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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臺灣方面委員制度研究(1923-1937)

為了解決四號公園由來的問題，作者李禮仁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方面委員制度這樣一個近代化的社會事業，如何在日治中期臺灣社會中，開展新的救助模式及其影響，並對該制度做一檢討與評價。方面委員制度為日本在「社會連帶」觀念下，引進臺灣的新興救貧制度。為了達到徹底的救助，以解決傳統上漏救與濫救的問題，方面委員制度透過設定責任區域，委託公益人士來進行救助活動，強調在救助之前，先進行充分的生活調查，以篩選出有救助需求的人，再給予適當的救助。本研究闡述方面委員如何透過「生活調查」與「生活保護指導」，以及與支援團體合作，來達到「防貧」的實踐，並呈現臺灣社會對方面委員制度的適應情形。 從方面委員制度的實施，可觀察到國家藉由行政制度，將以往保甲、警察等進行

的生活調查，以及各種慈善團體、社會事業設施等救助資源，整合成以方面委員制度為中心的救助體系，並作為地方行政的輔助機關。研究發現，方面委員救助的對象是以客觀的方法取得，救助的執行也是以客觀的方式進行，顯現出方面委員在救助方法上的進步。方面委員制度這種用近代化的調查方法，再進行近代化的救助，並巧妙地改良傳統救助模式，以達到柔性的社會控制，是該制度在殖民統治上的貢獻。而作為新興中產階級之方面委員，在社會事業上，彷彿有取代傳統鄉紳，成為政府與地方上新的協力關係。從本文可察覺到，臺灣在日治時期，就已發展出類似現代社工制度的芻形，因此可以視方面委員制度為臺灣現代社工制度的一個過渡階段。關鍵字：方面委員、社

會事業、生活調查、生活保護指導、防貧、

日治時期臺灣本土營造業者發展—以協志商會為例

為了解決四號公園由來的問題，作者蘇容子 這樣論述：

協志商會（1918-1951）是日本殖民臺灣期間由臺籍人士林煶灶（林尚志）所經營的營造公司，主要負責的項目是道路建設、橋樑等基礎工程，1937年卻承攬了臺北電話交換局（中華電信博愛路服務中心），爾後1940年負責臺北市役所（行政院）興建工程，在當時要能夠與日人營造公司競爭著實不易，協志商號能夠承攬這兩項工程，足以證明臺籍業者能力可與日人公司競爭；另一方面也可凸顯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實業教育重視的情況，臺籍分子能夠接受技術性的教育，更有機會可以獨當一面。 林煶灶1915年畢業於工業講習所（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科（原木工本科）畢業之後曾任職於高石組，直到1918年自行創業，初期階段活動區

域是在萬華新富町、綠町，直到1940年才搬至宮前町，隔年併購大同鐵工所（大同公司），並且在1942年成立大同技能者養成所（私立大同高中），同年交棒給林挺生（1942-2005）。從協志商會到大同公司，由營造業起家，跨足鋼鐵業、家電事業、教育及出版業等等。 此研究的期間是在協志營造業發展階段，研究目的是希望了解臺籍企業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階段的縮影，時局變動對於營造業造成哪些不利的因素，過去能與日本營造廠競爭的臺籍營造業者，面臨放棄本業轉型投資其他產業，從中亦可觀察到近代臺灣產業發展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