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汽車革命的路上論文書籍站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 賴澤涵所指導 徐慧茹的 嚴慶齡與台灣汽車工業之發展(1953－1981) （2012），提出光隆實業104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嚴慶齡、汽車工業。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李毓中所指導 李華彥的 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 （2012），提出因為有 崇禎、薊州、遼東、兵變、晚明財政的重點而找出了 光隆實業104的解答。
嚴慶齡與台灣汽車工業之發展(1953－1981)
為了解決光隆實業104 的問題，作者徐慧茹 這樣論述：
談到台灣的汽車工業的起源，一定要提到戰後台灣成立的第一家汽車公司－裕隆汽車公司，創辦人就是嚴慶齡先生(1909－1981)。嚴慶齡為我國當代著名的機器製造家，對機器製造及紡織工程有獨特之技術與經驗。1949年大陸淪陷嚴慶齡隨政府來台，1953年在台成立裕隆汽車公司，開始台灣的汽車工業。當時台灣剛從二次大戰戰火中走出來不久，又遇上國共內戰及政府遷台，當時的環境可說是困難重重，但嚴慶齡不畏艱苦，堅持理念，推動台灣汽車工業的發展。 嚴慶齡來臺後，台元紡織公司建廠尚在籌備期間，他把建廠之重責大任交由原泰利廠的班底執行，而自己則赴歐美考察，研究世界列強富強之道。嚴慶齡於考察回台後，深深體
會到世界列強之所富強，完全奠基於重工業的進步。故嚴慶齡響應當時蔣中正總統的發動機救國之號召，一心一意發展機械工業，並得出：「欲使中國富強，發展汽車工業是最好的方法」的思想。 嚴慶齡出身棉鐵工業世家，本身也是資深的企業家，產業來台後，紡織業在台灣有較穩定的發展空間，但嚴慶齡不專營自己的老本行紡織業，反而在台灣市場及技術尚末成熟的情況下，投資風險較大的汽車工業，而且一投入就是數十載，始終不離不棄，為了就是帶動國內重工業的發展，並達到國家富強的理想而努力。本文將以嚴慶齡發展台灣汽車工業的過程及他對汽車工業發展過程的建言，依序說明嚴慶齡如何在貧瘠的台灣汽車工業上扎根。
崇禎朝薊遼兵變與餉稅重整
為了解決光隆實業104 的問題，作者李華彥 這樣論述：
糧食和兵餉，一直是明朝邊疆上的重要議題。萬曆後期白銀普及，明廷將稅賦和兵餉收支由實物改為銀兩；稍後，壬辰倭亂和女真族崛起遼東半島，掀起明清戰爭，糧餉成為17世紀前半明朝財稅支出最大宗，遼餉由萬曆四十六年開徵的200萬兩年額銀，遞增到崇禎四年的668萬兩銀，卻仍不敷應用，明軍因糧餉匱乏和運輸遲滯屢生兵變，牽引出更多財政和人事的弊病，形成關鍵的歷史轉折時代。 崇禎元年至六年，從明朝京城近郊的薊州鎮到山海關外的遼東抗金前線，接連發生八場兵變，共通原因都是營兵不耐長期缺餉而起。兵變在明軍中產生模仿效應，次數增多後，自金而來的降將劉氏爭取家族利益、皮島軍不服新總兵黃龍、山東遼東人的省籍情
仇等特殊因素，也成為欠餉之外的兵變新原因，使少數主謀得以成功煽動明兵從變。八場兵變既使長城堡寨陷入防衛空虛危機，開士兵因變得餉之例，更引發內戰，破壞後勤地區，連帶毀壞明朝遼海戰線。連續兵變的結果，導致明朝在明清總體國力競爭上日趨下風，北京—遼東—山東抗金戰區遭受嚴重破壞。 明廷以裁軍省餉和催繳州縣賦稅的一體兩面政策對應崇禎初年的財政困窘和軍費緊繃，為籌錢力行考成法，視徵稅成效銓敘所有府州縣官，除加緊收齊繳納中央的「起運銀」，更將地方經費的「存留銀」也納入遼餉源，硬性規定州縣認繳，比例佔其總數之半，此稅連同水旱災、民變嚴重打擊地方實力，民心同因生活艱困而日益流失。 天啟、崇禎時期，明
朝兵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組織遼東幕僚團，群集文武官兵重整教戰，化敗退入山海關的頹勢為拓地到錦州的復興局面，許多落第舉人也憑藉才幹出仕遼東，另有北京專權大太監魏忠賢及其黨徒插手遼事，欲攫取利權，引發朝野人事鬥爭外擴到薊遼，在戰場競爭事功。本文考證此時期的薊遼人事關係，陳述兵變中主事官員：王應豸、畢自肅、茅元儀和其轄下重要武官的事蹟，以分析晚明士人治軍理政的能力，和明朝財政、軍事衰微受人為因素的影響。 本文應用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內容，理清晚明各省遼餉徵額和繳納日程，確認遼餉自開徵起即採定額徵收制，在崇禎初財政重整時曾獲得控制，但因戰事擴大、各省災亂而膨脹，四年大凌河之戰後則遽增，再難控
制。遼餉因明清戰爭而生，是明末三十年國家財政的重要項目，主要用於北直隸和遼東軍費，屬於正項稅賦之外的臨時加派，原定滅金光復遼土後取消，但迄明亡都未達成。崇禎朝這次財稅重整，不僅層面擴及中央和地方大部分稅目，且嚴格要求簿記管理、定期匯報，卻未能抑制軍費增長，達成停徵遼餉目標，根本原因還是金軍未滅，內戰及災荒不斷，支出源不消，但此次理財仿效萬曆初期的精細控管，嚴格實察，也顯示出遼餉與晚明財稅的緊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