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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 ——以小說和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1937-1945)

為了解決光南 影 印紙的問題，作者陳瑞益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鎖定1937年至1945年的戰爭時期，以小說與報刊論述為觀察中心，去檢視日治時期臺灣戀愛結婚與國家論的接點，在論述上主要二分為「報國的戀愛結婚敘述」和「同化的戀愛結婚敘述」。 在「報國」的部分，首要爬梳1937年左右，戰時體制的成立，以及軍夫到志願兵的實行，使得臺灣文壇發生劇變。因此產生了王昶雄1939年的〈淡水河的漣漪〉、龍瑛宗1941年的〈午前的懸崖〉和張文環1942年的〈頓悟〉。發現小說共通的結構在於，主角歷經鬱悶的感情糾葛後，總能在國家的號召下，突然獲得正面的人生觀，並且朝向報國的道路邁進。 接著通過《風月報》轉換為《南方》時期，在日本帝國以漢文化統合東亞

文藝場域的情況下，考察吳漫沙連載的婚戀國策小說〈黎明了東亞〉。雖然其中書寫了愛人之前必先愛國的邏輯，可是吳漫沙的華僑身份，使得小說的愛國邏輯，是從改革中國的「中國式的愛國」，逐步切換為東亞和平建設的「日本式的愛國」。 即便報國情緒甚囂塵上，作家也並非完全服膺國策，筆者首先以張文環的〈藝妲之家〉和徐坤泉的〈新孟母〉為例，指出作家走出國策並走入文明啟蒙的姿態；第二，通過分析龍瑛宗的〈不為人知的幸福〉，指出龍瑛宗書寫走入幸福的戀愛結婚主題；第三，透過坂口䙥子的〈燈〉及楊千鶴的〈花開時節〉，點出女性作家走出國策之外，也走出男性觀點，並走入女性視野的戀愛結婚觀念。 在「同化」的部分，則爬梳在

日臺共婚的同化作用下，積極做出回應的文本。1936年黃氏寶桃的〈感情〉與朱點人的〈脫穎〉，均對同化於日本民族的共婚發出批判，而朱點人的〈脫穎〉，更要放在「同化於日本民族」與「同化於日本文明」的雙重軌道檢視。 面對文明同化，呂赫若的〈季節圖鑑〉，是將兩個世代的日臺共婚阻礙，放入臺灣傳統親族制度的戕害，間接形成日臺共婚等同自由文明，臺灣傳統婚姻等同陋習的對立構圖，使得日臺共婚的完成，必須驅使臺人同化於文明，正與皇民化的近代化要求不謀而合。 接著，隨著「同化於民族」的成份日漸濃厚，形成了日臺之間精神血液的交融。在戀慕殖民者女性的部分，本文舉出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蔡榮華的〈彈力〉

及王昶雄的〈奔流〉，透過日本古典之美的女性吸引力，回返日本傳統，企盼融入日本人的精神血液。 相反地，真杉靜枝的〈南方的語言〉和坂口䙥子的〈時計草〉，不同於男性作家，而是以非古典的日本女性角色，積極融入臺灣民族，再反向吸納臺灣人成為日本民族，書寫戀愛結婚的同化敘述。 在日台精神血液的交融下，本文也透過庄司總一的《陳夫人》為例，小說中以日臺共婚的民族共融，以及調動鄭成功日中混血的歷史敘述，打造日臺血液的共同體。然而在虛應國策的暗流下，《陳夫人》也以純血論的敘述，刻劃日臺共婚中難以跨越的血液境界線，相似的敘述，也能在吳濁流的《胡志明》，面對殖民宗主國的女性情感上得到發揮。再者，血液的境界

線並非單一，而是重層的，因此再以庄司總一的《陳夫人》為例，指出庄司總一調動各式的人種血液說詞，打造戀愛結婚裡重層的血液境界線，更在日臺混血兒的複數境界線中，展現純血強勢論的思維。 最終，隨著戰爭末期，日本帝國的統合加劇，處身殖民地教育官僚的小林井津志，則透過〈蓖麻長了〉，展現日臺共婚下的混血境界線能夠超越，但卻是超越障礙成為日本人，被日本帝國回收作為動員的人力資源。 藉由研究「報國的戀愛結婚敘述」與「同化的戀愛結婚敘述」，發現戀愛結婚與國家論之間的接點，既高度密合又試圖遠離，既企盼民族同化卻又製造差異，這是一道試圖自圓其說，卻又充滿矛盾鬥爭的接觸時刻，通過剖析這時期的戀愛結婚，越過

前行研究止步於文明啟蒙的結論，也試圖超越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詮釋作為唯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