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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巷弄路口10公尺內停車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巷弄交通安全綜合評估-以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為例

為了解決巷弄路口10公尺內停車的問題，作者黃苡瑄 這樣論述：

臺北市鄰里巷弄狹小，行人時常必須與車爭道，造成巷弄裡時常發生人車衝突問題。為解決前述問題，並以人本永續交通規劃的精神，達成國際化首善之都的交通願景，臺北市於104年8月開始推動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以里為單位，深入民眾生活的巷弄進行整體改善，巷弄優先考量行人安全，主要透過標線型人行道劃設改善行人通行環境。因此，臺北市區巷弄開始大量劃設標線型人行道。 劃設標線型人行道的目的，是欲將人車分流，使行人得到優先路權， 惟規劃標線型人行道後，各項肇事指標(巷弄事故件數、巷弄事故死傷人數、巷弄肇事嚴重性指標EPDO、肇事次數當量ETAN)是否因此下降，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實施是否對於巷

弄肇事嚴重性指標有影響，又何種標線型人行道巷弄配置對於肇事嚴重度改變最為明顯。本研究利用事前事後調查方式，以及事前事後肇事資料，以臺北市鄰里巷弄為樣本，針對巷弄安全等級、用路人巷弄安全主觀感知、相關性分析等方面，利用SPSS軟體及網路問卷方式進行研究，以了解計畫實施前後之改變。 研究結果發現，標線型人行道劃設後，巷弄車速變快，尤其是小客車車速上升幅度最大；路口無論是肇事件數、傷亡人數、肇事嚴重性指標及肇事次數當量皆有上升趨勢，路段則是皆有下降趨勢。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實施對於里別各項肇事指標皆有影響，且皆有下降趨勢。取消停車格位劃設標線型人行道此種巷弄配置為所有標線型人行道巷弄配置

中，肇事指標上升比例最高。因此，後續於規劃標線型人行道前，應先考慮路口減速問題。關鍵詞：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標線型人行道、巷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