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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杜正勝所指導 歐陽宣的 金聲玉振——考古與文獻所見「周樂」及其政治意涵 (2020),提出南陽 路考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周樂」、政治意涵、鐘磬、文化交流、展演性。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季旭昇、林清源所指導 彭慧玉的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封許之命》研究 (2020),提出因為有 清華簡、封許之命、冊命的重點而找出了 南陽 路考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南陽 路考,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金聲玉振——考古與文獻所見「周樂」及其政治意涵

為了解決南陽 路考的問題,作者歐陽宣 這樣論述:

這篇論文研究的是,西周至戰國時代,「周樂」的政治意涵的形成以及其在傳世文獻中的詮釋,具體的切入點則是見於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的金石之樂,即鐘磬。研究取徑以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為基礎,考察「周樂」政治意涵的三個面向,亦即政治權威、階序及展演性。而在此政治意涵的形成過程中,以鐘磬組合為核心的周樂,其政治意涵的建構並不完全出自少數政治菁英或政權的手筆,而在更大程度上受不同邦國、族群間的文化交流影響。可以說,文化交流因素在此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論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是將以考古資料所見的鐘磬為主,論證自晚商至戰國時期,「周樂」政治意涵的演變。晚商時期的殷墟小鐃與石磬,是以鐘磬為關鍵組合的周樂的前

身,已在考古資料反映鮮明的政治權威、階序性質,並且初具展演意味。至西周時期,成編甬鐘與石磬的組合,取代晚商時期的殷墟小鐃,成為「周樂」的骨幹,形成規範周人的政治秩序的禮儀系統。春秋時代至戰國早期,「周樂」的政治意涵基本延續西周時期的狀況,只是變得更加精緻與複雜,且作為樂器的金石之樂,其發展的路徑開始與青銅禮器出現分歧。相對於青銅禮器的復古傾向,編鐘更重創新。於此也體現鐘磬之樂作為媒介的雙重性質,維繫人神之間與人際(或國際)間的和諧關係。另一方面,西周甬鐘的出現與蓬勃發展,涉及的是深刻的文化交流議題。甬鐘在形制上源自晚商時期的南方大鐃,並在西周中期以降全面的取代南方大鐃。不過,分布在南方西周甬鐘

,大多為零星為人所發現,少以成編形式見於墓葬,出土脈絡與南方大鐃相似。至春秋晚期始見編鐘與石磬搭配的墓葬在南方的夷人墓葬出現,此意味不同文化與族群之間交流更為深入。論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則是在前述物質文化基礎上,分析傳世文獻中封建貴族與職人,如何運用「周樂」的政治意涵。「周樂」在封建政治秩序與社會中所反映的價值系統,則表現在傳世文獻所記載的禮儀、威儀觀。其中貴族間「賦詩言志」的往來形式,即深具展演意味,而封建貴族與職人「以樂論政」的政論表述形式,則是禮儀與威儀觀的具體呈現。此外,「周樂」的實際運作則仰賴樂官、樂工構成的職人集團。當封建社會崩潰後,封建禮儀與金石之樂成為明日黃花,詮釋「周樂」政治意

涵的群體,由封建貴族轉換為新興知識分子,其論述則主要見於《荀子.樂論》與《周禮.春官.大司樂》。在此詮釋框架下,「周樂」逐漸作為理想政府體制的一環而為戰國知識分子所論述,且「移風易俗」的質素日益受到重視。大抵而論,這篇論文藉由梳理出土資料中鐘磬的源流與發展,論述以鐘磬為核心的「周樂」的政治意涵,及其在文獻所載中封建貴族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及其所形塑的價值系統等。由此省思在商周時期複雜且未必見諸文獻記載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周樂」的政治意涵如何形成,又如何在周代封建社會崩潰後受到詮釋。這篇論文揭示的是,在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周樂無疑是周代統治階層的政治支配工具,這除了基於周樂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外,也

在於其作為媒介的性質,從而使得不同族群或邦國能夠加以靈活運用,作為彼此間往來的橋樑。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封許之命》研究

為了解決南陽 路考的問題,作者彭慧玉 這樣論述: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的〈封許之命〉篇,內容敘述周成王封賞呂丁的相關事宜,在文章結構上可與文獻中論及冊命主題的文章相參照:例如封賞者先紹述祖先功業,並讚美受賜者的付出,接著給予受賜者新的任務使命,此伴隨若干賞賜物品,文末以誡勉作結,這種結構與西周冊命類銘文的記敘方式相似。除了文章結構,還有賞賜物品與簡文詳記呂丁封許之時的賞賜:蒼珪、秬鬯、路車等,可與有關典籍、青銅器銘文對照賞賜物相關研究,本論文在原考釋及相關學者討論的基礎上,將全文以句為單位進行校釋,並結合冊命文獻進行相關比較,希冀深入了解這篇珍貴記錄冊命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