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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史密斯繪本大師】好煩好煩系列套書(好煩好煩的貓、好煩好煩的長頸鹿)

為了解決史密斯 隔 熱 紙 評價的問題，作者喬里．約翰JoryJohn 這樣論述：

一次擁有藍‧史密斯 繪本大師 大獎連連【好煩好煩】系列 兒童文學達人游珮芸老師翻譯+專文導讀推薦！ ～繪本界超級大巨星 名家黃金組合～ ★藍‧史密斯∣美國凱迪克大獎、英國凱特格林威大獎 ★喬里‧約翰∣懷特朗讀繪本獎銀獎 【套書特色】 ★繪本界超級大巨星、暢銷繪本名家黃金組合：橫掃全美圖書館、暢銷書排行榜！膾炙人口且大獎連連的【好煩好煩】系列，絕妙幽默的大師級作品一次擁有！以精湛插畫藝術和絕妙文字，顛覆一般童書的想像！繪本達人游珮芸老師翻譯+專文導讀推薦！ ★精湛畫工與設計，蘊含哲理也不無聊的繪本故事：藍．史密斯以獨樹一格且備受繪本大獎肯定的插畫，展現出宛如紙上劇場般的繪本藝術；搭配上喬

里．約翰犀利且妙語如珠的文字，故事內涵幽默和自我接納及珍惜所擁有的，讓閱讀充滿趣味。 ★媒體及家長讀者好評推薦！Amazon亞馬遜書店五顆星滿分推薦、入選亞馬遜網站、《出版商週刊》年度最受矚目繪本，榮登美國獨立出版暢銷榜和美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協會選書，並受《書單雜誌》讀者票選為最佳好書獎英國。 【內容介紹】 最受歡迎的【好煩好煩】系列── 即便過著舒適溫馨的居家生活， 每個動物都有屬於他自己的煩惱！ 厭世的喵星人成天在抱怨什麼？ ～超驚喜「長」拉頁設計！ 讓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長頸鹿的煩惱！～ 《好煩好煩的長頸鹿》 【繪本職人‧親職專家 犀利推薦】 小野｜作家 宋珮｜美學藝術工

作者 汪仁雅｜繪本小情歌版主 周婉湘｜兒童文學作家‧繪本推廣職人 林幸萩｜童里繪本負責人 林怡辰｜閱讀推廣推手‧彰化縣原斗國民小學教師 笛飛兒EQ教育｜親職講師群 黃瑽寧｜馬偕兒童醫院主治醫師 楊俐容｜台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親職教育專家 賴嘉綾｜作家、繪本評論 魏瑛娟｜閱讀推廣推手 羅怡君｜親職溝通作家 蘇懿禎｜火星童書地圖版主 （依姓名筆畫排序） │故事簡介 什、什麼？長頸鹿也會有煩惱？ 沒錯，聰明的你猜對了！ 長頸鹿的煩惱， 就是那超～級～無～敵～長的脖子！ 長頸鹿愛德華完全搞不懂， 為什麼自己的脖子長得 這麼長、好軟、又細、很花， 如此的……「長～頸～」。 愛德華覺得每

個動物， 無時無刻都盯著它那又長又怪的脖子瞧。 唉，他想過幫脖子繫上絲巾； 甚至躲進叢林裡，把自己藏起來。 老實說，他試過你想得到的任何方法了。 當愛德華試盡各種方法，精疲力竭打算放棄的時候， 一隻烏龜闖入，啊，不對不對，是慢……慢…… 慢慢……的出現在愛德華的世界裡， 幫助愛德華了解── 原來他的長脖子可是很管用的呢！ ◤最犀利幽默的情緒繪本◢ 用精湛的圖像、絕妙的文字， 鼓勵孩子允許自己擁有負向情緒！ ************************************************ 《好煩好煩的貓》 ★★★【繪本界.貓派 絕妙推薦】★★★ Emily ／《我愛陳明

珠》作者 Neneko貓日／愛貓插畫家 王怡鳳／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總幹事  李瑾倫／繪本作家 汪仁雅／繪本小情歌版主 黃淑貞／小兔子書坊店主 黃筱茵／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蔡幸珍／兒童文學作家 露咖佩佩／貓系創作者 （依姓名筆畫排序） │故事簡介 身為一隻貓的煩惱，你絕對意想不到！ 不過是想好好的曬個日光浴， 陽光卻不斷更換位置…… 嘿，陽光！給我回來！ 酷斃了！你看，碗裡只有幾顆 硬梆梆的乾乾…… 拜託，那些喵喵叫的意思 是我想要吃罐罐，不是乾乾！ 唉……我已經好多年沒出門了， 每天就是從這個房間 晃到另一個房間，無事可做！ 什麼？外面的生活艱難？ 噢不，你知道每天被「轟隆隆」怪獸

噪音攻擊的滋味嗎？ 你懂心愛的窩被別人霸佔的感受嗎？ 嗯哼，我想我說得夠多了。 我昨天只睡19個小時， 剩下的你自己翻開書本看吧！唉！ 藍‧史密斯+喬里‧約翰 攜手鉅獻 以精湛插畫藝術和絕妙文字，顛覆一般童書的想像！

反戰之戰：律師、政客與知識份子如何重塑世界

為了解決史密斯 隔 熱 紙 評價的問題，作者（美）烏娜·A.海瑟薇（美）斯科特·J.夏皮羅 這樣論述：

1928年盛夏的一個炎熱下午，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人為了消除戰爭而齊聚巴黎。當天簽署的《非戰公約》幾乎被世界上所有國家批准。於是，歷史上第一次，戰爭在全世界成為非法行為。但承諾轉瞬即逝。   《反戰之戰》將《非戰公約》置於自17世紀至今的漫長歷史中，分析闡述了諸多律師、政治家和知識份子的思想，為我們解答了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反法同盟在處置拿破崙一世的問題上為何猶豫不決，到底面臨怎樣的法律困境？二戰後為納粹高級官員定罪為何困難重重，法理和情理究竟有何矛盾？人類如何從戰爭合理的認知階段走到今天達成反戰共識？置身於各國聯繫更為緊密的時代，我們應如何應對國際社會上的強權者和不合作者，法律會為我們

提供怎樣的保護？除了法律，我們還能求助於哪些手段？   《反戰之戰》不僅是一部人類戰爭思想的演變史，也是一部讓我們看清今日世界的實戰指南。 烏娜·A.海瑟薇   耶魯大學法學院傑拉德·C.（GerardC.）和伯尼斯·拉特羅布·史密斯（BerniceLatrobeSmith）國際法和政治學教授，全球法律挑戰中心主任。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居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   斯科特·J.夏皮羅   耶魯大學法學院查理斯·F.索斯邁德（CharlesF.Southmayd）法學和哲學教授，法律與哲學中心主任。倫敦大學學院裘恩法理學客座教授。在哥倫比

亞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居於康涅狄格州紐黑文。 前 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偉大的雨果 第二章 戰爭宣言 第三章 殺人許可權 第四章 公民熱內出使華盛頓 結束語I   第二部分 變革 第五章 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 第六章 崩潰 第七章 和平制裁 第八章 雄才大略的人物 第九章 阿爾戈行動 第十章 朋友和敵人 第十一章 “上帝保佑我們遠離教授！” 第十二章 納粹馬戲城 結束語II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 征服的終結 第十四章 戰爭不再建立國家 第十五章 為何總是衝突不斷？ 第十六章 驅逐 第十七章 伊斯蘭國的視角 結論 今後的任務

1928年8月27日，人群聚集在法國外交部之外，圍觀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到來。圍觀者站在任何可供下腳的地方：人行道上、計程車上、卡車上、塞納河的護欄上。有些人為了看得更真切些，乾脆爬上了路燈杆，以致警方不得不動用額外的警力驅趕他們。政要和新聞記者強行穿過人群，向引座員遞上黃色的邀請函，上面印著當天的日期並寫著“《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條約》簽署儀式（Signaturedupactegeneralerenonciationalaguerre）”。   引座員把客人們領進了宏偉的時鐘廳，它位於法國外交部這座巨大建築物的深處。大廳裡，巨大的吊燈懸掛在閃耀著金光的天花板上

，血紅色的窗簾將世界隔在了外面。四個彩色的旋渦裝飾被固定在雕刻精美的嵌線上，它們代表著“四大洲”。整個大廳的設計似乎在傳遞這樣的資訊：世界法則在這裡制定。   實際上，在幾代人的時間內，世界法則確實是在這裡制定的。為了使國際貿易和科學研究順利進行，1875年，國際社會在這個奢華的大廳裡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度量標準體系。21920年，國際聯盟的第一次會議也是在這裡舉行，它是為解決國家間爭端而創設的。僅僅十年前，同樣是在這裡，戰勝國向戰敗的德國規定了和平條款。   這一天，時鐘廳外天氣溫和宜人，但是廳內卻酷熱難耐。為拍攝簽約儀式而架設的弧形燈散發出熾熱的光線，把時鐘廳變成了一個烤箱，烘烤著衣冠楚楚的政

要們。列隊行進儀式下午3時01分準時開始。攜帶中世紀長戟的瑞士警衛帶領使者們進入大廳。正當客人起身時，攝影師用不同語言開始大喊：“坐下！坐下！”原來他們擋住了鏡頭。儘管他們對攝影師的冒失行為感到震驚，但還是聽從安排回到了座位上。   現場儀式由法國外交部長阿裡斯蒂德·白裡安（AristideBriand）主持。白裡安看上去不像一個政治家。他既不身材高大，也不引人注目；他臉色灰白，長長的鬍鬚垂下來，遮住了大部分臉龐，並且，他常常顯得極為嚴肅古板。然而，白裡安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外交官，他不知疲倦地捍衛著法國的國家利益。自從德國戰敗後，他耗費十年時間，努力周旋，致力於讓法國避免再次捲入一場血腥衝突。兩

年前的1926年，他因促成《洛迦諾公約》（LocarnoTreaties）的簽訂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該公約是一套相互關聯的協議，設計初衷是防止歐洲各強國相互發動戰爭。現在，白裡安和他的美國同行、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FrankKellogg）一道，要把“洛迦諾精神”傳播到全世界。   當白裡安起身發言時，攝影師們關掉了明亮的弧形燈，代之以更為柔和的聚光燈照射在他身上。他首先熱烈地感謝位於他左邊的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右邊的德國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Stresemann）。他宣佈，今天“標誌著人類歷史上一個新的開端”和“自私且任意的戰爭”的終結；從這一刻起，世界各國不再將戰爭視為

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由於剝奪了戰爭的“合法性”，該條約將打擊“邪惡的根源”。此時，大廳裡爆發了熱烈的掌聲，淚水從凱洛格的臉頰滑落下來。   弧形燈重新亮起。由於光線太強而出現視覺盲區，白裡安要求關掉它們，但攝像師沒聽他的吩咐。白裡安轉身向施特雷澤曼鞠躬致意，後者起身走向條約文本放置處。施特雷澤曼頭上和脖子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他在一張放著羊皮紙文件的小桌前坐下，拿起一支二十公分左右的金筆。這支筆是勒阿弗爾市（LeHavre）最近贈送給凱洛格的禮物。這支筆裝飾著月桂花環，上面刻著這樣一句話：“Sivispacem，parapacem（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要為和平做準備）。”這句話改編自一句非常著

名的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麼就要為戰爭做準備”，這句格言通常被認為是羅馬軍事理論家韋格蒂烏斯（Vegetius）所說。   下一個簽字的是凱洛格。由於金筆比較笨重，無法順利地使用，他惱怒地作了個苦相，然後用力地晃動金筆。在凱洛格之後，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羅·海曼斯（PaulHymans）和白裡安分別代表比利時和法國簽署該條約。然後英國代理外交大臣庫申登勳爵（LordCushendun）代表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簽署了條約。加拿大、新西蘭、南非、澳大利亞、愛爾蘭自由邦、印度、義大利、日本、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權代表緊隨其後簽署了條約。   整個儀式用了不到一個小時。下午3時57分，一名瑞士警衛把

他的長戟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攝像機也停止了轉動。至此，戰爭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被宣佈為非法。   即使不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也知道，當天簽署的《非戰公約》未能終結戰爭。聲勢浩大的宣告儀式結束後僅僅三年，日本就侵略了中國；日本侵華之後四年，義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再後四年，德國入侵波蘭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結果是，除了愛爾蘭，當年齊聚巴黎宣佈放棄戰爭的國家都處於戰爭之中。隨之而來的災難比之前發生的災難更具破壞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五倍，達到了難以想像的7000萬人，是過去1000多年來傷亡人數最多的衝突。《非戰公約》也沒有阻止朝鮮戰爭、阿以衝突、印巴戰爭、越南戰爭、南斯拉夫的分裂、

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反恐戰爭”或者烏克蘭和敘利亞的衝突。   當時，《非戰公約》是歷史上批准國家最多的條約，有63個國家加入。然而，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已經很少有人聽說過它，大多數歷史學家也忽略了它。無論是《企鵝世界史》（ThePenguinHi-storyoftheWorld）還是牛津大學《世界史》（TheHistoryoftheWorld），甚至都沒提過它，儘管二者篇幅都超過了1200頁。當人們提及《非戰公約》［在美國被稱為《凱洛格-白裡安條約》］時，它通常被視為嚴肅的國際事務中一個令人尷尬的失誤，一個永遠不應該被重複的天真實驗並遭到否定。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

singer）嘲笑非法化戰爭的努力“像空中樓閣一樣充滿誘惑力”。冷戰戰略家喬治·肯南（GeorgeKennan）形容它是“幼稚的，十足的幼稚”。在其另一本優秀著作《地獄歸來》中，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Kershaw）將《非戰公約》描述為“異常空洞”。外交官肯尼士·阿德爾曼（KennethAdelman）判定它是“一個笑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詹姆斯·M.琳賽（JamesM.Lindsay）稱之為“國際飛吻”（theinternationalequivalentofanairkiss）。   或許比利時電影製片人亨利·斯托克（HenriStorck）對《非戰公約》的控訴最為鏗鏘有力。193

2年，斯托克利用《非戰公約》簽署儀式的鏡頭，將其與1928年以來的相關新聞場景拼接起來。這些場景有英國無畏艦發射巨大炮彈的片段，德國軍官頭戴釘盔（那是他們的標誌性尖頭盔）閱兵，以及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挑釁性地揮舞著拳頭，等等。電影沒有故事敘述，但它表達的資訊很明確：時鐘廳裡的莊嚴儀式是純粹的政治演出；大國根本無意廢棄戰爭，相反，它們正忙於擴軍備戰。法國政府對這部諷刺作品感到非常震驚，於是在電影發行之前對其進行了審查。這部影片僅在1959年上映，當時，為了強調廢棄戰爭的行動本質上是一出鬧劇，斯托克特意為其配了進行曲。   《非戰公約》並沒有像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

》和1938年的《慕尼克協定》那樣受到譴責，人們常常指責後兩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之一。因為沒有人真正在意它，所以人們也就不會去責難或者斥責它。當我們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17來讚揚該條約時，國際關係學者丹尼爾·德雷茲內（DanialDrezner）評論說：“這可能是我看到的專欄文章中第一次正面提及《凱洛格-白裡安公約》的。我這麼說並非刻薄——我確實沒有見過對該條約的積極評價。”   本書認為，《非戰公約》確實應該被正面評價。坦率地說，《非戰公約》並沒有造就世界和平。然而，它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具變革意義的事件之一。它從根本上使得我們的世界更加和平。它沒有終結國家間的戰爭，但它標誌著國

家間戰爭終結的開始，並且，它帶來了國際秩序的變革。   注：本文選自《反戰之戰：律師、政客與知識份子如何重塑世界》中文版前言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為了解決史密斯 隔 熱 紙 評價的問題，作者呂文翠 這樣論述：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呂文翠撰 論文摘要 出版於甲午之戰前夕的《海上花列傳》，一直因為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歷史語境，使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筆者試圖透過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

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一、游移「邊緣」與趨進「中心」－－小說史與政治史的近代消長： 相較於甲午戰後，學界對於甲午戰前晚清小說的研究，一直興趣缺缺。因為不管從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動或文學風氣的大幅轉折來看，這場改變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戰爭（1894-1895年），都是一個極具關鍵性的轉捩點。 巧的是，就在甲午之戰前夕，亦即1894年孟春，《海上花列傳》全本六十四回成書出版後不久，作者韓邦慶也結束他三十九歲的生命歷程。這一年，朝鮮與日本、清廷三方之間的齟齬日漸白熱化，幾個月後，中日之戰正式爆發，由李鴻章一手培育，號稱「東亞第一大

艦隊」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終結了李系人馬獨霸政壇的局面。就像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指出的：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後始也（〈康有為嚮用始末〉，頁一） 。 這場改變歷史的戰役，凸顯出中國經過二十年「洋務運動」得以躋身「現代化」國家的大夢，竟顯得如此荒謬突梯。知識份子的痛切反省造成文學風氣的急速移轉，「小說」迅速躋身文學舞台的前沿。也因此，在小說中「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魯迅1990a：349）地呈現對於政治議題的批判譴責，甚至暴露社會黑幕、挖掘名流軼聞，雖然不見得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卻也附驥在「有用之學」的功利訴求中被無限

上綱。 擺脫了邊緣的「小道」地位，以及創作風氣的轉移，直接地影響了小說作品的閱讀市場。同樣是以申江妓女作題材，比《海上花列傳》稍晚出現的兩部小說－－《海上繁華夢》（1898）與《九尾龜》（1904）－－雖然在1920年代分別被胡適與魯迅視為「嫖妓指南」與「溢惡」期的狹邪小說代表作，文學價值不高，但它們在上海的報刊連載時 廣受讀者歡迎，集結成書後銷路更佳，一版再版，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也以上海妓女為主角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之一《孽海花》（1907年出版），一向被視為深刻諷刺晚清政壇與社會百態的歷史小說或影射小說，亦贏得讀者的巨大迴響，不僅一舉將曾樸推為晚清長篇小說的巨擘，小說

中出身滬地的名妓賽金花更儼然化身「改變國家命運的女英雄」（王德威1993：128）。 從大眾媒體的角度來看，更可以看出甲午戰爭（1894）、戊戌政變（1898）、庚子事變（1900）等一連串影響直接威脅清廷國家主權的政治事件如何左右了近／現代小說文類的發展。中日戰爭清廷慘敗，國體危亡的憂患意識催化了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戊戌變法（1898年）就具現了這股思潮背後的巨大驅力，變法雖然失敗，卻將康、梁等維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臺，也一併將「新小說」推上文學舞臺，小說負擔的教化功能與啟迪民智色彩， 已使它進駐到「改良群治」口號的前臺。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梁啟超亮出的「小說界革命」招牌

非但和戊戌政變的政治改革旗號相輔相成，也使上述那些與「大眾媒體」（報章或期刊）結合的小說更加炙手可熱。1898年嚴復將赫胥黎《天演論》譯出，進一步激起文化思想層面的反省改革思潮。翻譯自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 不僅與「政治小說」同列，更擄獲了晚清開明知識份子的目光，風行一時。 相較之下，刊載《海上花列傳》的文學期刊《海上奇書》－－也是韓邦慶個人創辦發行、專載小說的雜誌－－雖然整整比梁啟超《新小說》（1902）雜誌早了十年，卻是寂寞的先行者，僅僅博得一個「近代專載小說的文學雜誌之先河」 的美名，《海上奇書》相關的研究不僅付之闕如，連資料的錯謬也以訛傳訛。

《海上奇書》雜誌中「最奇之一種」 的《海上花列傳》，同樣是風月情事，卻沒有七年（1899年）後出現的翻譯小說《茶花女遺事》「斷盡支那蕩子腸」 以及引領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學步的群眾魅力。相較於與學界為數甚夥且不斷翻陳出新的「新小說」時期文學雜誌之研究成績，兩者在學界所受的待遇如同冰炭之別。 因此，雖說「晚清」被認為是小說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時代轉折點，但精確地說，文學觀念的轉捩點卻應以1894-1895年為定位、界分的時間座標。 那麼，明顯地，中日一役後大聲疾呼的改革聲浪一波比一波更洶湧地排山倒海而來，不僅成就了「感時憂國」為主流的文學口味，也

一併抹銷忽視甲午「戰前」文人／知識分子面對國是與政局的從容持平的態度，連帶地，甲午戰前的小說作品，一貫被認為是隸屬於舊文學典範之下，更因為不夠「嚴肅」，而備受學界之冷遇。 這個現象說明了甲午戰爭後創作/閱讀小說心態的巨大轉變，「新小說」家提倡的小說教化論背後遵循的啟蒙進化觀，也同時讓戰前出版的《海上花列傳》，陷入無法定位的尷尬處境。 上面的分析，都說明了《海上花列傳》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地位，正因為如此，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但這個現象，卻也反過來凸顯「新小說」以降的小說批評

充滿了「詮釋潔癖」」與「正典化」認定的迷思與盲域。 二、文學史／文化史上的《海上花列傳》： 在「新小說」時期，《海上花列傳》一度受到矚目，且激起不小的漣漪，如別士曾在〈小說原理〉一文中提到五種寫作小說的法則就以《海上花》為例： 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才，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行，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烈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

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繡像小說》第三號，1903年）。 彼時方當梁啟超以「新小說」雜誌為中心，鼓動起「小說界革命」的風潮，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整理評論前人小說。在夏眼中，《海上花列傳》的寫作技巧與《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名著不分軒輊；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海上花列傳》刊行整整十年後，首次受到文化界較嚴肅的評論。文章接著寫道： 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姦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

均不寫大事（出處同上）。 這段話中的「吃酒」一詞已點出專述妓家的《海上花列傳》亦與《金瓶梅》、《紅樓夢》同屬「寫小事」的章回小說之列。 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述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跡剪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出處同上）？ 這

裡舉出《海上花列傳》第七回中黃二姐勸說羅子富的一段文字來作為議論痕跡成功融入小說中的例證，點出《水滸傳》和《海上花列傳》的作者深知「紀傳」體小說的寫作法門，間接地推崇兩位小說家的高度成就。 夏曾佑的長文很快地有了迴響，同年（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中，梁啟超署名「飲冰」刊出一篇集眾位學者縱論小說心得的〈小說叢話〉，蛻庵也提到：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鑑。 以《品花寶鑑》的「京味」與《海

上花列傳》濃濃的「海派」色彩為例，側面說明了《海上花列傳》出現後的十年間，它為上海城「寫照傳神」的功力已受到肯定。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說界革命」時期，這部小說的市井性格以及承繼晚明「世情」說部的深厚淵源，學界漸成有共識，《海上花列傳》描摹人情世態的成就也堪與眾多說部經典相提並論。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評論者的主要目的卻是「提倡」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他們都在向讀者宣稱，閱讀這些經典小說足以達到默化感刺讀者大眾的效用。換言之，這些論述大抵不脫傳統「文以載道」的思維，所不同的是，「小說」從原先所處的邊陲地位，驀然被劃入重要範疇，且迅速位居核心。

光緒末、宣統初年（1910年代），上海出現了大批暴露醜聞秘辛的「黑幕小說」，影響所及，也有人開始記起《海上花列傳》是最早揭露上海名流事蹟 的近代小說，並將它與曾樸《孽海花》的影射手法相提並論， 皆為將「真事隱去」，保留豐富掌故、軼聞（醜聞）的「歷史小說」。 到了1920年代，正當五四運動激起的「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也促成了一波「重訪經典」的小說批評熱，關於《海上花列傳》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深遠的幾則評論，幾乎盡數在此時出現。首先，魯迅於1920年代中葉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清之狹邪小說〉一文，正式將該書定位為繼承晚清「狹邪小說」一脈、並畫下圓滿句點的代表作。此文一出，《

海上花列傳》從此與《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成為同譜同宗，相關的批評更幾乎一無例外以此說為基準， 堪稱為該小說的「接受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評價之一。 只是，我們若回到《海上花列傳》出版時的文化語境來觀察，就會輕易地發現，《海上花列傳》雖然以妓女為題材、主旨言情，卻從未被視為和《品花寶鑑》以降的三部言情狹邪小說一貫宗脈； 第一代「洋場才子」王韜（1828-1897）倒是曾舉出（比韓邦慶年齡稍長）鄒弢（1850-1931）所著妓女小說《海上塵天影》，讚譽它繼承了《品花寶鑑》、《花月痕》等書的優點。 這說明了「當時」的讀者與「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從大不相同的視野為

出發點進行詮釋，此中雖無是非之分，但「後見之明」卻往往遮蓋或甚至取代了這些「同時代的讀者回應」。 魯迅的說法即是最鮮明的例證。如他肯定作者「記載如實，絕少誇張」（1990a：327）的寫實功力，一向批語嚴峻的他，給了《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同上：330）評價，此語堪稱為《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史地位「定調」「定位」之言。仔細看來，魯迅的評論與「新小說」時期最大的相異之處，乃是他直接將該小說置於暗含貶意、且不乏幾分頹廢意味的「狹邪小說」一脈，並從創作心態著眼，將此文類上推唐人「冶遊」筆記書的淵源。換言之，小說的「載道」需求在魯迅看來其實大可不必，既然它來自於冶遊書的傳統，

能夠讓「《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至此而斬」（同上：326），已屬難得之成就。 同時期的文壇祭酒，也是鼓吹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與劉復，卻與魯迅採取的態度相當不同。他們不僅合力將這部小說推入經典文學的殿堂，更毫不保留地讚譽它的藝術成就，稱之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但這樣的推薦讚揚，雖然一時四方響應：如孫玉聲、雷王晉 等與韓邦慶相識，也同樣兼具傳統文人與早期報人身份的作家，都宣稱早已識得《海上花列傳》的「絕好筆墨」。 雖然當時出現疑似續書的作品，但實際上並沒有造成後來的新文藝仿效跟進的熱潮， 這使得《海上花列傳》似乎諷刺地成為「空前絕後」的吳語文學巨著，倒是由《海上繁華夢》、《

九尾龜》等小說所代表的「黑幕小說」一脈，以及沿襲《茶花女》言情感傷遺緒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大行其道。 換言之，版行面世時沒搭上「小說界革命」的熱潮，因此銷路平平，第二次備受矚目卻難免曲高和寡，後繼無人。難怪四○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的代表者張愛玲，稱這部小說「兩次悄悄地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1983：608）。這樣看來，張愛玲1983年在台灣出版國語註譯本《海上花》，不啻為讓這部小說起死回生的壯舉，經過張氏刪改翻譯，以及她自承「甘冒介入之譏」（2002：259）的批注文字添加後，方言的障礙去除，註譯者的導讀也解決了讀者的時代隔閡，小說儼然有成為「

普及本」之勢。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國語註譯本〈譯後記〉這篇長跋末尾，張氏卻以一句「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作結，彷彿她已預見小說原著在遭註譯本「部分」改頭換面之後，畢竟不能免於淹沒不彰，第三次出現又再次隱沒的命運。 1998年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造成各界的討論熱潮，似乎破除了張愛玲的咒語，以台灣影壇為核心，動員更有組織、更具滲透力的傳媒霸權，讓小說在二十世紀末風華重現。但誠如張小虹所指出的，學界與電影研究論文甚夥，唯多數偏向以作者論（導演）為中心的（電影）文本分析（2002：255）； 整部影片所有角色雖然均以上海話發音，但從結構上看來，電影《海上花》毋寧與張愛玲的國語註譯本

更為神似。 如此看來，套句張愛玲的話，侯孝賢的電影文本會不會是繼國語本之後，讓百年前的《海上花列傳》小說原著身影一閃，更徹底地與現代讀者錯身而過，漸行漸遠？ 上面關於《海上花列傳》的接受史回顧，並不在討論後來的詮釋者（尤其是張愛玲與侯孝賢）是否返祖溯源，回歸文學血統的純粹性？或者重彈它是一部「寂寞的名著」的老調，檢驗它身上的現代成分究竟多少，以突出《海上花列傳》作為現代小說遙遠的先行者之地位。而在於，藉由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

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三、續接斷代－－小說家的生命史與晚清洋場文化剖面的重構 為了破解歷來關於《海上花列傳》文學批評背後隱藏的成見，以及將視焦從該書誕生的十九世紀末葉和「新小說」時期往上追溯，重新解析晚清小說現代「轉型」的課題，本論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就針對甲午戰前的三十年（1860-1890年代）－－同治、光緒時期－－上海洋場「文化圈」進行過歷史語境的重建，凸顯歷來文學史觀過於「泛政治化」 的成見，並據此進一步剖析：清末第一波現

代化思潮的衝擊，既造就上海成為現代化大城，也促使上海的報刊業、出版市場成熟成形，為身處新／舊交接時期的晚清小說家－－洋場才子－－提供文化轉型的契機。 如果近距離爬梳清1840-1890年代的上海史，就會發現，彼時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固然不見得風平浪靜：1884年發生了一場對京畿威脅不大的中法戰爭，東北的朝鮮問題亦暗濤洶湧，但整個社會卻還處於自1870年代推行「洋務運動」以來逐漸堆砌而成的「中興」「自強」氛圍。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表相穩定，使得與報刊結合的通俗小說，遷就的是閱讀市場的口味：報刊上登載的小說接近娛樂消閒的通俗性格與商業導向。大抵而言，「小說」仍屬邊緣性格的「小道」

文學。 雖屬小道，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仍與過去案頭書寫、鉛印版行的著書、版行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論文的第一章就從四個方向－－鴉片戰爭後上海朝現代大城發展的歷程、洋務運動及與西潮回應對話之社會風貌、李鴻章「海上洋幕」透露出晚清士大夫心態的驛變、報刊文化造就了第一批現代意義的報人和市民文學的崛起－－來呈顯新舊世代轉型的文化議題，也要進一步強調，1860-70年代起跑的洋務運動，以及商業港埠龐大的貿易吞吐量，不僅使上海成為「海東利藪」，更擁有構成大都會雛形的物質條件和文明環境。 從這個時間軸上來看，當我們聚焦189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層面

進行剖析，就會清楚地發現：曾擔任報社撰述的韓邦慶透過《海上花列傳》企圖捕捉的是十九世紀末上海洋場這個競爭激烈且「轉變中」的社會之具體縮影，小說文本內／外的巧妙呼應，更歷歷可見小說家清晰敏銳的當代意識。 站立在重新鋪陳建構文化場域與歷史語境的基礎上，接下來論文的第二章，則正式展開小說家生平、家世淵源的尋繹追蹤。經過方志與史料的勾稽蒐證，我們發現，原來韓邦慶的堂伯父，也是清末著名的算學家與藏書家韓應陛，他曾親手校勘由上海「麥家圈」著名西儒偉烈亞力和算學家李善蘭合譯的《幾何原本》後九卷，並自費刊刻印行，鮮明呈現了海禁開放後積極與泰西之學接軌的江南士大夫心靈側影。從他身上，亦可窺見

日後同樣與上海文化圈關係密切的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身上融匯交錯的中西文化印跡。 另外幾則珍貴資料為，韓邦慶的叔父韓承恩是曾與肆虐東南半壁的太平軍正面交鋒的浙江同知，勤政而清廉的他因為討伐民亂而受到彈劾，中年鬱鬱而終，也象徵威脅清廷中央最大的民亂－－縱橫十數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對於累積深厚人文資產的江南一地造成的巨大傷害，凸顯出鴉片戰爭後晚清政局內外交煎的局面。相對而言，韓邦慶的父親韓宗文踏上仕途之路時正逢「同治中興」時期（號稱清朝最後一個治世），政局的內憂外患有了暫時的喘息機會，幼年的韓邦慶舊跟隨擔任刑部主事的父親「宦遊京師」，見證了京城帝都從政治與外交上著手進行「自強

運動」的革新氣象。 上面關於韓氏家族中幾個在朝為官的代表人物之描繪，同時也讓韓邦慶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的形象更加立體。成年後回到故鄉松江婁縣取得廩生資格、也正式定居上海的韓邦慶，儘管曾兩度參加春闈秋試，卻終其一生未能在舉人考試上金榜題名。也因為如此，家道中落後的韓邦慶開始在成立已有十數年，於滬地已建立口碑的《申報》館擔任撰述（1887-1890年），也為同時代那些出身江南，多數是落第秀才而寄食滬上、充任報社筆政的江南文人， 留下明晰而具體的縮影造像。 從發表在「新聞紙」上的文章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屬於申報文人圈外圍筆政的韓邦慶，雖然與早期報人團體的核

心或邊緣分子一樣，不見得認同自己的報人「職業」，但文章中清楚流露的現代時空感知，仍然揭示出從固守書齋到面對讀者大眾，由傳統士人身分轉化為開始透過媒體砭鍼時事的現代知識分子之過渡特徵。從相關資料看來，雖然1890年秋韓邦慶卸下筆政身分，離開上海赴河南充任下層幕僚，但隔一年的秋天，他以參加北京科試為由辭去幕業，入京參加生平第二次的舉人考試，鎩羽而歸後，再度回到滬上的他，隔不到四個月，就推出個人的小說雜誌《海上奇書》（1892年）。 從生命史與當代的文化剖面入手，可以更細膩地探究韓邦慶發行文學期刊的心路歷程。巧的是，《海上奇書》刊行（1892年）時，正是《申報》創辦二十週年，從報

刊史的發展來看，「申報館」以及專載小說的文學期刊在海上文化圈的出現，都為滬地漸漸成熟成形的市民文化奠定新的里程碑。回到《海上奇書》雜誌本身來看，既展現了作者／編者在「文言」和「白話」小說創作上駕輕就熟的「才子筆墨」，再透過韓邦慶與同代文人的創作來進行比對，更幫助我們重審過去以來的文學史界義與批評成規：誕生於學界所認定新舊文學典範交接「前夕」 的這部「純小說」雜誌，已清楚地披露第二代「洋場才子」在個人獨特性與整體文化語境之間，或同中求異，或拮抗角力的創造活力。 這說明了甲午戰前的上海文藝界雖未曾標舉「求變」或「革新」的旗幟，但傳統「說部」的蛻變非但不能輕忽，此中紛陳歧出，不能

歸於一宗的文化現象，更有助於我們從嶄新的視角省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線索。 因此，本論文的第二部分，除了針對《海上奇書》中連載的十數篇文言小說（雜誌中的標題為「太仙漫稿」）進行分析之外，最主要則是試圖呈現創作主體在文言和語體小說中皆致力挖掘的女性文化及情色文學的清楚脈絡。論文第三章延續第二章的觀照視野，將《海上花列傳》置於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文藝圈中進行考察，凸顯它在具有濃厚市民文學色彩的眾多「海派風月書」中的特殊性。經過「共時性」與「歷時性」雙方面的爬梳，我們會輕易地發現，該書在上海文壇的誕生，一方面是象徵了晚明以來情色小說的系譜有了「海派」傳人，另一方面卻弔詭地說明了：風月

小說的言情傳統在此時歷經斷裂與重生。小說中固然仍有「一笠園」的花園仕女情節喬段，但卻因為小說家刻意諧擬並置的手法，徹底顛覆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述格套與美學規範。 換言之，韓邦慶既自覺地繼承明人的豔異美學與才子奇書傳統，《海上花列傳》的「花國／園子」明顯固然套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在文本中構築了一個出塵絕俗的情色烏托邦。但情節進程中的「花園」與「仕女」形象，卻同時具備了雙向逆反元素：一則以純粹化、理想化的方式構築疆界，內化既成文化價值；再則也以充滿拮抗角力的疆界內外的文體、人物形象及情節意涵的對照與折射，揭現回歸文化「原鄉」與情色烏托邦之不可能，進而移轉銷減了晚清文人情色

書寫之影響焦慮。 四、「情色烏托邦」、「上海學」與十九世紀末的「摩登上海」 有了這個從當代文壇的「共相」中尋索「殊相」的過程，我們方能貼近韓邦慶與前人小說美學及文學傳統對話的思維印跡，清楚勾勒創作主體一方面歧出情色小說的系譜，一方面衍異創造出嶄新的形式與內容之強烈企圖。 論文的第三部份，延續了前述兩大部分的解析與論證，正式展開《海上花列傳》作為「海派」第一部城市小說代表作的論述觀點。為了較全面地呈現以「上海人」為本位的都市文學創作視野，筆者將同時代稍晚出現，皆以「海上」為標題的《海上塵天影》（1894年）與《海上繁華夢》（1898年）

兩部小說，與《海上花列傳》進行細緻的比對分析，藉以凸顯韓邦慶作為海派都市文學之先鋒作家的重要地位。 當然，從都市文化的觀點針對上海文學進行詮釋的學術研究，近年來成果斐然，其中又以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中文版於2000年出版）最受矚目。李氏此書主要以1930-1945年作為觀察的時間座標，透過小說文本中物質層面與都會文化條件的呈現，重新解釋1930、40年代幾位著名的「現代派」作家與作品（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鳳與張愛玲）。此書援引參照的理論體系，是近年來最走紅的都市文化論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因此，李歐

梵刻意將班雅明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與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上海相互參照，班雅明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如「遊手好閒者」、「花花公子」也陸續成為李氏描繪上海「新感覺派」作家的關鍵詞彙（見第一章〈重繪上海〉）。 姑且不論李毆梵將波特萊爾詩中的「現代城市」、「妓女」、「寓言」等等意象，拿來與「新感覺派」等現代小說家文本中相同的形像隱喻比附參照之做法，是否有枉顧歷史文化語境的相異而過度詮釋之嫌，但他的確揭示出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視野：基於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遠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的事實，因此，從「物質」層面著手，考察西方文明如何逐步地滲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風氣

的轉移，並在有意識捕捉都市文化風貌的小說家筆下露面現形，誠然是重新探究中國現代都市文學不可輕忽的重要門徑。 如李毆梵所言，二十世紀三○年代的上海： 確實已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3）。 有趣的是，當我們從《海上花列傳》誕生的年代背景與稍晚的兩部「海上」小說文本中隱約透顯的都市風貌來觀察，就會發現上述的用語，幾乎可以完全用來描繪十九世紀末的上海城。換句話說，早在1890年代，上海就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城了。

鴉片戰爭之後，1845年英國租界在上海縣城的城北設立，宣告了西方現代化的公共設施、法律制度與物質文明佔領了「國中之國」般的核心據點，隨後法國、美國租界區在1848、1849年相繼開闢，並漸次擴張，又與英國租界區連成一氣，形成為晚清中國最特殊的文化景觀。1853-55年的小刀會之亂沖開了原本「華洋分居」的局面，租界內充滿避難而來的華人，形成事實上的華洋雜居，不管在商業貿易、生活方式與建構市民意識等層面，都對上海近代社會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熊月之、張敏3）。到了1890年代，都會的風貌雖然不免新舊雜陳，卻委實已經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城市景觀，因此，我們其實大可不必「捨近求遠」

（從1930年代上溯到1890年代），就足以套用李毆梵的模式，與班雅明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城進行饒有意味的比對映照。更直接的說，上海不必等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展現「摩登」風情，與花都巴黎1850年代人文薈萃的黃金時代沒有相距太久，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上海已將內地或沿海諸城鎮拋在腦後，帶頭穩穩跨出「上海摩登」的第一步。 如果說，班雅明重新描繪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學」興起的時空線條，並以波特萊爾的詩作以及現代性論述（Baudelaire 26-29）做為考察印證的中心，勾繪「十九世紀的巴黎」（Gilloch 93-97）之城市輪廓。那麼，我們也可從188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同樣興起

一波波「上海學」熱潮的角度，重新考察近代上海逐漸從具備都市雛形到擁有成熟可觀之現代城市文化的鮮明足跡。 就像第三章「風月書的海派系譜」一節所探討的，1880年代由申報館發行的一系列「冶遊」書在出版市場的風行，很快地帶動了遊滬采風的筆記書與旅遊指南的書寫風尚，如本著「開眼看世界」的編輯旨趣印行的套書《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第九帙」即是專載海禁開放後沿海港口風土情勢的一系列書（彭明輝，247），其中又屬記述上海城的筆記書最為醒目；當時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以「上海通」自詡的著作在書市中佔據越來越大的版圖，都證明了鴉片戰爭後開埠以來，上海洋場經過西潮將近半個世紀的沖激沉澱，已經積累了

豐厚的城市文化。 當時在上海的雜誌上連載的域外小說同樣出現描繪西方大城風貌的段落：《昕夕閒談》（1873-1875年）裡的法國巴黎、《回頭看紀略》（1891-1892年）中的美國波士頓，都具體而微地指陳了現代的時空語境，為上海文人的都市想像增添了異域色彩。 我們可以說，1880-1890年代業已蔚為潮流的「上海學」，直接間接地促成或影響了身兼「報人」身分的小說家之創作思維，《海上花列傳》帶頭掀起以「海上」為名 的小說潮，更是十九世紀末上海學的極致體現。 因此，第四章開始，本論文即正式從「中國近代第一部以現代都會為小說場景」的觀點，探究

《海上花列傳》如何具現了晚清洋場新舊文化轉型的眾多課題：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價值被逐漸勃興的商業勢力所取代，因城鄉差距越來越懸殊而造成的城鄉流動，既衝擊了固有的社會秩序，也輾轉催生了另一種城市文化生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從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上海「遇見」泰西現代文明的過程，李歐梵筆下的《上海摩登》，應屬第二或第三波現代化浪潮所沖刷出的海派都市文化景觀。 進一步來看，這些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海上」小說潮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滬北租界區的高級妓院作為小說題材，除了是因為這些具備某些封閉特質（介於公／私領域間）的「長三堂子」同時是「時髦」的代名詞，擁有新舊雜

陳、中西交匯的空間擺設之外，也同時是租界區華人圈子中、上流階層的社交核心，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與階級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在此邂逅交匯，折射出都市中現代性主體的慾望啟蒙、自我形塑的過程。 從歷史、社會與文化勢力的消長變化重新回過頭來看魯迅將《海上花列傳》置於清末狹邪小說系譜的說法， 我們更會赫然發現《海上花列傳》正處於新／舊典範變遷過渡的轉捩點：該書是第一部全面以上海租界的高級妓院為背景的白話小說，它的出現，為我們打看一扇觀察十九世紀末行將興起的港埠大都會風貌的窗口。另外，故事中最核心的場景－－長三書寓－－不在上海舊縣城，而全數位於城北最早成立、制度較

為完備的英租界與法租界；挾著「國中之國」的地位與清廷律法「化外之地」的優勢，此區的高級妓院除了躍居江南地區娛樂業龍頭的寶座之外，更是當時政、商、文化界名流輻輳聚集的社交場域。 以此角度深入分析，在晚清洋場文人眼中，最能代表十九世紀末上海城繁華盛景的空間場域，無疑是騷人墨客冶遊流連、官宦商賈麇集往來的風月歡場。「現代都會」與「妓女」正式成為矚目的形象隱喻，共同建構了「海派」小說都市想像的重要支柱。 因此，這部小說一出，後來跟進出版的、以妓院生態為題材的小說，就幾乎都以上海作為故事結構的時空座標。這不但標舉出《海上花列傳》是觀察傳統狹邪小說轉換敘事模式不可或

缺的一環，更是我們討論具有強烈市民文學性格的晚清長篇白話小說「現代性意義」的最初基礎。 就如波特萊爾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的《惡之華》（1857年出版），「妓女」同樣是頹廢詩派現代性寓言 的主要元素（Buci-Glucksmann 103-111），這裡無意將中、西方都市文學史中同樣具有現代性開創意義的兩部巨著拿來作過度輕率的比附，但這樣的對照，卻更清楚地揭示都市中的創作主體，皆不約而同地藉由都市中越來越強勢的女性文化來表述現代性時空語境的書寫特徵。 經過小說文本的比對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韓邦慶《海上花列傳》非但率先開啟了現代海派都市文學的系譜，更歷歷記載了

歷經第一波現代化洗禮、沉澱後的都市文明之深刻印痕。 因此，本論文要特別將《海上花列傳》從隸屬於傳統情色文學的「狹邪小說」文類中標舉區分出來，將它置諸－－第一部描繪出真正「現代意義」之上海城的長篇小說－－的視野進行考察，進一步揭示：工業革命後向「東方」擴散的西方文化勢力，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租界區業不僅已佔據「國際村」與「世界窗口」的代表地位，更與上海舊縣城或租界區的華人文化交匯成萬花筒般的城市景觀。上海「城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與公共生活空間，固然促使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以「演義體」小說再現言情小說，但另一個關鍵的側面－－域外文學與現代化的報刊文化所開啟的世界圖像及城市想像

－－同樣也是身處滬上這個全國最大出版中心的文人所擁有的雄厚資產。不管是內容呈現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現代城市文化，或者是形式上連載於文學期刊、更直接地面對市民讀者，都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洋場的現代商業出版機制對於作家造成的直接影響。 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就透過這部歷歷記載近代中國第一波現代化文化印痕－－也是近代文學正式踏出「上海摩登」第一步－－的風月小說，作為觀察海派文學都市文化的經緯座標。第四章試圖剖析的核心議題如下：域外小說呈現的都市圖像或女體意象，如何為傳統「說部」注入嶄新的元素與變數？或者反過來說，晚清小說的現代變革，如何從小說中都市空間文明條件與女性自我實踐的課題上逐漸轉

型？由這些城市中「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女性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新奇（novelty）視野與時髦特徵，如何催生新的敘述技巧，從而引動了狹邪／情色小說傳統的蛻變衍異？ 接著，延續第四章凸顯城市「外在」景觀的線條與聲色犬馬的慾望地圖之討論基礎，探究洋場壓倒性的物質環境、具備鮮明舞台感的公共空間，如何與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與自我扮演互相映照呼應？就像小說中的上等堂子，乍看之下僅是閨閣妝奩般的封閉性「內室」，卻因為小說家挖掘慾望軌跡的敘述策略，使得它成為視覺文化主導下堆積著「情愛物件」與「愛欲細節」的心靈空間。在此具有象徵意味的空間中，情愛的挫敗傷痕及徵逐慾望的過程，都是「自我形塑」

過程中與「異己經驗」鬥爭的痕跡：它一方面固然呈現了現代性主體在物慾橫流、商業掛帥的都市經驗中，面對傳統價值觀脫序崩毀的徬徨失據，另一方面也分明揭露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與階級之向上流動性，讓固有的尊卑貴賤觀念和過去不可動搖的階級地位重新洗牌，從而衍生出嶄新的主／客、物／我的互動結構，構新興海派文化最鮮明的精神底蘊。 上述的議題都迫使我們重新「認識」：韓邦慶不僅是近代中國最早富有職業意識的「小說家」，《海上花列傳》亦是晚清首部即時連載的長篇白話創作，它也是第一部呈顯上海城初始現代化都市面貌的吳語巨著，具體反映出各股力量牽扯壓擠、融合交匯的都會世界，堪稱為晚清海派都市小說的扛鼎之作

。 從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角度來審視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非但足以挑戰歷來晚清文學的界義成規，更幫助我們從嶄新的視野重新探究近代都市文學現代性傳衍的起點。 引用書目： 甲：近人研究 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小說時報》第九期，上海，1911。 《文藝雜誌》第五期，上海，1914。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1993。 王學鈞。〈跋《海上花列傳》異文試辨〉。《南京

化工大學學報》，2001年1月第一期。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1982。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 朱天文，侯孝賢。《極上之夢－－《海上花》電影全紀錄》。台北：遠流，1998。 阿 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胡 適。〈海上花列傳序〉。《海上花列傳》，台北：河洛，1980。 袁 進。〈試論近代作家的崛起〉。《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

》。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1990。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上海：上海書店，1997。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三）》。台北：中華書局，1961。 《新小說》雜誌第七號（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出刊）。梁啟超主編。新小說社發行，1903年。 張小虹。〈幽冥「海上花」──表面美學與時間則褶襉〉。《電影欣賞》，2002年3月。另收入《在百貨公司遇見狼》。台北：聯合文學，2002。 張愛玲

。〈譯後記〉。國語版《海上花》。張愛玲註譯。台北：皇冠，1983。 ───。《張愛玲文集補遺》。子通、亦清編。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 喬納森〈這一半人的樂趣〉，《橄欖樹文學社月刊》，http://www.wenxue.com/scene/b5/field/j/004.htm ，2000.2.7.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90a。 《繡像小說》第三號（光緒癸卯年閏五月初一日出刊）。李伯元主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乙、學位論文 江江明。

《從性別政治論《海上花列傳》中的娼妓生存》。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2002。 辛明芳。《晚清狹邪小說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論，2001。 李慧琳。《晚清狹邪小說《海上花列傳》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吳佳真。《晚明清初擬話本之娼妓形象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碩論，2000。 徐雅文。《晚清狹邪小說中的主題意識與情節模式》。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戚心怡。《晚清小說中女性處境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陳秀容《晚清中

長篇小說女性人物塑造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丙、西文著作 Baudelaire, Charles.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London: Paidon, 1995. Benjamin, Walter. ‘ Central Park.’ New German Critique 34（Winter1985）, New York: Telos, 1985. Buci-

Glucksmann, Christine. Baroque Reason: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ity.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Sage Pub, 1994. Gilloch, Graeme. Myth & Metropolis：Walter Benjamin and The City .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