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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道長安似弈棋：解析唐大明宮遺址的保護過程和二十一世紀西安市的復興神話

為了解決台灣企銀復興分行的問題，作者薛孟琪 這樣論述：

大明宮曾是盛唐時期長安城的政令中樞，隨著唐末戰亂廢毀而沉寂千年。直到1930 年代，河南難民在此展開新生活，卻受限於遺址保護而無從發展，使此地成為西安市民眼中窳陋的、罪惡的「道北地區」。然而，這一切都在2007年10 月曲江管委會操盤此區的城市運營後大幅改觀：在短短三年之間，10 萬名城中村農民和棚戶區居民遷離遺址，遺址則「華麗蛻變」為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本文由此事件切入西安市當前的歷史計劃與城市復興計劃，從遺址保護神話的再現、執行保護改造之新型地方政府團隊的組織與權力關係、地方政府藉遺址保護進行城市運營的實質過程等角度進行分析，反思歷史與地方的相互形塑interplay，以及遺

址保護、再利用與城市經濟、土地開發之間的緊密關聯。 本文首先透視不同空間代理人對遺址保護本質及歷史空間意義賦予的衝突過程。研究發現曲江管委會藉由構築其心目中的「唐代盛世」，一舉殲滅遺址上的城中村與棚戶區、抹除地方記憶。自詡科學、追求真實性、標榜普世價值的保護思維已轉向視遺址為「劇場」、著重敘事與表演的歷史空間活化實踐，結合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再生的正當性訴求。本文接著耙梳促成遺址歷史時空再現的地方權力集團網絡關係，發現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乃是政府特權與企業、金融資本共同運作的結果。涉入遺址區建設的政府機構、企業、開發商、銀行實際上皆為國家力量的延伸；如此特殊的組織與運作模式提供了對西方理

論的修正。最後，本文詳述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以遺址保護作為「廢都」復興手段的城市運營過程。藉由對保護規劃理想與實踐的比較、以及對財務資料的分析，本文指出借力土地財政的侷限及其對資源重分配造成的影響。本文總結政、企、銀結盟的體制迴避了監督與制衡、反噬遺址保護的初衷，值得西安市、乃至全中國大陸其它即將循類似模式進行保護、開發的遺址區借鑒。

台灣1980年代政治反對運動與勞工運動：以勞支會為中心（1982-1989）

為了解決台灣企銀復興分行的問題，作者賴建寰 這樣論述：

本文以1984年至1989年間的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為勞支會）為中心，考察勞支會的創立、改組與政治反對運動和勞工運動的互動關係。由於戰後台灣長期處於強人威權體制之下，使得工會組織「資源匱乏」，勞工運動由勞工自發性地開展較為困難。本文依循著勞支會組織變化的情形，觀察1980年代黨外運動、勞支會與勞工運動間不同的互動轉折。1984年勞支會創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黨外路線鬥爭下的產物，一方面勞支會連結了黨外新生代對於群眾運動的初步想像，另一方面則提供當時黨外所能提供的資源（法律諮詢、協助者），一定的程度上協助了勞工運動的開展。到了1988年初之交，在野政治勢力的變化與年終獎金風潮的爆發，使得勞支

會內在改變的因子得以萌發，再度轉向為籌組工會、協助工會發展、勞工教育與行動策略建議的組織者。在此之前，勞支會儘管有從純法律服務轉變為協助者的發展，但真正促使勞支會進一步轉變的催動力，並非來自於在野政治勢力，而是源自於勞工集體行動。整體來看，勞支會的創立與改組所具有的意涵，在當時都是相當特殊的變化，假若沒有勞支會成立於先，1987年後勞工運動可能又是另一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