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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認知障礙 曹爸有方：保有快樂記憶、忘得輕安自在，有尊嚴安老終老

為了解決嘉義縣政府秘書的問題，作者曹汶龍 這樣論述：

如何知道家人是否有失智徵兆？你會怎麼判斷？ 如果家人被診斷患有失智症，你會怎麼照顧他？   只要活得夠久，失智就可能降臨， 失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暸解失智， 不知道如何正確的與失智者相處的方法。 面對它的方法，就是認識自己，開心付出，認真活每一天。 視病猶親的大家長，大家尊稱為「曹爸」。是失智症權威、南台灣社區失智照護的前鋒，推動早期失智篩檢、開辦記憶保養班、互助家庭，建構「一條龍」完整失智照顧模式。 不吝公開分享照顧失智母親的生活互動影片，療癒許多病患家屬對失智症長者的照護辛勞，期許貢獻餘生，哪裡需要他，就往哪裡去！   這些年曹爸不是在醫院診間看病，就是走進社區關懷失智長者，或走訪偏鄉

居家醫療或田野調查；加上我母親晚年也罹患失智，曹爸多了病人家屬的身分，自然更能體會照顧者及其家人的心情。   期許本書能幫助認知障礙的長者活化腦力，保有快樂記憶；讓家屬有照護經驗的交流、相互扶持，在照顧路上不孤單！ ★各界感動推薦  賴其萬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許志成　國家衛生研究院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執行長 湯麗玉  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 姚仁祿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心精進長 張聖原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醫療策略長 賴寧生  大林慈濟醫院院長  白明奇  成功大學失智症中心主任&神經學教授暨老年學研究所所長 王培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科教授

徐文俊  林口長庚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趙紋華  嘉義縣衛生局局長 陳錦煌  開業醫師、新港文教基金會前董事長              宋思權  嘉義市宋思權診所院長&神經科醫師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講座教授  施慧玲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盧鴻毅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鄭清霞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系主任 鄧安寧  大愛劇場《你好，我是誰》導演 寇世勳  大愛劇場《你好，我是誰》男主角

嘉義縣政府秘書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天神與基督之間的抉擇:阿里山來吉村鄒人皈依基督宗教因素之探討

為了解決嘉義縣政府秘書的問題，作者羅永清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對於光復後來吉鄒族人之所以加入基督教會的因素，筆者企圖從不同的歷史過程中尋找重要的外在因素來探討其與鄒人內在宗教認知的辯證過程，以探求鄒人之所以接納基督宗教的原因。綜觀本論文初步的結論，其中鄒族人「將異族主動納入」的思惟傾向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因素。從鄒族人歷來與外來政權的互動過程來看，鄒族人往往透過「將異族主動納入」這個機制來主動迎拒外來種種壓力或助力。鄒族人也因此能與漢人、日本人、國民政府以及基督宗教相遇之時主動建立互動的關係，並能進一步地以主動的態度來對應時勢的變化，以尋得對於鄒人有利的變應方式。比如說（清治時代）幫助清政府平亂、（日治時代皇民化時期）將天神

信仰與神道教合祀、（國府時期）將漢人也視為天神的子民、主動迎入基督信仰等行動都是這個機制運作的展現。如果我們再仔細看鄒人其他的社會文化面相時，我們發現如氏族系統中所包含的異族後代所成立的亞氏族，鄒人神觀中後來納入的稻神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的形式，天神造人神話中包容異族的性質等等，讓我們再一次體認這個機制對於鄒人的社會文化變遷的影響。鄒人在歷來與異族的互動經驗中，發展出主動將異族或異文化納入的思惟傾向，因而使得鄒族能至少在政經層面上，主動與異族互動，以拓展其生存的籌碼。但也正因為如此，鄒族人所接納的異族文化，也漸漸成為導致其內在社會文化變遷的種子。 如日治時代對於教育制度的接納，

即漸漸導致鄒人對於傳統社會文化的變異看法。再加上狩獵的漸禁、水田推廣及社會教育政策的推動，對鄒族傳統社會分工方式有所影響，而使得鄒人內部產生社會的分化（如大小社之間地位的逐漸平等化，傳統小社內長老政治領導的年輕化等）以及種種社會問題（如酗酒）的產生，使得鄒人急欲思考變革之道。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鄒人社會文化在日治時代所面臨的變化壓力。在宗教變遷方面，在皇民化政策實施之前，因為日人主要先針對在大社所舉行的祭儀作改變的計劃，因而對來吉小社的傳統宗教信仰層面衝擊不大，故得以保留許多的宗教信仰元素，直到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日人的政策才更進一步地想影響鄒人的重要宗教信仰層次。但我們可以看到鄒人能運用「將異族

納入」這樣的機制，將傳統中重要的祭儀保存於日人引入的神道教的崇拜之中，而化解日人在宗教上也要完全神道教化的危機，而得到一個足以保留傳統信仰元素的空間。從中我們也看出在日人企圖改變鄒人的信仰的政策下，鄒人對於具有跨氏族關係並超越小社地域以連結大社功能的homeyaya祭儀，以及具有積極與天神互動以維持良好人神關係的mayasvi儀式有更加著重的傾向。這也許透露出鄒族人欲透過宗教信仰來維持鄒族人的團結的企圖。但此時由於日人所推行的種種教育政策，漸漸培育出一批有著除舊佈新思想的青年人，再加上日本人對於這批青年人的倚重，才使得許多傳統社會文化面臨了一個新的檢視標準。就在日本人、鄒族青年團員以及鄒族耆老

三方互動之間，皇民化時期的鄒族社會文化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變革時代。尤其在大社舉行的重要祭儀乃成為抱持著不同觀念的鄒人及日人政策之間的角力場所。在年輕人的除舊佈新以及族內長老的維持傳統兩種趨勢的拉扯之間，讓我們可以看出鄒人之間對於傳統社會文化已經有了分殊的想法。這些想法之間的辯證以及與不同因子的結合，到了光復後仍一直影響著鄒人的社會文化的走向。 光復初期我們可以看到日治時代裡原為青年團員且受到鄒人及日人器重的高一生等人對於基督教的主動納入的想法。從訪談及文獻資料看來，高一生這種主動將基督教納入的行為，並不是要基督教來取代鄒族的傳統宗教，其中綜攝的企圖反倒是比較濃厚，尤其高一生曾

積極地以傳統宗教的角度來詮釋基督宗教以讓族人能夠接納。這其中可能顯示出高一生在面對新環境時的政經考量，也可能顯示出高一生等人希望建立一個更符合鄒人需要的神聖領域的企圖。但因為二二八事件及山地管制的原因而延遲了好幾年，直到邊緣的小社重新得以接觸基督宗教，而有另一方面的發展現象。回顧本論文第四章的討論，筆者認為光復後來吉小社鄒人皈依基督長老教的因素裡除了前述的鄒人主動將異族納入的思惟傾向、基督長老教會的積極傳教以及國民政府山地政策等外在影響因素之外，更有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一、來吉小社的行政地位逐漸與大社均等化的傾向，使得小社能自主決定社會文化的走向。現今來吉村乃是約兩百多年

前開始，幾個鄰近拓墾的氏族間的互動下漸漸形成眾多氏族合成的聚落。而且有幾個家族在某些農事祭儀上漸漸自主，如小米播種祭以及小米嚐新祭已漸漸趨向在小社舉行的現象，這顯示出鄒族社會發展過程中「未完成之集團」的發展屬性，這種現象也隨著日本政權行政區域劃分政策的實施以及對於地方政治的干預，使得一些有自主傾向的家族，在大社往往也擁有參議整個部落事務的地位，這不但賦予小社人在小社事務方面有著相當的自主權，並使得小社能影響大社對於部落事務的態度。長老教會早期的興盛即顯示出來吉小社自主並進一步影響大社皈依的事實。 二、日治末期青年團對於傳統文化批判態度的延續，使得光復後年輕一代的人對於傳統宗

教中恐怖、迷信以及麻煩的成分，有所批判。在這樣的批判態度下，年青人往往看出基督宗教可以免去傳統恐怖與麻煩的地方。因而對於基督宗教有好感。如幾位因政權更迭而失意的酗酒者所呈現的因皈依而得到更生的模式中，往往呈現出與傳統宗教信仰裡的魔鬼相互爭鬥而基督勝利的故事，更讓人們覺得基督宗教是較傳統有力量的。而這些青年團員在日治時代末期所擁有的領導影響力在光復後也因而能延續下來。如前述的酗酒皈依的人裡有幾位是以往社會中有影響力的人。這些人透過這個新的宗教選擇而能得到更生的經驗，使得人們更能肯定基督宗教。並且也重新透過教會的組織，延續其對於村民或信徒的影響力。 三、基督教所強調對於上帝的敬

拜，強調人與神之間積極互動的精神，也類似於鄒人傳統宗教中的所著重的透過祭儀與神溝通互動的成分，因而鄒人也將基督宗教看成是另一種宗教選擇。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來吉的許多傳統宗教雖然仍運行著，村人們仍然對於基督宗教保持開放的態度，而有參與的好奇心態。我們可以看到鄒人之所以接納基督宗教，並不是因為其傳統信仰已經到了沒落的地步。而是鄒人看到了一個包含了同樣鄒人所重視的宗教成分的另一個選擇。從天主教的傳入我們可以進一步清楚地看出，其教義中所著重的與至高神互動的成分中，崇敬善神的部分仍然被鄒人所著重。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光復初期雖然有集體皈依的現象，但眾人皈依的理由卻是很不同。尤其在宗教

層次的理由中，有些人覺得基督宗教比傳統宗教好，有些人則認為傳統宗教的維持是很重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信徒擺盪於傳統與基督之間。然而基督教宣教初期尚未強調對於基本教義的落實時，尚可以讓一些仍重視傳統宗教的村民得以皈依。直到幾位受過長老教會基礎神學訓練的本土傳教士的產生，並且依照基督教義中絕對至善的一神信仰角度來檢視傳統宗教時，才有了變化。尤其這樣的角度將以往傳統宗教的某些成分歸屬於常常引來恐怖與不安的邪靈崇拜，再加上許多重要教會領導人，都曾有因皈依而與邪靈對抗並戰勝而獲得重生的經驗，更加強了信徒們對於基督宗教的信心。因而來吉村長老教會的本土傳教士們就開始了「走一條路」的運動，以去除傳統宗教的成

分，全心皈依上帝為志，以基督宗教來取代傳統宗教。然而這種取代的態度，並未被所有的信徒接納，尤其對於傳統宗教仍難以釋懷的人們，在教會中開始有分裂的傾向。 直到對於傳統宗教有所包容的天主教傳入，才使得這些綜攝主義者，有了一個新的選擇，而造成村內兩派分立的現象。相對於長老教徒將傳統視做邪靈的信仰，而欲去除傳統的作法，天主教徒則看重傳統宗教中與天主教教義類似的地方，以尋求其中可以互補並得以綜攝的態度來皈依。其中天主教徒將天主教所強調唯一至善神的觀念對比到鄒人傳統神觀中的上神部分，並且也強調以往傳統宗教的核心就是人對於天神的崇敬與積極互動。現今鄒人所看重的meesi（祭儀）mayas

vi就是人與天神間的主動溝通與崇敬的表現。尤其天主教徒將天神與上帝的直接類比，使得天主教徒能夠自由地參加若干的傳統儀式，而成為村人所謂的「兩條路主義者」。 事實上，天主教徒所強調的宗教核心--「與天神的積極互動關係的建立」，除了表現在鄒族人對於祭儀的著重之外，也表現出鄒人的神觀中對於人與天神關係必須積極建立的觀念的運作。而基督長老教徒所走的一條路實踐方式，雖然將傳統的信仰視為邪靈信仰，但其中與新的天神（上帝）維持互動關係的努力仍是存在，尤其長老教徒所表現出的強調禱告、強調禮拜的態度，也延續了鄒族人對於meesi祭儀--作為與神溝通的管道--的著重。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在經歷了資

本主義社會的洗禮，青少年大量外出工作，世俗化及社區多元化而使得第二代信徒信仰沒落的狀況下，第一代信徒以及傳道人員在思考問題所在時，也常常歸咎於新一代的鄒族人沒有傳統宗教根基所使然。也因此在思考教會復振的方向時，教會的本土化，乃成為重要的方向。但從來吉兩派的思考方式中，我們仍看到當初兩派分別的信仰立場仍然存在著，「走一條路」的長老教徒在不違背上帝是唯一真神的教義下，拓展基督宗教與傳統宗教的對話空間，如長老教會一直著重的本土傳道人的訓練、母語宣講、母語研究、以及地方文史調查等努力的方向，即在於讓信徒們能思考基督宗教與傳統宗教共通處，並能進一步合理化基督宗教得以取代傳統宗教的理由。但長老教會所堅持的

基本教義原則似乎讓某些信徒難以融合於傳統宗教（如mayasvi的舉行）的復興潮流之中，而刺激許多信徒思考變通之道，如「文化」與「信仰」的區隔的想法，則是長老教會深思與謹慎探討的方向。而原本就企圖綜攝天主教義與傳統宗教的「走兩條路」的天主教徒則更能優游於本土化運動中對於傳統宗教的復興與發揚，如對於mayasvi的參與，天主教徒則能透過高度的參與來實踐對於信仰的綜攝態度。

休閒遊憩概論：休閒遊憩管理者成功的必備指引(二版)

為了解決嘉義縣政府秘書的問題，作者黃金柱,李明儒,吳冠璋,施君翰,王凱立,魏映雪 這樣論述：

　　● 由主編構思架構，邀國立與私立大學校院相關休閒遊憩系所教授，共同撰寫發揮集體智慧，以深入淺出方式呈現當代休閒遊憩的主流思潮，助益奠定學生與讀者的休閒遊憩基礎。   　　● 每一章前後均提供「國際視野」、「廣角鏡」和內文中提供「知識饗宴」等個案，作為各章節重點省思、應用和進行跨文化比較，裨益整合學習與應用效果。   　　● 節末適度加入「學習活動」，提供讀者舉一反三的題材，涵養思考與實境應用的技能。   　　● 每章後均有「課堂練習」評量，作為學習效果的一種省思與檢視；教師可直接測驗，即時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漢人社會的公共參與--以嘉義新港中山路的美化造街為例

為了解決嘉義縣政府秘書的問題，作者李芳玲 這樣論述：

探究一個造街的歷史，是想要瞭解，為什麼這條「街」沒有完成。嘉義新港的中山路，是人們來到新港，對新港的第一印象。它在1994年，國家政策的鼓舞，及地方人士的奔走下，被選定為美化造街的所在。一連串的推動過程，嘗試著讓街道的居民，去認同造街的意涵，但是在長達近三年的工作過程中，因為種種的不順遂，而劃下了句點。 街沒有造，還會有其他的可能，「心的街」沒有搭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路為何還那麼遙遠。這篇論文從漢人社會，與市民社會對於公與私的觀念以及行為的相關研究出發，假以事件重構的方式，聚焦於人與人之間，公共參與及「公與私」觀念的種種蛛絲馬跡，試圖將當時的樣貌，以筆者的觀點詮釋而重現，

並且在這個重構的過程中，試圖從受訪者的觀點，以及書寫者的觀點，發覺一些可能的角度，提出另一種觀看事件的可能，希望能夠回饋給當地關心造街的人，以達到共同學習的目標。 筆者以為，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多重目的的計畫內容，提供了當事人由各種角度以及機會去解釋與生產符號的意涵，而取得當事者在事件當中的正當性。也因此，事件過後，誰能對事件提供一個過程與解釋，在什麼場域中解釋，以及他們認為這計畫內容出了什麼問題，是筆者最關切的所在；不過，在這種種的現象裡，還提供什麼得以覺知既有束縛與另種可能的線索？ 筆者以為，打破公私觀念的二元對立與不平等性，創造一種活潑的情境性道德思

維以及語言的可能，是一個迫切的議題；並且，必須正視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的現象，創造各種有利於言說的機會，使各種「私」的聲音有正當的管道來發生/發聲，因為這是「公」之所能有的基本條件；並且，在創造各種可能的時候，我們可以藉由漢人社會中的既有關係以及私領域的互動範疇，擷取所需要的靈感，使己身也發生一種學習的可能，而不只是藉由形式上的公共參與，以及道德性的論述，作為面對/卻又迴避問題的方式。 在這些問題澄清與再詮釋中，筆者希望這本論文也如同曾積極參與的當事者對事件的詮釋文本一樣，是對這事件行使文化解釋權的一種聲音。但所不同的，是希望藉由筆者的「現身」--將不同於當事者的觀點直接暴露

在他們面前，而能引起另一種「願意」與「現身」去論述的可能。 199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