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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人性空間---台北市人行空間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為了解決南京東路四段52巷的問題，作者藍嘉俊 這樣論述：

本研究企圖找出台北市人行空間惡化的過程及其面臨之結構性限制，並分析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人行空間被更上層的都市交通與空間規劃所結構著，因私人運具失控所導致的人車衝突為我們的切入重點。藉由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本研究認為惡質的步行環境是世界體系、國家、社會以及人行空間議題本身的模糊性四者互動下的結果。人行空間危機乃根源於台灣處於世界體系依賴發展的脈絡下，歷史性地塑造了一個無視於空間限制的扭曲之交通環境所致。 為了能納入資本主義之分工體系，台灣早期頃全力於經濟建設，故對大眾運輸之發展產生排擠作用。此外，因美援所鞏固之技術與價值觀依賴，致使當局引用了不適合本地環境的小汽車導向之都市規

劃模式。大眾運輸服務不足導致了美式汽車文化及非正式部門之機車趁勢興起，依賴私人運具的群體遽增。在此情境下，促使一個以車為本、行人次之的國家與社會之形成，並相互強化成為一個共犯結構，進而穩固了車行導向的都市空間之分配與使用。私人運具在缺乏管制下日趨失控，加上路外停車空間不足，引發了嚴重的路邊停車問題（汽車之於社區巷道；機車之於人行道、騎樓），並全面排擠、侵犯行人權益。 雖然國家在近年推出了「以人為本」及「大眾運輸導向」等對人行空間發展有利之交通理念，但由於公車、自行車、人行道等次系統發展受限，無法與捷運系統有效整合，致使大眾運輸體系不夠健全；另一方面，當局未積極抑制私人運具，

持續興建缺乏相對管制措施的快速道路並提供低廉的停車收費，且無力全面回應機車停車問題。這些現象除了有鼓勵私人運具使用之嫌，更造成大眾運輸系統無法與之競爭，進而維持了由私人運具所主宰的空間分配及使用模式。換言之，惡質的人行空間處境並未大幅扭轉。 人行空間的結構性困境為：1.國家與社會對人行空間認知與定位不清、步行權意識薄弱；2.「車輛優先、人次之」為被內化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主導公共資源的分配及空間使用，並造成私人運具市場更難管制，使已然定型之車行導向都市空間形式不易調整；3.路邊停車（尤其是機車）問題無法根本解決；4.公共空間私有化行為難以遏止。 步行權無

法成為現代社會中被重視及維護的人權凸顯了台灣做為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特質。對於老人、殘障者、孩童、低收入者及婦女這些行動不便或更需要大眾運輸系統的群體而言，完整的人行空間尤其具有深刻意義。私人運具使用者（通常社、經地位較高）權益長期獲得維持，車行導向的空間結構無法積極調整，顯示國家妥協於社會強勢階級，無力於公平交通環境之建構。對社會內部而言，現有機制僅能呈現被主流力量所簡化之民意，掩蓋了不同群體間的差異性，更進而合理化國家既有之不公行為。故在有限公共資源的競逐中，社會依循叢林法運作，弱勢階級的需求受到忽略以及犧牲。 在此脈絡下，步行環境只有在結合較多利益的商業或景觀街道等重點地

區才能獲得保障，而一般生活之社區巷道仍由車輛所佔用，實為人行空間意義之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