市場的形成，呈現了都市空間政治如何以空間為手段來治理都市攤販問題，如何藉由興建公有市場、臨時市場、建立正式與臨時制度，來容許攤販存在於特定的都市空間之中。治理過程體現公有市場安置配租的三種特性—「臨時化」、「支付

化」與「附加化」，此三種特性更補充了既有觀點之不足，說明攤販安置並非用於提昇社會福利與集體消費。其次，本研究回應橋下市場為一舉兩得的觀點，說明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過程與變遷，反映了一種「移置」—移動和置放的都市空間政治，都市空間政治透過移動與置放特定的人、物、制度，來促成都市空間的持續運作。如為了促進都市交通的移動性，藉由生產橋下市場並移置攤販進入，以此騰空街市所處的都市空間，都市空間政治藉由節制攤販移動性來促成機動車的移動，並且形成都市空間的速度差異。隨著移動基礎設施的加速，導致了橋下市場的限制，但也浮現跨越與挪用移動基礎設施的可能性。最後，橋下市場的空間實作，呈現了橋下市場作為「移動的介中/

中介空間」的性質，承載了不同的移動實作，包含攤商的落腳經營與社會流動、舊書舊貨等緩慢經濟，甚至支持著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實踐；藉由梳理不同的空間實作，以回應橋下作為都市治理縫隙的地方意象，並且重新記憶與評價橋下市場的空間生產。

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人行道擺攤罰款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