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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制衝擊──以美國受任人義務為出發

為了解決元大證券憑證更新的問題，作者游光德 這樣論述：

因應金融科技發展而催生「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隨著網路及行動裝置普及使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在社群媒體廣泛鼓吹之下，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受到千禧世代廣泛使用而逐漸成為自然人顧問之低價替代品，於此同時卻忽略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並非本質上不具利害衝突。事實上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可能產生更嚴重之利益衝突，其介於投資人及基金公司之間，可能受共同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所提供之誘因，而產生對於投資人不完全有利之建議。 隨著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將徹底改變個人投資方式，此問題愈發重要，有必要為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建立適當之監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須在保護投資者及允許自動化投資顧問創新、發展之自由間取得平衡。自動化投資顧問

為年輕投資者及非高資產投資者之選擇，使原未使用投資顧問者受到財務專家之保障；另一方面我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子法課予投資顧問對於投資人負有受任人義務，在該義務下而應避免與投資人產生利益衝突。相關法制如何介入處理、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應否及如何扮演中立之角色，同時確保其營運自由不受過度限制，即為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本文將著重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在我國發展所產生之影響及提出解決利益衝突之方式，並主要以美國法制與案例作為主要比較法素材，從現有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法制、研擬中法制為方向進行研究。本文認為現行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有許多缺陷，但其出現使得原未得到投資顧問服務之投資人得以低廉之費用獲得較佳之投

資服務。對於研究方向的結論與建議如下：其一，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相關子法下對投資人負有受任人義務，原則應避免利益衝突，然而於部分情形下難以避免，應揭露利益衝突。得參考外國法制上Form ADV制度，藉由定期、即時更新告知投資人利益衝突之有無、程度，使投資人得以選擇投資顧問時作為其判斷基礎。其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子法在制訂時顯然無法預見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出現，因此將與部分法規產生衝突，隨著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通過後，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證券投資信託、顧問事業得不適用投信投顧法之規定。

兩岸私募股權基金發展之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為了解決元大證券憑證更新的問題，作者許正鍵 這樣論述：

自1995年起，國際知名私募股權基金即先後在台灣收購NPL（Non-Performing Loan不良債權）。1999年，凱雷集團更以2.2億元美元收購台灣寬頻，外資私募股權基金相繼來台掀起併購風潮，其有別於傳統資本市場彈性化之投資及管理架構，對於資本市場運作產生相當之衝擊。 然而私募股權基金到底為何物？現下，面對私募股權基金論述既多且雜，且基金名稱、種類繁多，其間差別何在？尤其私募股權基金結合不同國情與法制，所展現各種態樣，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在在影響為政者構思法律建制時之判斷，是以本文大膽嘗試，希望能透過對整體私募股權產業的瞭解以及比較法上的觀察，建立私募股權基金體系性建置與

闡述。 首先，從企業籌資說起，由供給方之投資需求發展出集合投資計畫，並在集合投資計畫擘劃獲利的願景下造就基金誕生，再從基金分類中剝離出私募股權基金，並比較與私募股權基金相類似基金之異同，以釐清私募股權基金範圍，再論以私募股權基金組織建置在美國、台灣與大陸發展情況。然後，在私募股權基金組織成型後，其介入併購活動中的體系位址與運作方式及其風險評估等等，做一系列體系性介紹。並從美國、台灣與大陸私募股權基金法律之比較，提出相關評析與建議，期能為私募股權基金法制健全化略盡棉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