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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徵收：都市計畫?或炒作土地、侵害人權?揭開區段徵收的真相

為了解決土地標售紀錄的問題，作者RobertEugeneCushman 這樣論述：

區段徵收合憲嗎？ 　　◎源自十九世紀的超額徵收（Excess Condemnation），與台灣區段徵收的狀況非常近似，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也有很高的相似度。我們必須了解超額徵收在歐洲及美國是如何被實施及被放棄。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仍大肆實施建構於十九世紀、但在二十世紀初已被拋棄的區段徵收制度。 　　◎區段徵收剝奪了憲法對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這個制度的實施是否有其正當性、合理性及合憲性？ 　　◎「區段徵收」是中華民國特有的「土地徵收」制度，但後來在台灣延用實施下，政府從未依法支付高額價金來進行全區的照價收買。 　　十年前，苗栗大埔強拆張藥房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的關注。在那之

後，許多類似的區段徵收個案也都引起土地被徵收人的強烈抗爭，如桃園航空城、台北社子島、林口A7、新北八里台北港、淡海新市鎮、竹北台知園區（璞玉計畫）、竹東二三重埔等，這是因為區段徵收剝奪了憲法對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區段徵收的實施顯然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個時刻，台灣社會亟需盡快理解何謂區段徵收，並辨明這個制度的實施是否有其正當性、合理性及合憲性。 　　如此惡劣的情勢或許有機會隨著羅伯．庫斯曼教授《超額徵收》中譯本的出版而有所改觀。在本書中，庫斯曼教授以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為例，將土地徵收分為二大類：強制徵收（eminent domain）、超額徵收（excess condemnati

on），後者又可分為三個類別：殘餘地徵收（或稱附帶徵收、一併徵收）、為了保護某項公共建設而在其周圍所實施的有限度擴張徵收（台灣的法律制度似無此徵收），以及為了賺錢財政目的所實施的獲利徵收（即國內的區段徵收）。當時他為了撰寫這本書，還特地從美國遠至歐洲蒐集資料及進行移地研究，如法國、比利時、英國三個國家的實務經驗，而後在一戰期間從德國返回美國。本書也敘述美國各州當時所實施的眾多案例及法院的判決，內容詳實豐富，也具有很高的價值。雖然這本書出版於一百多年前的1917年，但書中所討論的主題與台灣區段徵收的狀況非常近似，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也有很高的相似度。 　　在台灣，「土地徵收」主要分為「一般徵

收」與「區段徵收」，其實施的關鍵都來自「都市計畫」。政府經常以「都市計畫」的手段，強制徵收人民的土地，以致引起抗爭。在國外，「超額徵收」是指政府透過強制徵收來獲取土地，其政策的重點在於政府徵收超過實際所需的土地。對都市規劃者來說，超額徵收是一種掌控都市實體環境發展的手段。在《超額徵收》一書中，庫斯曼教授探討了區段徵收的合憲性，他特別強調，如果只是為了賺錢財務目的而進行徵收，這絕非徵收的公共目的，這樣的徵收不僅違背了法律公平的保護原則，也牴觸了法律的正當行政程序，而這大抵是為何西方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初都逐漸不再使用區段徵收的主因。 　　到了二十一世紀，台灣竟然還在大肆實施建構於十九世紀、至今大

抵已被拋棄的區段徵收制度。即使超額徵收的廢止在國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由於政府不斷啟動區段徵收，並將其誤導為土地合作開發事業，以致國人受其蒙蔽而產生誤解。區段徵收的定義為何？又從何而來？在中華民國的法制史中，區段徵收最早出現於1930年所制訂的舊《土地法》中，該法後來於1946年做全面的修訂，成為現行的《土地法》。其中，區段徵收的定義規定於第212條第2項：「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但這個定義很不明確，而且賦予了政府非常大的權力。其立法緣由是為了仿照德國人於中國膠州灣租借區之開發前例：在地方建設開始之前，由政府先行「照價收買」擬建設地區的全部土地，防止私人

壟斷土地。但在台灣，政府從未支付高額價金來進行全區的照價收買。 　　在解嚴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土地亟待解嚴。《超額徵收》這本書幫我們找尋到區段徵收的根源，找到了區段徵收的身分密碼。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喚起大眾的共識，督促政府廢除侵害人權的區段徵收制度，重視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名人推薦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專文導讀 　　李承嘉∣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兼校長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子淩∣惜根台灣協會秘書長 　　范　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陳東升∣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致曉∣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 　　黃紹恆∣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兼系主任 　　黃信勳∣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兼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任 　　黃益中∣台灣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   　　張怡敏∣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助理教授 　　詹順貴∣苗栗大埔徵收案環境律師 　　楊貴智∣律師／法律白話文站長 　　楊淑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管中祥∣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理事長 　　廖麗敏∣中國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兼會計室主任 　　廖桂賢∣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 　　戴秀雄∣國立政

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顏愛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退休／兼任教授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依姓氏筆畫排列） 　　「近年來，台灣的土地徵收引發許多爭議，其中尤以區段徵收的爭議最多，並且引發許多街頭抗爭。台灣區段徵收爭議的討論範疇雖然很廣，但卻極少探討區段徵收的本意。《超額徵收》一書，雖然是1917年的舊書，確正好填補了台灣在這方面的空白。在《超額徵收》一書中特別提出，區段徵收不是完全不能實施，但以區段徵收做為政府財政收入工具，絕對是一種誤謬。目前台灣實施區段徵收的時機很多，其中許多時機與政府財政收入有關，正可藉由本書的論點來檢討台灣的區段徵收。」──李承嘉（臺北大學不

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兼校長） 　　「土地徵收是國家對個人財產權的剝奪，在民主法治與極權專制國家也採行不同方法，國家可否利用區段徵收以遂行其租稅收入之目的，方法與手段是否選擇最小之損害，或有其他更好之替代方案，是否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等等，都值得我們深思。本書可提供我們思考與判斷上之重要參考價值。」──楊淑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土地徵收是國家取得土地的最後不得已手段，必須基於公益性、必要性、區位不可替代性之原則，依法定程序為之，並給予公平合理的完全補償，否則不得為之。而區段徵收是土地徵收的一種，自當依循上述原則行使，但我政府當局往往將之視為一定區域內土地全部予以徵收整體開發

、自籌財源的農地變更使用手段，其實已經逾越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分際，而有重新檢討之必要。今《超額徵收》一書的出版，不僅讓人瞭解到實施超額徵收的原由，從解決殘餘地問題、增進公共建設效能，到獲得增值利益不等，更警惕我們當須深省現今區段徵收的合憲性，是一本地政、公共政策、法律界學者專家、執行業務公務員，以及初學者不可或缺的研習專著，謹此特予推薦，值得一讀再讀！」──顏愛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退休／兼任教授） 　　「上世紀初在歐美即已飽受批判的超額徵收制度，近年來卻因著新自由主義式土地掠奪在全球擴張鞏固，而重現於各國的土地政策。讓這本百年前的鉅著，至今仍振聾發聵，值得我們精讀省思，啟發我們對徵收法

制的檢討。」──范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很希望台灣的土地被徵收人及社會弱勢都能認清局勢，我們根本就不是活在一個民主立憲的國家，若以浮濫的土地徵收為例，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以自由民主及愛台灣為名，實質卻是進行土地及人權掠奪』的類社會主義共產國度！這部憲法根本無法保護社會弱勢及其家園，當權者完全忽視憲法的存在，並恣意掠奪及侵害我們的權益，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排隊等著當那個被掠奪的少數，有許多人排在前面，而且已經很不幸的遭遇到了。」──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用公權力協助權貴財團掠奪平民土地』是台灣炒房炒地國家政策的第一環。想了解當前台灣土地掠奪政策嗎？請看這

本批判19世紀歐美國家『超額徵收』的鉅著。21世紀台灣，19世紀人權。早已被文明國家摒棄的這些侵犯人權政策，目前正在台灣以前瞻的『公共利益』為名，大規模、加速發生！別以為『超額徵收』和自己沒關係，每個人都有機會遇到！」──陳致曉∣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 　　「超額徵收，目的是想要攫取超額利潤。閱讀本書，就可以知道台灣地方政府為何不顧人民反對、農民抗議，一直樂此不疲。這本《超額徵收》，不僅值得全民閱讀，更是從政者都應該仔細閱讀看，並引以為鑑的好書！」──詹順貴（苗栗大埔徵收案環境律師） 　　「台灣不當徵收，讓已非少數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傷心、甚至死亡，而不分黨派的政客們至今仍為所欲

為地以『發展』之名為徵收利器，不斷地揮斬人民家園的根基，關心不當徵收及受迫害者，如何援助及自救──就從閱讀此書開始吧！」──林子淩（惜根台灣協會秘書長） 　　「在全球生態多樣性枯竭、自然資源超限利用、氣候變遷的威脅之下，國土自然保育、永續發展已是國家發展之必須策略。然近年來台灣仍動輒以區段徵收浮濫開發，將珍貴的農綠地、人民珍視的家園轉為可炒作之建地，此乃不永續、不生態、不正義之愚蠢作為。藉由對區段徵收制度來源之認識，期待 《超額徵收》為台灣之短視敲一警鐘！」──廖桂賢（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 　　「庫斯曼教授的《超額徵收》一書，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鏡，讓對區段徵收早已習以為的台

灣，得以重新思考其正當性與合理性。」──黃信勳（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兼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任）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

為了解決土地標售紀錄的問題，作者宇澤弘文 這樣論述：

直面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畸形成田機場的誕生！ 　　日本的國門「東京成田機場」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機場之一，然而，自1978年啟用以來，成田機場一直維持著畸形缺陷的狀態，二十幾年來只有一條正式跑道，直至2002年第二條跑道才增修完工，且比原定長度縮短了將近一半。機場外觀也宛如一座要塞，四周布滿一層層鐵絲網與監控塔台，所有出入口都戒備森嚴，長期有高達數千人的常駐機動隊在嚴格盤查周邊居民與出入者，全面性的安檢關卡直至2015年3月才廢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由於羽田機場已不堪負荷，日本內閣早在1962年便決定修建新的東京國際機場，並於1966年決議選址在成田市的三里塚和芝山地區。此後，

便在未經任何專業調查，也未獲當地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推動機場工程。 　　成田地區的農民大部分都曾被迫參與戰爭，戰後又為了解決糧荒，在政府號召下前往成田地區開拓，好不容易將荒地開墾為沃土，取得安身立命之地，國家又突然說要蓋機場，逼迫他們搬遷。三里塚和芝山地區的農民組成反對同盟發起各式抗爭，各地的聲援者也湧入當地支援，日本政府則動用機動隊壓制，雙方屢次爆發激烈衝突。1971年的「東峰十字路事件」甚至造成三名警察死亡、反對同盟一百多人負傷，青年行動隊的三之宮文男先生也因而自殺身亡。 　　成田抗爭持續了二十幾年，期間各式衝突不斷，釀成許多悲劇。直到1991年，包括本書作者宇澤弘文在內的幾位知識分

子（包含經濟學家、環境專家、新聞記者及前航空局局長等）組成「隅谷調查團」，協助政府和反對同盟進行對話，召開了數次公開座談會與圓桌會議，最終才促成反對同盟中的最大派別熱田派與政府達成和解，結束了二十餘年的武力對抗。 　　宇澤弘文是日本理論經濟學大家，他在本書中運用「社會成本」的概念，分析政府與機場開發的各方受惠者，如何將所謂「公共建設」產生的社會成本，透過國家的強制力轉嫁給社會弱勢者，不但輕視農業價值，也漠視成田當地居民的基本人權。同時，他也努力釐清成田抗爭的本質，試圖讓社會大眾理解，反對同盟與其支援者，為何要賭上自身性命，一路戰鬥至今。 名人推薦 　　◎胡慕情、徐世榮、陳思宇、環境部落客

munch（漂浪島嶼）真摯推薦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1992年，曾參與1991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2

017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胡慕情（記者） 　　「當初日本政府把這個地方規劃為成田機場時，根本是黑箱作業，完全沒有告知當地的農民，更遑論諮詢他們的意見，內閣私自決定之後，就硬幹下去，後來縱使農民發起許多激烈抗爭，日本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造成許多無法挽回的悲劇。宇澤弘文教授認為，『成田機場事件，正是以反對同盟成員為主的國民，在面對這樣的國家權力施行明確侵犯了市民基本權利時，展開激烈的批判與反抗運動。』這樣的論述可謂是相當的精闢，三里塚事件顯示的就是國家暴政，人民起義。」——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宇澤弘文在疏理成田抗爭的歷史軌跡、記錄隅谷調查團

的活動過程時，都將『成田機場問題』視為戰後日本為追求發展而犧牲社會正義所造成的悲劇。而這場悲劇最後是透過一個知識分子團體的介入，經由各方的重新對話而得到了初步解決。隅谷調查團的成員，不僅在調查、調停過程中，將學術專長應用於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也不斷將『成田機場問題』，由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提升至對思想層次、社會體制與結構性問題的探討。宇澤弘文的這本著作，就是其中一項行動與思考的紀錄總結，或許可以作為台灣著手化解一連串土地正義問題的重要參考。」——陳思宇（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有限公司營運企劃長） 　　「《空港粉碎》是一本全面分析日本成田機場抗爭事件的書籍，作者宇澤弘文長期追蹤事件發展，透過

大量訪談，以及文獻的蒐集，重塑抗爭事件之原貌。此外，他也分析了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並探討該如何以符合土地正義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一部有著寬廣視野的作品。」——環境部落客munch（漂浪島嶼）   作者簡介 宇澤弘文（1928-2014） 　　日本理論經濟學大家，國際計量經濟學會終身會員。1928年出生於鳥取縣，1951年從東京大學理學部數學系畢業。曾任職於統計數學研究所、壽險公司，後論文得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Kenneth J. Arrow（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認可，赴美擔任其研究助手，並先後就任於史丹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64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當時年僅

36歲。1968年返日，任教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1989年退休。1983獲選為文化功勞者，1989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1995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97年獲得文化勳章。2014年，因肺炎在東京家中逝世。 　　宇澤弘文在數理經濟學領域有許多開創性貢獻，因提出關於經濟增長機制的「兩部門成長模型」而享譽世界。同時他也相當關注環境議題與成田機場問題，曾參與調查水俁症等公害問題，並於1991年加入隅谷調查團，協助調停成田機場問題。他在1974年出版的《汽車的社會成本》（自動車の社会的費用）一書中，首次將各種建設及發展計畫的社會成本問題，引入日本公眾的討論視野。 　　其重要著作有《汽車

的社會成本》、《近代經濟學的重新檢討》（近代経済学の再検討）、《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経済学の考え方）、《思考地球暖化》（地球温暖化を考える）、《思考日本的教育》（日本の教育を考える）、《社會共通資本》（社会的共通資本）、《宇澤弘文著作集——追求新的經濟學》（宇沢弘文著作集—新しい経済学を求めて，全12卷）、《讓人喜歡上的數學入門》（好きになる数学入門，全6卷）、《經濟學與人心》（経済学と人間の心）等。 校訂者簡介 顏雪雪 　　社會學、文學專業，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碩士，留學慶應。熱愛翻譯，現為專職譯者。興趣為電玩與花道，專長是日語教學。 譯者簡介 陳柏傑 　　台北人。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

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碩士，現就讀於同系所博士班，並擔任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研究領域為台灣外交與國際組織、東亞區域整合。譯作涵蓋自然科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譯有礪波護等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等書。   推薦序   在時間裡抵抗（胡慕情） 推薦序   國家暴政，人民起義（徐世榮） 推薦序   重造拼圖的空港粉碎（munch） 校訂者序　在那以後的成田機場（顏雪雪） 導讀 　成田抗爭的歷史軌跡（陳思宇）   前言 序 第一章  機場的社會成本 ・成田機場問題的重量與深度 ・邁向解決之路的前提條件 ・成田機場的社會缺陷 ・何謂機場？ ・社會與文化環境的破壞 ・該

討論哪些問題？ ・對國民的責任   第二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一） ・徵求參加「公開座談會」 ・第二期工程的完工壓力 ・「郊遊之歌」 ・地域振興連絡協議會的問題 ・「隅谷調查團」 ・運輸大臣聲明   第三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二） ・成田機場的某處 ・為何變成是成田？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內閣決議 ・反對同盟的動向 ・建設大臣發布的「公共事業認定」公告 ・第一次代履行   第四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三） ・第二次代履行 ・三里塚東峰十字路判決 ・三之宮文男先生之死 ・成田機場的啟用 ・「島寬征．加藤紘一備忘錄」事件 ・「島寬征．加藤紘一備忘錄」路線為何失敗？   第五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四

） ・小川嘉吉的戰鬥 ・小川嘉吉提出的兩個重要問題 ・橫堀墓地判決 ・基本人權的侵害 ・青年行動隊的現在 ・「ONE PACK小組」 ・佐山忠先生 ・為了守護人性尊嚴   第六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五） ・給Ｑ先生的信 ・邁向公開座談會 ・成田抗爭的本質   第七章  「德政精神，開創革新」   後記 成田年表 推薦序 在時間裡抵抗 胡慕情（記者） 　　遠方的山坡。房舍前的菜園。湮沒的歷史。隔離的記憶。樑柱與大樹上的亡靈。為保護這些被漠視的所有，居所上各式零件被移來堆疊，因為意志，高聳入天。木塔台。破爛空床。陽春堡壘。鐵鍊。火把。但痲瘋病患被驅離住所，哭聲滿溢。怪手。鎮暴警察。電鋸。鐵

剪。木棍。鎮壓、鎮壓，鎮壓手無寸鐵的人。天光，只剩殘破。 　　不忍卒睹的畫面，在二〇一四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重現。開幕片是已逝導演大津幸四郎與導演代島治彥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塚》。坐在暗黑影廳，淚流滿面——想起樂生療養院抵抗捷運開發的那些守衛，原來是移植三里塚的鬥爭方法。遙遠兩地，一農民，一痲瘋病人，但其抗爭核心並無二致。而時至今日，殘破的兩處家園，皆仍有人佇立。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參與一九九一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

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二〇一七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緊抓的問題意識，是「成田抗爭的軌跡」。宇澤弘文透過疑問與參與，一層一層剖析，揭露成田抗爭因何成為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

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序章開篇，有這樣簡短的，對成田機場興建地的描述。這段話看似平凡，卻顯露開發評估忽略了區位不宜的最基礎原則。開發帶來的影響從不只是「創造」，在創造之前，須先進行大規模的剝奪，農地的填覆坑殺了生物多樣性與人的倚靠，這是所謂社會經濟的影響，一直以來，卻總被忽略。 　　忽略的背景，與戰後經濟發展的扭曲與國際政經角力扣連。如同台灣，日本雖在戰後迎接了「經濟起飛」的年代，這金錢榮景，卻是建立在一種極不安定的形態上而擴大。宇澤弘文指出，儘管邁入了近代化社會，當時日本的決策過程，國

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這使得政府在處理「社會共同資本」，也就是管理與經營全體國民「重要的」公有財產時，未能遵照憲法規定的內容，在國民的「委託」與「信任」基礎上進行。 　　所有開發，都欠缺不了土地這項元素。土地是有限資源，且具不可恢復的特性。理想的發展應建立在對土地的面積、特性有深刻理解之上，才能避免適宜性的欠缺、周邊資源短失，從而讓開發得以有最大效益，並有合理分配的可能。但往往，政經強權會獨厚某些資本，挪用「公有財」予其累積，並箝制制度的變革。宇澤弘文將其稱為「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

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一九五五年體制」從戰後的重工業開始蔓延，擴張至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來追求利潤。 　　「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描繪，對熟悉台灣土地與環境運動抗爭者應不陌生。台灣戰後以來，國、民兩黨對自然資本的錯誤濫用與偏厚，使得土地成為最後的搜刮對象。二〇〇八年，台灣一連爆發了多起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但二〇〇八年並不是土地徵收爭議第一次發生。往回追溯，從日殖時期的軍事所需、戰後「國有」的台糖經營，乃至一九六〇年，以振興工業為名，政府開發了六堵工業區，開啟了制度化掠奪私人土

地之濫觴。當時農地徵收價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業區一共徵收超過五十四公頃的農地，花費五年才徵收完成。部分無意賣地的小農戶，在土地徵收過程中被迫失去生產工具與工作。但這樣侵害相對弱勢者權益的「發展」概念，卻從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〇年代變本加厲，配合國際熱錢湧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與中央聯手制訂更細緻化土地徵收的工具，以短暫的房地產熱蒙蔽人民之眼關注發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並使我們忽略土地的多元價值，進而恣意掃蕩居住其上的人。 　　樂生的抗爭始於二〇〇五年。它的衝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島上透過各式開發名目變形，除了捷運，還有工業園區、都市計畫、鐵路立體化等交通建設。二〇〇八年，是惡

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駛入大埔農地鏟田、農婦朱馮敏飲藥自盡，那之後，還有張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們無土可守，精確地說，是台灣人民幾近無土可守，抗爭於是輪迴，無窮無盡。宇澤弘文說，透過「成田」事件，戰後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質可謂原形畢露，同樣的，二〇〇八年以來迄今未休的各地徵收抗爭，也在戳刺著台灣愈加腐敗的政治本質。 　　在書中，宇澤弘文有一段深刻自省，描繪自己在聆聽運輸大臣回覆同盟成員的發言後意識到，政府經常為了平息反對運動，視場合再決定說話內容，但其實內心還是把使用強制公權力當作是最後手段。這樣的場景，也在台灣土徵條例修法的過程中，彰顯無遺。 　　二〇一一年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國民黨甲動

、民進黨以選舉為名出席慘淡的背景下，通過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後續爆發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行使「天賜良機」蠻橫拆屋，這可憎的暴力誘發極大的素樸情感動員，化為二〇一六年的選戰動能，但在張森文靈堂前承諾再次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的總統蔡英文並未兌現承諾，目前內政部雖有修法草案，卻比國民黨的版本更惡。 　　過往民間團體主張廢除區段徵收，新法版本並未同意。草案內雖新增「必須取得九成協議價購同意」才可申請區段徵收，但卻把過往補償方案中的配地挪移進來，這將使得不同意者只剩領徵收補償一途，根本換湯不換藥。此外，依法規定，徵收核准後才可配地，如今新法版本等於未核准徵收即配地，是違法的預標售行為。不僅如此，公益性跟必要性評

估也被拆開個別評估。而這篇書序寫就當日，高雄市長陳菊倣效劉政鴻的天賜良機，抬離了絕食孱弱的居民，接著快速剷除高雄果菜市場，那些抵抗者住居一世的家。 　　若凝視抗爭，必對「死亡」感到質疑與駭怕。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總使人化為殺戮機器，三里塚抗爭中，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

。我想起抵抗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農民洪箱。抗爭期間，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會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麼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龐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

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那一刻，才理解導演為何在片頭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生者與死者從不二分對立，他們的命運彼此繫縛，詛咒也好，繼承也罷，唯尊嚴獲得恢復，才不愧為人。這是理解跨越漫長時間抗爭的意義：人們得以窺見一個超越勝負、一個和「破壞者

們」所居住的國度截然不同的世界，從而反省自身欠缺，進行改變。 序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然而突如其來地，日本政府卻憑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的一紙內閣決議，在這塊土地上單方面地策劃並強制實行新國際機場的建設計畫。然而，關於該計畫的必要性，卻沒有事先進行過充分的專業與科學的調查。此外，也沒有經過像是事先取得在此營生之農民的同意之基本程序，在這種狀態下強行推動成田機場的建設計畫，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這項輕率且違反民主主義的政府決策，是在「日本經濟高

度成長」的幻影下，日本不加批判地推動重化工業與都市化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產物，在其根源，存在著一種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自那時起歷經二十五年，成田的農民面對國家不當行使公權力，一路全力對抗，奮戰至今。這件事不單純僅是守護自己的土地、繼續務農，更是對日本經濟與社會的空洞化、非道德化，表示嚴厲的批判與抵抗。日本全國，乃至於全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民，給予這場戰役強力的支援與協助，讓利用國家權力作為後盾、使用機動隊的力量想要強行興建機場的日本政府與公營事業團體，最終仍舊無法達成其預期目標，被逼得只能放棄代履行的念頭。成田機場從啟用至今已經過了十幾年，但

到現在為止，卻依舊以一種不完備、有缺陷的機場樣態，冒著危險持續營運，甚至還演變成不得不想辦法將整座機場要塞化的狀況。成田機場正是一個象徵著日本政治與社會的不成熟與不足，將日本的陰暗面展露在全世界目光之下的存在。 　　然而，從成田機場開始部分營運的那天起，距今也已經過了十幾年，機場周邊地區以一種超乎想像的方式在發展著，特別是農業所處的地位有了顯著的變化。雖然這是日本農業整體危機的結果，但這裡的情況又因為機場的出現而持續惡化，特別是對農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該如何找到務農的後繼者。此外，從蘇聯經濟改革開始，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與解體，也以一種令人出乎意料的形式在進行著，徹底摧毀人們對於社會

主義的幻想。另一方面，以越戰為契機所引發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崩解過程，在經歷了波斯灣戰爭這樣始料未及的曲折後，混亂程度也逐步加劇。 　　立足在這樣的世界史層面與地域層面的一大轉折點上，我認為以更積極的形式重新建構至今為止的抗爭行動，開始變得有其必要。為了將焦點重新置於農業經營的再生與振興，以地方社會活躍且和諧地發展為目標，納入地方居民與相關地方自治體一同摸索新的方向，這要集結所有人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 　　成田機場問題橫跨了二十五年的漫長歲月，日本全國都被捲入其中，成為戰後規模最大的社會問題。這當中產生了由歷史的經緯交織而成的複雜樣貌與許多人倫悲劇。雖然通往理性解決的路途未必平坦，然而到訪成田

的人可以看到，熬過二十五年的風雨，性情和思想都茁壯成長的青年農民，以及前來支援抗爭後就留在成田的那些昔日的年輕人們，依然充滿能量地活著。在日本農業所面臨的整體危機下，他們將機場周邊區域活化的問題，聚焦於農業經營的再造，正在試圖摸索新的發展之道。我認為成田機場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必須以這些人理想主義式的運動作為核心，將那些理想化為現實。 　　成田機場問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特別是這個問題因為牽涉到日美之間存在已久的政經摩擦，而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增加隸屬於美國航空公司之民航班機進出成田機場的數量，但以成田機場物理條件上的限制為由拒絕美國的要求，實際上變得極為困難。

日本政府內部開始出現為了完成第二期工程，別無選擇只能使用強制性手段的聲音。假使日本政府因為過度重視對美關係，採取了就社會或道德角度來看皆無法接受的強制手段，強制徵收第二期工程用地的話，那麼不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政府的信任都會大為崩解，日本因此受到的傷害，將遠大於完成第二期工程所能獲得的利益，兩者根本不能比擬。因此，就此面向觀之，理性地解決成田機場問題，是日本社會最要緊的課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已超過將近半個世紀。即使是以日本漫長的歷史來看，日本在這段期間的經濟與社會變化也非常明顯。戰前與戰爭期間，在軍國主義的高壓統治下，日本深受封建制度所束縛，在經濟、文化、學術等

所有層面，自由且人性地發展的機會全都遭受阻斷。軍國主義因戰敗而瓦解後，占領日本的盟軍主導倡議除去了封建制度的桎梏，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滲透至日本社會的各個面向。政治制度的改革、經濟與社會各項制度的民主化、學校教育與文化各項制度的近代化等，戰後的復興過程相互響應，同時也促使社會的基本結構產生巨大變化。五○年代中葉，所謂「戰後已經結束」的標語，不單在經濟指標上得到印證，當時的日本已具備面向全新發展的各種經濟與社會條件。從五○年代中葉開始，出現了給日本戰後經濟發展帶來決定性影響的新進展。那就是以池田內閣的所得倍增計畫為契機，所產生的高度經濟成長過程。這段經濟成長過程企圖透過全力推動日本的重化工業，讓日

本經濟結構的條件邁向近代化，提升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藉此使日本社會獲得發展的機會。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超過十％，成就一種異常的經濟成長。 　　如同前述，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其規模之大與時間之長，在歷史上恐怕無出其右，且這段成長過程對日本社會與文化所帶來的影響也極為巨大。在經濟成長最高峰的一九六○年代中葉，日本國民的名目所得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水準，看似已具備享受經濟成長果實的條件。然而，若是越過國民生產毛額、國民所得、礦工業生產指數、進出口的規模等市場經濟指標，將目光移轉到人們生活的實際樣態之上，以社會、文化、人性的視角來看的話，會發現日本的經濟與社會，依舊被極為貧困的狀況所支

配，我認為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市場表現與實質內容之間所存在的斷裂，在經過高度經濟成長時期與後來的調整期後，變得愈發嚴重。我認為此斷裂之巨大，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說是日本經濟的一個特色所在。 　　日本經濟的市場表現，與其實質的、文化的內涵之間的斷裂，之所以正以一種極不安定的型態大幅擴大，最主要的原因，可說是日本的政治決策過程中有著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國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此外，政府在管理、經營對全體國民來說都十分「重要的」共有財產，即「社會共同資本」時，未必有遵照憲法上所規定的「應該要得到國民的委任與信託」之原則。這不只明顯展現在土地徵收法的條文

上，在實際進行土地徵收的過程中，更是清晰可見。「成田機場事件」，正是以反對同盟成員為主的國民，在面對這樣的國家權力施行明確侵犯了市民基本權利時，展開激烈的批判與反抗運動。 　　關於土地徵收，日本政府之所以無視於憲法規定強行使用國家公權力，起源於俗稱一九五五年體制、對戰後日本的政治結構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保守政黨集團。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此時，大企業們也就不再侷限於基礎的重化工業這種類型，也包含了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等所有產業，它們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

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企圖有效地追求利潤、實現資本最原初的目的。我們可以說，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是在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之下才得以實現，藉由後來的調整時期，也成功地讓日本的經濟表現放眼國際間也顯得相當卓越。然而，若是從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來進行審視的話，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使得日本經濟的實質內涵變得極為貧乏，就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也讓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內部暗藏著巨大的缺陷。 　　毫無疑問地，是「成田」將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本質如實地呈現出來。為了部分人士的產業利益，無視憲法規定強制行使國家權力，而且是以人性的、整體社會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突顯出這種戰

後日本政治之不成熟本質的，正是「成田」。  

國有財產管理法律問題研究─以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為中心

為了解決土地標售紀錄的問題，作者劉芸瑄 這樣論述：

現今於國有財產署之網頁中，公告許多國有財產之非公用不動產的出售標的，對於這些不動產的處分，分為讓售、標售等，使中華民國國民得以取得不動產。但非公用不動產之出處、來源以及目前使用目的並未完整公告，使得這類不動產出售後孳生各種爭議及問題，例如來源標示不清，以及使用用途未調查亦未完整標示，造成出售原使用者不知已出售之情事，進而衍生出法律問題。基於此問題，關於我國國有財產之出售流程以及執行方式是否合乎立法目的及理由，以及是否有需要修正之處，將於本文進行探究。而此類法律問題涉及公法與私法之議題，究其法律問題之審判權歸屬問題，屬行政程序抑或民事程序，亟待釐清。本文首先會先將國有財產法制逐條說明，於我國關

於國有財產法制法規之論文期刊寥若星辰，因此於本文將國有財產法之立法理由以及修正歷程進行闡述，進而因國有財產之不動產出售常涉及公私法之爭議，於第三章針對二元訴訟制度以及雙階理論進行說明，最後再爰引司法院釋字解釋以及行政法院訴訟判決引導讀者釐清公私法問題以及國有財產法制，希冀透過整理給予國有財產非公用不動產之公私法爭議給予結論以及未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