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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位置資料之研究－日本法為借鏡

為了解決加賀屋工作ptt的問題，作者陳秀菁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位置資料所涉權利保護及其法規範。隨著無線通訊的蓬勃發展，智慧型手機進入興盛時期，結合行動通訊與數位生活，早已成為現代生活之常態，更是人類科技生活中不可或缺之裝置。爾後科技服務不斷推陳出新，其中更是以位置資料之相關應用受到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以及民眾之重視，此應用可藉由通訊裝置之使用者端末訊息來確認定位，主動提供需要資訊或是相關服務，不僅讓公務機關推行政策或是非公務機關產品行銷成本更加低廉且有效率。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位置資料越來越被廣泛使用後，其所帶來風險也越來越大。倘若將利用之位置資料加以蒐集比對後即可側寫（profiling）出特定使用者生活空間及時間之略圖，進而勾勒出

使用者之生活習慣、興趣及思想等，將會對於民眾隱私權造成莫大之衝擊。因此，各國也注意到此一隱憂並逐漸採取管制手段加以規範，如：歐盟之GDPR以及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已先後將「位置資料」規範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範圍。反觀我國，對於位置資料之討論微乎其微，更無相對應之定義，若以目前法制是否足以因應當前多樣科技服務狀態下之個人即時監控之疑慮，亦容有討論空間。故本文欲從此論點出發，聚焦於位置資料之使用與權利保護，檢視目前法制之規範，並進一步探討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因應COVID-19之疫情肆虐，利用位置資料防止疫情擴散之相關政策，如：健保卡串連旅遊史、電子圍籬、簡訊實聯制、公布確診者足跡等之適法性及適當性探討

。最後，透過分析日本法制以審視我國現行相關法律之不足，提出相應之建議規範，期盼能對此問題貢獻棉薄之力。

當代反校園霸凌戰爭之研究

為了解決加賀屋工作ptt的問題，作者黃郁琇 這樣論述：

摘要校園霸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但直到2010年12月始引起軒然大波，臺灣社會也在此時呈現全體動員向校園霸凌宣戰的狀態，包括一時間湧現的媒體投書、網友發動人肉搜索與集結上街頭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展現社會大眾的反霸凌意志，政府也在此時採取修法、重新制定行政規則，將防制霸凌比擬為防疫行動，監察院也在此時作出第一份因校園霸凌事件而成立的糾正案。然而在反霸凌戰爭中出現的作為，也產生了某些疑慮，例如在尚未確認事實前，就將霸凌者列為撻伐、打擊的對象，或是為了展現防堵決心，將疑似霸凌事件即通報列冊，可能產生學校對學生行為過度敏感或過度介入，也可能導致社會大眾對這些學生的過度非難或標籤。假設這些反霸凌行動和造成

的影響是因為當時校園霸凌狀況特別嚴重，本文發現當時多數的霸凌統計資料未公開，大眾難以了解完整面貌，並且從媒體對引起反霸凌的事件報導，與官方調查資料出現落差。再進一步比較前後時間點的事件，發現事件本質相似或更嚴重的事件也未引起反霸凌戰爭。為了解開為何社會反應有所差異，以及大眾如何認定霸凌情況嚴重這兩個問題，本文從媒體如何報導校園霸凌事件，尋找其與報導與社會反應的連結，並且發現在媒體型態改變後，大眾可以從媒體之外獲得事件訊息，卻仍有相似的反應，顯見有其他因素影響社會反應的形成。為了找出形成社會反應的背後因素，本文以論述分析反霸凌的論述主軸，其意義在於個人的主觀或新聞報導框架，會受到語言描述和時空環

境影響，複製社會刻版印象或預設去理解事件。在反霸凌的論述中，包含青少年殘暴形象的強調；以教育為主軸的論述，包含教師管教權的爭議、教育政策的失敗、教育人力的分配等主張；警政部門在反霸凌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社會治安將惡化的預測等。這些論述有的可連結媒體對事件或人物的報導方式，並且各個論述之間有時是站在不同觀點各自論述，有時是呈合流或互相支持的關係。從這些論述可以挖掘其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包含2010年大眾對於社會治安的不安感；在教育場域中，家長和教師對於教育政策的不滿，反映在對教育事件的焦慮；以及社會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擔憂等，經由反霸凌戰爭找到宣洩的出口。而從這些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反霸凌戰爭雖然讓

社會關心防制霸凌議題，但是也存在是否反霸凌僅是大眾各種不安、焦慮的情緒轉嫁，而導致一時熱潮，不僅讓社會對少年的態度轉變，也可能無法有效找出問題的癥結點，因此對於這樣的社會反應必須謹慎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