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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城市——中國二代民工的性別化都市消費

為了解決富士康撤離 深圳的問題，作者趙慧琳 這樣論述：

台企富士康以城鄉流動的中國(農)民工，充作底層勞動力。它是全球最大電子製造業工廠，也是美國蘋果公司最大的海外代工廠。深圳富士康的龐大規模，使得廠區建成，宛如城市生成；工廠經營，形同一座城市的治理。2010年富士康勞工“連跳”自殺，納入工業化管理的員工宿舍是慘劇案發現場。「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因而成為中國「世界工廠」備受矚目的社會爭議。 我的論文將探討中國當代父權社會底下，以二代(農)民工為主的數十萬富士康勞工，在珠三角都會區域的日常生活消費，相應他(她)們所屬全球商品鏈下游生產/勞動條件，形成了怎麼樣的性別化都市狀況？換句話說，這個研究首要關注富士康案例所呈現，世界工廠工人階

級在“後漲薪”年代的性別化都市消費；以及反之來看，它和製造業工廠的勞動條件變化、中國父權文化的現今變動，又形成怎麼樣的互為建構關係？ 本研究初步觀察，“後漲薪”年代深圳世界工廠的勞動條件改變，迫使中國製造、編入全球生產的當地品牌代工廠，必得面對產業模式的重新建構。它們不是就地產業轉型，就是推動資本「空間修補」的生產線內遷。這些製造業工廠主要雇用二代(農)民工，作為新國際分工底下，全球生產線的性別化廉價勞工，也連帶面臨了階級與性別位置的歷史性轉變。 深圳世界工廠產業轉型導致的空間再結構，以及它所帶來性別與階級重組，讓二代(農)民工的消費狀況惡化，陷入更嚴重都市危機；這也使得中國工人階

級意識和性別主體認同產生變化。奠基差別政治和多重認同的二代(農)民工性別化都市消費，因此成為深圳世界工廠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後漲薪”年代面對國家體制、全球資本，以及家庭父權的三重控制與壓迫，進而展開階級和性別抵抗的新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