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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虎水龜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劉燁,山陽寫的 水滸有點派：跟著梁山一百零八將在宋朝熱血革命 和張劍光的 中國抗疫簡史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崧燁文化 和三聯所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曾守正所指導 張豔的 王夫之〈落花詩〉析論 （2021），提出彪虎水龜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王夫之、落花詩、貞生死以盡人道、正變、戲墨、連章體。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王學玲所指導 廖敏惠的 跨越邊界的禮與俗—明代東亞使節文化書寫研究 （1450─1620） （2021），提出因為有 漢文化禮俗、明代外交政策、使節文化書寫、東亞朝貢體系的重點而找出了 彪虎水龜的解答。
水滸有點派：跟著梁山一百零八將在宋朝熱血革命
為了解決彪虎水龜 的問題，作者劉燁,山陽 這樣論述：
笑談水滸與大宋王朝的恩怨情仇 揭密一百零八位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所以我說，那個梁山泊呢？ 據清代《讀史方輿紀要》，西元1077年至1180年間，梁山泊水勢盛大 ，時人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說，可見《水滸傳》所寫「山排巨浪，水接遙天」是真實的；但到了明代永樂年間，梁山泊就已經名存實亡；而到了明末清初，梁山泊已經完全變成耕地了！ 曾經氣勢澎湃的梁山泊，究竟為什麼完全消失了？ ◎元明書商：作者掛羅貫中還是施耐庵比較賺錢呢？ 《百川書志》中說：「《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這就會產生以下三種可能： 【1】由施耐庵撰寫，後由羅貫中編輯，《水滸傳
》作者為施、羅二人。 【2】由其中一人撰寫，另外一人是書商硬加上去。 【3】施、羅都是假作者，皆是書商為了蹭熱度，而且為了真實可信，還分工成「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 ◎只要你不姓趙，我們就是好兄弟！ 梁山的一百零八人來自全國各地，從機率的角度來說，有幾個趙姓當屬正常。況且宋朝的第一大姓是趙姓，人口比例也不算小，如果沒有，倒覺得有些奇怪。 事實上，在「黑旋風扯詔謗徽宗」一回中，李逵就公開聲明： 「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 這很明顯是作者有意安排，借李逵這個粗人之口說出心裡話，即用宋姓取代趙姓。所以一百零八將中沒有趙
姓，正反映了作者強烈的愛憎情感，對重用奸佞、誤國害民的趙氏王朝的極大不滿，故不願讓梁山英雄與他們同姓同宗，玷汙了清白！ ◎潘金蓮「淫婦」形象大翻案！ 潘金蓮是《水滸傳》為數不多的女性中著墨最多的一個人物，今日人們仍愛用「潘金蓮」來指那些不忠的女人，但潘金蓮真的是一個「淫婦」嗎？ 封建社會的女性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可潘金蓮偏不，她不滿於嫁給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的丈夫武大郎。當風流倜儻的西門大官人向她大獻殷勤時，二十出頭的少女又焉能不春心萌動？ 但不管怎麼說，當潘金蓮和西門慶合謀毒死武大郎，就完全成了一名殺人犯，才會落了個身首異處的可悲結局！ 本書特色 本書從多層
次、多角度，全面解析水滸重重懸疑。「《水滸傳》考實」，主要論述《水滸傳》的作者、版本以及《水滸傳》中人物和事件的歷史事實，便於讀者了解《水滸傳》成書的來龍去脈，知曉相關的歷史真相。
王夫之〈落花詩〉析論
為了解決彪虎水龜 的問題，作者張豔 這樣論述：
王夫之研究成果雖已豐碩，詩歌創作研究尚有可待開發的空間。壯年時期創作的〈落花詩〉格外受王氏及後代學者重視，因而具有特殊性、重要性。本文採用以王夫之論王夫之的研究方法，聯繫王氏早期學術論著如《周易外傳》等，在其封閉自足的學術體系內闡發〈落花詩〉的內涵。正文分為五章。第二章為王夫之〈正落花詩〉、〈續落花詩〉、〈廣落花詩〉綜論。在回顧落花書寫傳統後，本章探討〈落花詩〉前三組詩如何藉助連章體，表現複雜多元的思想情感主題，闡發貫穿全卷詩始終的「貞生死以盡人道」理念、「戲墨」說等的豐富意涵。 第三章以脫離、解構落花乃至自我的〈寄詠落花詩〉、〈落花諢體〉及反高潮的〈補落花詩〉為研究對象，揭示王夫之如
何在〈落花詩〉後三組中，將前三組蘊含的對生命意義的思索、探尋，提昇到理想的層次、境界。即便轉折，即便反高潮，前三組使用連章體譜成的千迴百轉、婉轉流動樂章，在後三組中並未斷絕，反而因正變交錯而在整體上更具力度與深度。王夫之〈落花詩〉與落花書寫傳統之間，則存在承繼而又反叛的關係，並因此有所創新。 第四章圍繞屈原「原型」及由其拓展出的安身立命方式的不同類型在〈落花詩〉中的呈現展開。屈原「原型」的「忠愛之性」為王夫之推崇的理想人格特質，〈落花詩〉核心思想「貞生死以盡人道」即具現在此「原型」上。宋玉自屈原「原型」延伸出的「愁」與「義」，也隱含於眾多〈落花詩〉詩句中。此卷詩將庾信及宋遺民與屈原連結，但這
些形象選擇於亡國後生存，開創出不同於屈原的安身立命類型。屈原「原型」及由其拓展的不同類型亦為王氏反照自身的憑據，更彰顯上起戰國末期下迄明末，君子堅持不懈，當「亢」則「亢」，當「息」則「息」的生命態度。 第五章以〈落花詩〉中的儒釋道語典為研究對象，揭示王夫之衝破各家思想流派區隔，不執著於一端的思想取向，並從而與大致自儒者立場撰寫的《周易外傳》形成複雜的對話關係。詩人王夫之創作的〈落花詩〉所表現的儒釋道思想，若合而觀之，為他在艱難處境中尋求超越、解脫的精神憑藉，分而觀之，各家思想側重的傾向則各自不同。王夫之學術以儒家思想為根本，然而〈落花詩〉中大量出現的儒家語典非但沒有弘揚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反
而呈現天道衰微，中國傳統文化岌岌可危的嚴酷現實，甚至透露出世傾向。為超越險惡處境，獲得身心自由，〈落花詩〉援引大量佛教及道家經典內容，傳達尋求開悟解脫、法喜禪悅、逍遙任化、貞生遠害的心願，與《周易外傳》等早期學術論著中反對佛道「空」、「無」思想的立場不無扞格。〈落花詩〉也體現王夫之實踐內丹學的心得，為窺入道教思想堂奧的〈愚鼓詞〉及《楚辭通釋・遠遊》之先聲。雖然，王氏為宣揚儒家正學之外的「異端」思想心存不安，他將〈落花詩〉錄入《戲墨》之舉因此暗藏自我開脫的意圖。正因為如此，〈落花詩〉雖融匯儒釋道語典，卻因「理」與「情」的糾結而未能貫通各家思想，但又因此而彰顯主體活潑潑生命的無限生機與動勢。 第
六章從七律體式的選擇、章法、平仄安排、押韻四個面向分析〈落花詩〉的形式。前三個面向皆以「非法之法」為基礎，既「破」又「成」，密切配合、呼應〈落花詩〉即立即破，不執一端的內容，並在句、聯層次充分利用七律體式封閉但又開放的章法結構，於流連回顧間推進詩意，從而「成」就連章體七律傳達複雜情感內涵的體式特徵。與此對照，押韻則無特別之處，與王夫之詩論中以古體詩為討論對象，重「韻」甚於重「聲」的趨向恰好相反。 第七章總結、反思緒論中提出，正文各章於多處論述的「聞雅」、「貞生死以盡人道」、「戲墨」等理念的意義，由此思考〈落花詩〉的價值，並前瞻未來可再拓展的論題。
中國抗疫簡史
為了解決彪虎水龜 的問題，作者張劍光 這樣論述：
自有文字記錄的三千五百多年來，疫病的流傳成百上千，疫病的種類各式各樣，人類的發展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與疫病作鬥爭的歷史。隨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們已告別了對疫病無端的恐懼，也告別了將防疫希望寄托在巫術上的蒙昧時代，但中國歷史上的防疫智慧與教訓，依然值得今日仍處於疫情之下的我們回望與總結。 在書裡，作者將“疫”的時間線，拉長到了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三千五百年前，從疫病與巫術的話題引開，隨後是戰爭與瘟疫、帝王將相的瘟疫、中國歷史上的鼠疫、麻風與霍亂等逐步推進，更闢以專章講述“皇帝與天花”、“香港應對瘟疫”的故事，史料豐富扎實，論述精當嚴謹，是一部知識性與趣味性兼具抗疫簡史。 作者簡介
張劍光 1964年出生，上海嘉定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已出版著作《三千年疫情》、《唐五代經濟與社會研究》、《江南城鎮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古時期江南經濟與文化論稿》等八種，其中《唐五代江南工商業佈局研究》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 序：三千年疫病的當代思考 viii 第一章/疫病與巫術 1 神靈與疫病的聯繫者——巫醫 3 甲骨文中的巫術 5 君王求助巫術 8 大儺逐疫 10 醫藥中的巫術成分 13 嚐便與割股
16 神化的救疫活動 20 巫師的傑作：關羽製造了瘟疫？ 23 第二章/戰爭、動亂和瘟疫 27 遠征南越的部隊大疫 30 疫疾助推王莽失敗 32 伏波將軍兩遇瘟疫 34 赤壁大戰中的疫病 37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42 諸葛亮遇到的疫疾 44 匈奴人與疫病 46 北魏軍隊的兩場大疫 49 南朝郢城大疫 52 侯景之亂造成的疫情 54 動亂中的瘧疾 56 第三章/帝王將相直面瘟疫 61 唐朝帝王宰臣常得疫病 64 宰相韓滉治血吸蟲病 67 宰相李德裕記錄恙蟲病 70 官員畏疫不願任職南方 72 第一家公私合資的傳染病醫院 75 皇妃碰上的流行性感冒
78 肺結核要了皇帝的命 80 一位不召之臣的瘧疾 82 蒙哥汗以酒驅疫 83 疫病拖累元軍南征 86 第四章/中國歷史上的鼠疫 93 金朝汴京大疫：可能是一場鼠疫 97 萬曆年間的鼠疫大流行 99 李自成將鼠疫帶進了北京嗎？ 103 吳江縣的肺鼠疫 109 乾隆間的鼠疫：人見死鼠如見虎 111 海島上的鼠疫 113 同治、光緒間的鼠疫 117 清末東三省鼠疫 121 第五章/皇帝與天花 125 皇太極畏懼天花 128 順治帝是怎麼死的？ 130 康熙因天花得皇位 134 同治皇帝的脈案 141 第六章/令人戰慄的麻風與霍亂 147 最早的麻風病
149 兩位文學家的麻風病 151 大風起兮眉飛揚 155 誰傳入了真性霍亂？ 158 光緒年間的霍亂 161 東三省的幾次霍亂 163 第七章/瘟疫與香港社會的應對 167 熱病：香港最早的傳染病 168 鼠疫襲港 172 天花流行和防治 175 麻風的消滅 177 一種新疫病：香港流感 180 新的挑戰：冠狀病毒 182 第八章/防疫抗疫思想的發展 191 《內經》中的「寒」與「風」 193 張仲景的六經八綱 195 葛洪的「毒癘之氣」 196 巢元方的「乖戾之氣」 198 劉完素的火熱說 200 張元素的靈活辨證 202 張從正的攻邪法 20
3 李杲的內傷與溫補 204 朱震亨的滋陰降火說 206 王好古的陰證論 208 吳有性的戾氣說 209 葉天士等人的溫病學說 211 清代對溫病學說的具體化 214 第九章/抗擊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戰勝 219 守望相助：緊急抗疫救濟 221 及早檢查與強制隔離 225 人痘接種術 230 古代的衛生預防 232 後記 236 序 三千年疫病的當代思考 中國古代對傳染病肆虐給人類帶來危害的認識,有著一個艱辛的過程。其實有文字記錄的三千五百多年來，疫病的流 傳成百上千，疫病的種類各式各樣，人類的發展歷史，可以 說是一部與疫病作鬥爭的歷史。 我國有
文字明確記載的疫病從商朝開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說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戰國時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見，趙國和秦國等地多次發生大疫。人們已經 認識到「四時皆有癘疫」，疫病是「氣不和之疾」，已能辨 別出傷寒、瘧疾、蠱、癢疥疾、麻風等傳染病。疫病流行，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逸周書·大聚篇》)抗擊傳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現。 一般來說，疫病往往是動亂和戰爭的產物，越是社會混亂時期，疾疫發病率就高，為害時間較長。相反，政治清 明，社會安定，雖然疫病仍會發生，但只要有正確得當的救 災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頻率就低，規模有限。東漢末年， 大疫一場接一場。桓、靈、獻三帝共70年，比較大的疫病流
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幾次是全國性的大流行。曹植《說疫氣》談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時說:「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大小戰爭不斷，社會動蕩不穩，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疫病高發期。三國兩晉，疫病流行的次數約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 共出現疫病13次，北朝11次。這時的疫病常與戰爭動亂相伴 隨，政府組織抗擊疫病的次數不多，疫病的流行肆無忌憚，人民在無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時期，共有6次流行， 但由於社會安定，政府救災防疫措施得當，疫病對社會的影 響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一般都
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 朝後期至五代，藩鎮割據，戰爭頻起，無有效救治措施，疫 病來勢洶湧，常出現百姓「流亡遷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兩宋疫病前後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數超過北宋。在 人口最為密集、流動人口較多的首都地區，疫病流行明顯增 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發生在臨安府為中心的浙西地區。人 口密度過高，有利於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 口密集的地方，衛生預防的意義特別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 次，已出現一場大疫死90萬人的高記錄。 明清疫病的流傳達到高峰。明朝發生疫病約180多次， 分布在118年。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發生1.54次疫病。
清朝共267年，據《清史稿》記 載，出現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實際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 肯定不止這些。明清時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對人 類生命危害嚴重。大疫過後，常常出現「死人無算」、「疫 死者幾半」的情況。 一般來說，一種新疫病剛流行時，由於人們認識不足，往往為害深重。明清時期的鼠疫和霍亂，就是其中最為劇烈 的二種。明朝開始爆發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見死老鼠，馬 上就會「人死如圻堵」，最後「人見死鼠如見虎」。(師道 南:《死鼠行》)鼠疫嚴重的地區，一戶戶人家全部死絕， 有的地方一條街巷或一個縣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戶絕」， 沒死的也早就嚇跑了。如山西興縣，崇禎間流行「天行瘟 疫」，早晨
發病晚上就會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內，全家盡死 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人與人之間互相戒懼，「病 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有專家估計，單萬曆七年至十六 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萬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亂 剛流行時，從陸路、海路二個方向由南至北席捲中國，自雲 南、廣東一直傳進京師，「民多驟死，鄉村尤甚。其症吐瀉 轉筋，即時斃命，針刺醫藥百中僅活數人。問疾送驗，傳染 無已，甚有全家俱斃者。」(《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 隨著對霍亂認識的加深，人們防備意識的完備，疫病為害就 漸漸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面對疫病，我們的祖先沒有被嚇倒，而是眾志成城，樹 立起必勝的信心，開展了前赴後繼的抗疫
救災活動。數千年 來，他們在災害面前高昂起頭，挺著胸膛，同疫魔進行著殊 死的鬥爭。上至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他們 同疫病鬥爭的精神可歌可泣。 歷代政府常常會採取一些積極有效的救災措施，率領人 民抗擊疫病，如減輕經濟負擔是政府採取的最普通措施。百 姓染上疫病，需要醫藥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國家交納賦 稅，實在是力所不及。因此免稅之類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在 一定意義上是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唐宣宗大中年間，江淮大 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寧軍等方鎮轄內，以前拖欠 政府的缺額錢物攤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後再行交納。所有 放免的租賦貢物，州縣必須在鄉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閭閻百 姓能全部透徹地
瞭解。 政府編纂頒行簡便易用方書，並錄於木版石條上，在村 坊要路曉示，對疫病防治的作用更為直接有效。宋朝政府大 量印行編輯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向老百姓傳播預防疫 病的知識。疫病流行時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經常採用醫 藥治療來對抗疫病，政府曾派出醫生帶了藥品到鄉村巡視。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天，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流傳疫 疾，文宗頒詔說:「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 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冊府元龜》卷144《帝王部·弭災三》)責成地方官員親自下鄉 送藥，具體實施情況必須向中央彙報。 切斷傳染源，對病人進行隔離是最切實有效的一種措 施。夏商
周時期，隔斷傳染源以防止疫病繼續擴大的思想已 經產生。秦漢時期，對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檢查和 隔離措施。雲夢秦簡《封診式》中，講述了里典甲向上級報 告，發現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癘(即麻風病)，於是展開了調 查，詢問患者本人。接著派醫生前去檢查，醫生根據丙的各 種特徵進行觀察，最後診斷他確是犯了麻風病，於是將患癘 病的丙送到癘遷所隔離，再進行醫治。說明早在秦代時期， 對麻風病的診斷有著一套報告、鑒定、隔離的完整制度，並 建立起了傳染病的隔離醫院。 歷代隔離的場所有二種，一為疫病到來後臨時性建立的 場所。宋神宗熙寧八年(1076年)，杭州飢疫並作，染病 百姓不計其數。蘇軾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
坊，「以處疾病之 人」，實際是簡陋的隔離醫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進行管理 治療，每天早晚，僧人們按時準備病人的藥物和飲食，「無 令失時」。另一種是常設的隔離場所。武則天時期，以前由 政府出面主辦，有專門官員負責的癘人坊，被改稱為悲田養 病坊。宋徽宗崇寧初年，設立了專門收養病人的安濟坊。坊 中醫者每人都要建立個人的技術檔案(手歷)，醫治病人的 技術長短處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年終考評的主要依據。 除病人外，接觸過病人者也要被隔離，因為他們感染上 疫病的可能性最大。《晉書·王彪之傳》談到永和末年，疾 疫流傳，「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 日不得入宮。」如果一戶人家有三人得同樣的傳染
病，官員 們即使無病，只因可能是帶菌帶病毒者，也要過百日後才能 上朝。這種措施，極為科學，它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範圍 之內。秦國還曾就外來賓客入城時，對其乘坐的馬車要用火 熏燎來防止病菌的傳播。1894年鼠疫在香港、日本出現時， 上海隨即對所有進口船隻上的旅客進行體格檢查，憑「免疫 通行證」入境，並建立了一些臨時性的醫院和熏蒸消毒站。 抗擊措施及時有效，疫病的為害就可以降到最低的限 度。預防隔離措施有力到位，疫病傳染源較早切斷，疫病流 傳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反復流傳的可能性就小。從科學性上 說，隔離病人和疫病接觸者，是最為簡便、有效的抗擊疫病方法。 衛生預防，也是抗擊疫病的有力措施。
夏商周時期，我 國已經產生了疫病預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 在疫病未發生時，要確立預防疫病發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 作好準備。《乾卦》的九三爻辭說:「終日乾乾，夕惕苦厲 (癘)，無咎。」意謂處於困難時期，要自強不息，不要像 見到疫病一樣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堅決戰勝疾疫的信心。 為預防疫病發生，人們在個人衛生方面十分注意，在甲骨卜辭中已有個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腳的記錄。秦漢時期，人們的認識更為深刻，《續漢書·禮儀志》雲:「是月上 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為大潔。」 通過沐浴，搞好個人衛生，驅除疫病流傳的可能。飲食衛生是預防疫病的一個重要方面。漢代的《論衡》說:「鼠涉飯
中，捐而不食。」這符合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要求。《金匱要 略》也告誡人們:「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 之。」否則會得瘧疾。孫思邈已告誡人們:「不要吃生肉，吃動物的肉時一定要煮爛。」動物體內存在著一些病毒，只有 燒熟才能殺死。 環境衛生更為人們重視。甲骨卜辭中已表明當時己實行 人畜分居，可以使動物身上的疫病盡少可能傳給人類。商周時期的人們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為住在向陽乾燥地方有利於太陽光照，乾淨消毒，限制了疫病病菌的傳 播。《周禮》中講到周秦時期已經建立路廁;漢朝我國都市 中普遍設立公共廁所，當時稱之「都廁」;唐五代時政府專 門有管理廁所衛生的官員，城市的衛生設施在世界上
處於領 先的地位。古人認為，許多傳染病是由塵埃中得來的，因此 早在秦國就對「棄灰於道者」要判處一定的刑罰，城市的垃 圾須按政府的規定處理。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氣中傳播，如鼠 疫桿菌經呼吸道排出後可能通過空氣飛沫傳入他人體內，所 以清代吳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們要經常灑掃堂房， 廚房溝渠要整理清潔，房間窗戶要通風透氣。疫勢危急時， 要避開撤走，找個大樹下的蔭涼當風處居住，近水當風之處 最好，千萬不要眾人擁雜在一起。 三千年來的歷史說明，中國是一個勇於並善於抗擊疫病 的國度，有著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當科學技術水平有 限，人類對醫學的認識剛剛進入起步階段時，由於人們對疫 病的恐懼，防治疫病的
希望主要寄託在巫術上，求神祈靈， 驅鬼逐邪。隨著醫學認識的不斷推進，人類對疫病認識的深 刻，巫術這一無知時代人們認識的產物，只會延遲疫病的 治療，使疫病傳播範圍更廣。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 步，只要我們發揮出智慧和潛能，災難面前臨危不懼，弘揚中華民族在抗擊疫病中形成的頑強民族精神，我們一定會 戰勝各種各樣的疫病，我們的民族將會不斷繁衍生息，發展壯大。
跨越邊界的禮與俗—明代東亞使節文化書寫研究 （1450─1620）
為了解決彪虎水龜 的問題，作者廖敏惠 這樣論述：
摘要中國使節書寫歷史淵遠流長，漢代承繼春秋時期「詩賦外交」的禮儀傳統，持續發展使節書寫，惟在史籍上僅留下吉光片羽；唐宋以降，使節筆下逐漸凝塑出一個跨越邊界的書寫形式；至明代開創使節多元書寫的另一個高峰。使節書寫作為出使異域言談見聞記錄，同時亦直接或間接地呈現當代獨特的文化形態及現象，展現當代時空背景下的別具一格的特色。明代初期，太祖朱元璋為恢復過往隋唐時期使節絡繹的榮光，積極拓展外交關係，各國使臣咸來朝貢，盛極一時。但是，英宗土木堡之變的發生，使得明朝的對外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為重塑明朝的宗主國地位，展現國家的文學素養與文化風貌，明朝開始派出大量文人使節出使朝貢國家。使節出使之際，必著眼於藩屬
國有否遵循明朝相關禮儀，並透過「賦詩言志」展示深厚的文化底蘊，重拾大明王朝的榮耀。近年來，東亞地區益形重要，且在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背景下，從事東亞相關研究議題蓬勃發展，促成使節空間移動越境與跨界的書寫成為當代顯學。歷來使節作品多著眼於單一區域、單一視角的單線書寫，然而，同在大明王朝的時間軸下，彼此間橫向的相互關照、史料間的比較研究，進而拼合交織而為使節文化書寫，並影響周遭主要朝貢國家的，卻幾無著墨。緣此，本研究將考察土木堡之變後至萬曆年間使節在朝鮮、琉球、安南等東亞朝貢國家的文化書寫，從出使朝鮮的文化觀看與認同、出使琉球的域外探奇與訪俗，以及出使安南的記憶重構與共鳴，總結其間禮與華同、殊
方同俗、禮遵明制的共通性，並歸納使節對朝鮮、琉球、安南等朝貢國家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