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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高中職教官退離校園後生涯轉換規劃之研究

為了解決工作守則報備人數的問題，作者邱守山 這樣論述：

為落實軍人退出校園政策，並使國防教育正常化，立法院於民國102年（2013）三讀《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附帶決議，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師資仍由軍訓教官擔任，而在學生安全及校園安定無虞之下，將民國112年（2023）8月1日訂為落日條款，對高中職學校及教官都造成影響。本研究以臺東縣高中職為例，探討教官退離校園後的生涯轉換與規劃，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臺東縣高中職教官即將退離校園的影響。二、探討高中職教官退離校園後的生涯規劃和轉型。三、研擬因應教官退離校園的建議方案。本研究以質性方法訪談臺東縣八所高中職校及聯絡處十七位現役教官，瞭解教官退離校園對學校及教官的影響、退離校園教官的生涯規劃和轉型

，並研議因應教官退離校園的建議方案。研究發現，教官離校園對教官的影響包括業務負荷加重、授課更不受重視。對學校的影響包括必須著手規劃處室承接業務、國防師資必須展開招聘或代理。退離教官的生涯規劃和轉型，尚未退伍者，依權責單位規劃回歸聯絡處、或極少數有意回歸國防部，可退伍者多數擬轉任或轉業。對於教官退離校園的因應建議，建議學校：由校方執行校外巡查相關工作、儘速由未離退校園之教官傳承經驗、妥慎及規劃學務創新人力的招聘條件；建議可退伍教官轉任學務創新人力及全民國防教育師資的教官要調整心態，增強本職學能；建議未退伍教官回歸聯絡處者應持續充實與提升，回歸國防部者須儘快重新適應；建議聯絡處留優汰劣，善待盡職幹

部；對於政策的建議有：合理調升校安值勤費、政策推動應確立配套措施。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工作守則報備人數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