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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校園民歌——以唱片音樂學、華語語系為視角

為了解決光南永康店的問題，作者蔣浩然 這樣論述：

目前，學界雖已出現了多篇校園民歌的研究論文，但其切入的角度多為社會學層面的「民歌運動史」或文學層面的歌詞研究，而缺乏對於唱片維度的深入探討。但唱片公司的介入在民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與此同時，在解嚴後臺灣社會「告別中國」的情境中，民歌因其文本中流露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而常常陷入「政治不正確」的處境，並出現了對民歌「風花雪月」、「貧血」、「缺乏對體制的反抗」之攻訐。但這些論述其實忽略了民歌作為「華語語系音樂」所蘊含的在地性，也忽略了「風花雪月」可能帶來的抵抗潛能。 鑒於此，本文以唱片音樂學和華語語系的論述框架對校園民歌展開再研究。一方面，對民歌唱片之生產、文本、接受三個

層面展開論析，檢視唱片與音樂、人和社會文化的互動。另方面，呈現唱片文本中國性、臺灣性交織的複雜狀態，並以「深層的中國性」為著眼，考掘「風花雪月」背後的文化傳統與抵抗潛能。另外，本文對民歌唱片的接受研究不僅涉及臺灣本土也延伸至中國大陸。 本文發現，唱片公司對校園民歌存在著清晰的產品圖像，並由此發展出一套特色的產製策略與推廣方式。唱片文本儘管被建構出強烈的中國性，卻是在地的、異質的中國性，且已經呈現出一定的臺灣性表達。至於「風花雪月」的特質，則可視作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抒情傳統」在七○年代臺灣現場的回聲，一方面繼承了溫柔敦厚、童心、性靈的美學特徵，另方面仍蘊含著對黨國體制、父權結構、資本主義、

美/日新殖民主義等的抵抗潛能。此外，在實際聆聽過程中，臺灣聽眾未必將文本結構中的中國性與地理上的「中國」做連結。而民歌在中國大陸的接受，儘管受到了主流/官方文化的政治收編，卻也通過溝通媒介與文化資本的角色，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流行音樂工業以及兩岸地緣政治展開豐富的互動。

明清浙江地方志「藝文經籍」資料研究－－以形式暨體例為主

為了解決光南永康店的問題，作者王曉瑜 這樣論述：

　　方志為中國文獻之一，其內容包羅萬象，對於研究古代地方政經、文化，均有重要價值。本論文針對地方志中藝文經籍資料作一深入彙整，擇其內容為書目型資料彙編者，剔除詩文全錄之文藝性資料，以了解方志藝文志（或經籍志）之編纂方式與史志之相似性，更能明瞭浙江地方之著述情形及學術文化之風。　　後人研究一地之著述，可從史志著手，亦可從地方藝文經籍資料著手，尤其方志修纂皆有其規定時間，所蒐集之書目，或前代遺留，或當代可見，對於後世研究者而言，其豐富之著述量，絕不能錯過。尤其通志及府志之藝文經籍資料完整，絕對可補史志及私人書目之缺。以《浙江通志》而言，明嘉靖本所蒐書目已依四部分類，其著述或經戰亂而遺失，清康熙時

所修之《浙江通志》反不如明嘉靖本詳盡，因而研究明代浙江藏書者，便可從嘉靖本得明時藏書情形。甚至可從嘉靖本與康熙本詳加比對，可窺得明末清初之藏書及著述變化。　　本論文以筆者所能蒐得之現存地方志為研究範圍，將浙江方志中藝文經籍資料整理歸納，別門別類加以比較，歸納方志藝文志或經籍志編纂之定性及其變性及其類名稱之使用規則。再將類目名稱及內容編纂形式與正史藝文志相較，比較兩者名稱之異同，更從各方志藝文志序中了解編纂者在編纂時所採用之觀念，有助於釐清方志藝文經籍資料之存在價值。　　本論文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節為緒論，說明地方志對統治者之價值，及簡介前人對於方志藝文志之研究及貢獻；第二章為浙江地方志藝文經籍

資料編纂概述，簡介浙江方志編纂情況並對「藝文經籍資料」出現於地方志之時間及資料概況做一深入研究；第三章與第四章為明清浙江方志藝文經籍資料之呈現形式，以類目名稱為主分類，再以其內容之詳簡分項，其次再依編輯方式分述；第五章為比較浙江古地方志之連續性，說明更小區域編志之連續性，其或同或異，以了解同一地區不同時期之編纂概要；第六章將方志藝文經籍性資料與其他形態之藝文經籍資料比較，筆者利用橫向比較（與史志相比）及緃向心較（與宋元及後世相比），深入了解方志藝文經籍資料之規則；第七章總結，並歸納方志藝文經籍資料之實用價值。　　深入研究方志藝文經籍資料，能從中得到珍貴資訊，對於學術之考鏡源流及一地之著述文化皆

能獲得更多訊息，絕不可輕忽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