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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鄒川雄所指導 董惠文的 行政監控與醫療規訓:談日治初期傳染病的防治 （2003），提出大園中醫清冠一號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公醫、行政監控、醫療規訓、保甲組織、警察、公共衛生、傳染病、傅科、紀登斯。
行政監控與醫療規訓:談日治初期傳染病的防治
為了解決大園中醫清冠一號 的問題，作者董惠文 這樣論述：
在日治初期，不僅鼠疫肆虐，台灣內部武力綏靖的問題也還沒解決。內部綏靖的問題，促使殖民政府重新把傳統的保甲組織納入，與新式的警察整合之後，建構一個具有全景敞視的行政監督體系。內部綏靖逐步解決之後，行政監控體系的運作重點開始轉移到防疫工作上。為了避免鼠疫到處流散，總督府以地方廳警察課為中心，藉著保甲組織，國家權力可以深入台灣基層社會，指揮保甲強制管理管區內各家戶的衛生事務，建立起一個嚴密監控的防疫體制。由派出所、警察、保正、甲長組織起的規訓監控機構中，每個人都扮演著無所不在的電眼，監督區域內的每一個人。殖民政府運用了這些權力的裝置，並加以擴散、分佈設置，再利用這些權力裝置，進行細密的戶政建制
，從此之後，殖民政府組織與監控了台灣人民的空間位置。確立每個人的空間位置，可以減少台民藏匿病人、屍體以及逃往他處等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行為。警察扮演當地的「瞭望塔」，而保甲制度裡的甲長、保正、保甲書記，甚至是甲民，是散佈在個個角落的眼睛，觀察著、收集著：誰家來了客人、哪一家有人病了等等。此時，疫區內的台民是被一種權力從四面八方地觀察、紀錄、監視、管理及控制。這些個人出入與肉體每日細微的變化，似乎與國家組織關連甚小，但是這些紀錄持續累積並且經過表格整理，其實是成為行政力量實行政策的信息，是可以再一次被運用於管理受監視個人的活動。這些持續的監視與記錄，積聚的正是有關個人的信息，每一個被定位在固定位置上
的個人，清清楚楚地讓自己的健康、情緒反應呈現在監視者的眼光之下，無所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