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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內湖車麗屋營業時間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舊思維新衝突：從台中市ALA PUB事件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與規劃

為了解決內湖車麗屋營業時間的問題，作者杜宜蓁 這樣論述：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規劃的優點是明確的分區與使用分區管制明訂正面表列與負面表列之條件許可項目，由於過去台中市所遵循都市計畫台灣省施行細則，其項目往往缺乏彈性，不管正負面表列皆有其極限則是其缺點。由於一直以來沒有因地制宜的都市計畫體制規範，直到台中市ALA PUB事件所引發都市住宅用地之土地使用衝突，成為各方討論的焦點。因此，本研究從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角度與土地使用規劃理論，了解台灣現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規劃方式，並從ALA PUB事件中，歸納土地使用管制與規劃在實際現況因時間流轉所造成與實際落差與僵化情況，正是本研究主要核心議題。在研究方法方面則是採取次級資料分析與半結構式訪談兩種研究方法，透

過深度訪談分析利害關係人(steakholders)在事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都市計劃制度僵化所引發土地使用管制在各面向的爭議。在個案研究部分，本文將ALA PUB所引發都市計劃土地使用管制爭議面向分為三部分，第一為都市計畫體系的空間發展制度與規範跟不上社會經濟變動的廢時與制度僵化、其次則是都市計畫現行管制方式在政府土地使用管制單位權責執行衝突與業者不合理存在管制的衝突、最後則是法令層面在商業登記辦理方式與公司行號營業項目歸屬問題的爭議。本研究認為，土地使用管制衝突的原因在於，產業地更迭與變遷在土地使用管制上，商業活動表面看似不合理存在但確實有其存在需求，實際上應回歸都市計畫規劃思維本身，管制

的僵化須配合時代變遷彈性規畫調整，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規畫面應捨棄過去管制的角度，重新從規劃的觀點在目前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下彈性配合開發許可、規劃許可的精神，減少法制面因認知差異而產生之衝突、第二，執行機制面應可明確劃分權責與實際的行政權，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透過明確的條例與法令規範，使土地使用管制回歸到都市計畫規畫最原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