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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為了解決悠久持有者特別篇的問題，作者（英）卡爾·波蘭尼 這樣論述：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人類在歷史發展中常常要面臨來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戰，在這些重大挑戰交匯的關節點上，人類社會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眾多思想家的思考，他們試圖探尋這場全人類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並努力尋找逃離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爾．波蘭尼就是這眾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見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於1944年在美國首次出版，隨即被譽為20世紀該領域最重要、最具創造性的作品，並經受時間考驗，成為“20世紀的經典之作”，啟發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術議程。 《大轉型》一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

工業化時代的大轉型，揭示了伴隨這個過程所發生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大轉變。波蘭尼不僅精當指出了自我調適的自由市場的內在缺陷，還準確預言了這種“市場經濟”對人、自然、生產組織的嚴重破壞及其悲劇性的社會後果和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對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仍極具啟發與參考。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 1886年10月25日出生於奧匈帝國匈牙利王國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1924年移居奧地利，1934年起先後遷居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曾執教牛津大學、倫敦大學、本寧頓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諸多學術機構，1964年4月23日與世長辭。

波蘭尼著有《大轉型》《達荷美與奴隸貿易》《人的生計》《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合著）等作品，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政治經濟學家、經濟人類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之一。 前言 約瑟夫 • 斯蒂格利茨 導言 弗雷德 • 布洛克 2001 年版附注 作者致謝   第一卷  國際組織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20 年代，革命的30 年代   第二卷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篇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安身與致富” 第四章 諸社會與諸經濟體系 第五章 市場模式的演進 第六章 自發調節的市場與虛擬商品 ：勞動、土地與貨幣 第七章 《斯品漢姆蘭法令》，1795 第八章 前奏與後果

第九章 貧困與烏托邦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笫二篇  自我保護的社會 第十一章   人、自然與生產組織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信條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 第十四章 市場與人 第十五章   市場與自然 第十六章 市場與生產組織 第十七章 自我調節的削弱 第十八章 破壞性張力   第三卷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    大眾政府與市場經濟  第二十章    社會變遷中的歷史  第二十一章 複雜社會裡的自由 資料來源注釋 索 引   能夠為卡爾· 波蘭尼這本經典著作撰寫前言，是一件榮幸的事。這本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

代的大轉型，以及伴隨這個過程而發生的觀念、意識形態、社會和經濟政策上的轉換。由於歐洲文明的這個轉型，可以類比於今日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轉型，所以，波蘭尼常讓人們感覺到，他是在直接針對當下問題發言。他的觀點—以及他的關切—與1999 年和2000 年在西雅圖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對國際金融組織的騷亂者和示威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是一致的。在麥基弗（R. M. MacIver）為這本書1944 年首版所寫的導言中—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存在還僅僅限於紙面，他以一種與波蘭尼相似的預見能力寫道：“這本書在當下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為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們揭示了歷史教訓。”如果這些人當時

真的讀了這本書，並認真對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訓，那麼他們鼓吹的政策將比實際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試圖用不多的幾行字來概括這樣一本複雜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很可能是錯誤的。儘管從語言和經濟學方面看，一部半個世紀以前寫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會不大好理解，但波蘭尼所提出的問題和視野並沒有喪失其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題包括：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不僅僅是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的，也包括它們的後果（即對窮人造成的影響）—是如此重大，以至於政府干預成為必需；以及，所產生的這些後果是否嚴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變遷的速度。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

wn economy）的教義—即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從增長中受益—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他還廓清了各種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關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成為新工業利益的婢女的，而這些利益又是如何對這種意識形態加以選擇利用的—當他們對利益有要求時，他們照樣會要求政府干預。 波蘭尼是在現代經濟學家界定自發調節市場的局限性之前寫作《大轉型》的。在今天，沒有任何有聲望的知識份子會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慮它在公平上產生的後果。無論何時，只要出現資訊不完備或者市場失靈—也就是說，本質上總是如此—那麼干預就存在，而且從原則上講，這種干預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大體

上，我們已經達到一個更加平衡的立場，能夠既認識到市場的力量，也認識到它的局限，以及政府在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儘管大家對這種角色的邊界還存在爭議。例如，對於金融市場需要政府管制這一點，人們已經達成普遍共識，但還沒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這一點獲得一致的意見。 自現代以來，增長可能會導致貧困的增加這一歷史經驗已經得到非常多證據的支持。但我們同樣知道，增長可以為社會的絕大多數帶來巨大的好處，正如一些更開化的（enlighted）發達工業國家中所發生的那樣。 波蘭尼強調了自由勞動力市場、自由貿易和自發調節的貨幣機制這三個信條之間的相互關聯性。由此，他的著作成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統研究方法（它

是由20 世紀之初一般均衡論經濟學家們所預示的）的先驅。現今仍然有少數經濟學家在堅持金本位的信條，他們認為現代經濟的問題正是由於偏離了金本位體系而造成的，但這使得自發調節市場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受到挑戰。浮動的匯率是那個時候的常規，人們可以認為這將支持那些信奉自發調節的人所持的立場。畢竟，憑什麼外幣匯兌市場應該由不同於支配其他市場的規則來管理呢？不過也恰恰是在這裡，自發調節市場的軟肋也暴露了出來（至少對那些從來不注意這個信條的社會後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類市場（與許多其他資產市場一樣）表現出過度的脆弱性（volatility），也就是說，表現出了超出構成要素的變化所能解釋的

脆弱性。同樣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價格—以及更廣泛而言投資者的預期—表現出來的過度脆弱性可能會對一個經濟體造成嚴重災難。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讓當代人又記起大蕭條的教訓：自發調節的市場並不總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起作用。甚至美國財政部（不管是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治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自由市場體系信仰的堡壘，都不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匯率，儘管它們從來沒有給出一個內在一致、有說服力的解釋來說明為什麼應該區別對待這個市場與其他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場體系的同時，卻作為一個公共組織而經常干預匯率市場，為外來債權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與此同時卻因提高

利率而使國內企業破產—已經在19 世紀的意識形態爭論中有所預示。事實上，勞動力和貨物的自由市場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如今鼓吹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人寥寥無幾，而且發達工業國家也在教導不那麼發達的國家避開保護主義和政府補貼的邪惡，但另一方面，它們卻並不怎麼樂意向發展中國家比較具有優勢的商品和服務開放市場，儘管它們強硬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自己的市場。 不過，今天，爭論的焦點與波蘭尼寫作時的情況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時候所觀察到的，如今只有頑固分子還肯—在一個極端—為自發調節的經濟辯護，或者—在另一個極端—為政府運轉的經濟說話。每個人都意識到了市場的力量，也遵從於它的局限。但在這之上，經

濟學家們的觀點之間還是 有重要的區別。其中有些觀點差異是容易辨識和摒棄的，比如裝扮成經濟科學和良善政策的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最近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推進（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發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再一次地，人們很少會不同意，在許多國家，規制既沒有加強它們的金融體系，也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很明顯這些規制應該被剝離掉。但“自由市場分子”走得更遠，並給遵從他們建議的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明的那樣。而且即使是在最近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已有充分證據表明，這樣的自由化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巨大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將會不成比例地落在窮人身上，而支持這樣的

自由化會促進增長的證據—往好裡說—卻是明顯不足的。不過，與上述例子不同，還有一些問題的結論遠非清晰可見。自由國際貿易使一個國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增加平均收入，儘管它會使一些個人失去工作，但在失業率非常高的發展中國家，由貿易自由化而毀掉的工作機會可能明顯要比它所創造的要多。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捆綁起來時，情況尤其如此，因為這使得創造工作和新企業成為不可能。沒有人可以宣稱，將工人從低生產率的工作中轉移出來進入到失業狀態會減少貧困或者增加國民收入。自發調節市場的信徒在內心信奉某種形式的薩伊定律，即勞動力的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對於一個由低工資而發家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

甚至可能是一種有利條件，因為它會對工人的工資需求產生壓制力量。但對經濟學家而言，失業工人體現的是一種運轉不良的經濟，我們已經在太多的國家看到了這種或那種運轉不良的壓倒性證據。自發調節經濟的某些鼓吹者把這些運轉不良歸罪於政府本身，但不管這種歸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在今天實際上已經壽終正寢了。 但波蘭尼強調了自發調節經濟的一種特殊缺陷，這種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為討論的對象。它涉及的是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經濟體系—或者經濟變革—是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例如，我們現在談論社會資本。我們認識到，在拉美許多地方，過長的失業期、持續的嚴重不平等以及無處不在的貧困和污穢，已經

對那裡的社會整合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並成為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暴力現象的助推劑。我們認識到，俄羅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蝕了社會關係，破壞了社會資本，導致了俄羅斯黑手黨（the Russian Mafia）的出現乃至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我們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食品補貼的取消，正如工資的直線下降和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一樣，導致了可預見（並且確實已被預見到）的政治和社會動亂。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歷史，出現這種局面的可能性本該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不僅經濟政策（儘管有些比較脆弱）造成了歷史悠久的社會關係的崩潰，社會關係的崩潰本身也會產生非常不利的經濟影響。投資者不情願把他們的錢投入社會高度

緊張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內的很多人也把他們的錢抽離出來，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絕大多數社會都演化出照顧窮人和弱勢者（the 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得個人越來越難於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確實，一個農民可能會失去他的收成，並且一個以生存為目的的農民可能會因為要為一個陰雨天氣（或者更準確地說要為一個乾旱季節）儲備錢財而倍受艱辛。但他從來不會缺乏有報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現代工業社會裡，個體會遭到他們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擊。如果失業率很高—像大蕭條中所發生的那樣，或者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今天的情況一樣—那麼個人所能做的就極其有限。他們可

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場分子關於讓工資保持彈性很重要（也就是說，接受在毫無補償的情況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應降低工資）的說教，但他們自己對推進這樣的改革無能為力，即使這些改革確實具有促進充分就業的良好效果。明顯不能成立的是，通過讓自己接受更低的工資，個人能夠立即獲得就業。效率工資理論、內部人—外部人理論，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論，已經提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解釋，來說明為什麼勞動力市場沒有像自發調節市場鼓吹者認為的那樣運作。但無論這些解釋是怎樣的，在這裡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失業不是一種幻覺，現代社會需要有應對它的方式，而自發調節的市場並沒有這樣做，至少沒有以能被社會接受的方式這樣做（甚至對這一點也是有

解釋的，但討論這些解釋會讓我離題更遠）。快速的轉型破壞了原有的應對機制和安全網，但在新的應對機制提出之前，它已經產生了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來自19 世紀的這個教訓已經太過經常地被華盛頓共識—它是自由主義教條的現代版—的鼓吹者們遺忘了。 這些社會應對機制的失敗反過來已經導致了早先被稱為社會資本的那種東西的侵蝕。最近25 年，發生了兩起這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前面我已提到的作為東亞危機一部分的印尼災難。在這場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新自由主義教義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該成為解決方案重要組成部分的措施：不償付債務。這些債務中的絕大多數是私人部門向私人借貸者提供的貸款，當借貸者無法償

還借款時，本來處理這一情況的標準辦法是破產—破產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說不，因為這將造成對契約神聖性的侵犯。然而這種對更為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的侵犯，他們卻全然沒有一丁點兒顧慮。他們更喜歡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國債權人得以解套，儘管這些人在出借時並未曾持守應有的審慎態度。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政策讓那些局外人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們是工人和小企業，對危機的發生並沒有起任何作用。 更具戲劇性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實驗—共產主義—的犧牲品的國家，又一次成為實驗對象。這個新實驗就是，在政府還沒有來得及讓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時，就開始把自發調節的市場經

濟的理念付諸實施。正如大約70 年前布爾什維克強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會轉型一樣，現在新自由主義者在強制推行另一場將帶來毀滅性後果的快速社會轉型。這個國家的人民得到承諾，一旦市場力量被釋放出來，經濟就會繁盛，正如資源配置的扭曲、由於社會所有而導致激勵不足的低效率中央計畫體系，將被分權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一樣。 然而繁盛並沒有發生。經濟大約萎縮了一半，貧困率（以每日4 美元為標準）從2%上升到接近50%。在私有化使少數寡頭變成億萬富翁的同時，政府甚至沒有錢給窮人支付養老金—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被認為是在向世界表明這裡是一個吸引人投資的場所，但它實際上是一

個只能進不能出的無底洞。所以，資本成群結隊出逃也不足為奇。由於私有化進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財產權的背後並沒有社會共識的支撐。把錢留在俄羅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一旦一個新政府上臺，他們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即使撇開政治上的問題不談，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一個理性投資者會將他的錢放在繁榮的美國股票市場，而不是投在一個處在真正蕭條中的國家。如今，儘管有點太晚，但這些錯誤政策的後果正在被意識到，但想要把逃逸了的資本重新吸引回來，幾乎已經不再可能了，除非能夠保證，無論財富是如何獲得的，都能夠保有下去。可這就意味著—實際上必然導致—寡頭結構本身的繼續維持。 經濟科學與經濟歷史已經開始認識

到波蘭尼論點的有效性。但經濟政策—尤其是華盛頓共識的信條所反映出來的經濟政策，正教導發展中國家和那些轉軌經濟體應該如何完成它們的大轉型—看起來還沒意識到這一點。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性：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的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在它們當初的轉型中，今天已經工業化了的那些國家的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不僅通過關稅保護了它們的工業，而且也努力促進新技術。在美國，第一條電報線於1842 年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農業生產力的突破性提高—這為工業化提供了基礎—有賴於政府的研究、傳授和擴展服務。在西歐，關於投資的規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護主義和政府干預都還活著，而且

活得很好，比如美國政府威脅對歐洲實行貿易制裁，除非後者向美國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擁有的香蕉開放市場。儘管有時這些干預可以得到正當化，因為它能被當作針對其他政府所進行的干預的應對措施，但確實存在無數不知羞恥的干預和補貼的例子，比如在農業方面的那些。在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見到了一個又一個例子，從墨西哥土豆和鱷梨，日本電影，到烏克蘭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國的鈾。香港長期被作為自由市場的堡壘而宣揚，但當香港發現來自紐約的投機者正試圖通過同時對股票和貨幣市場進行投機來毀壞它的經濟時，它就對兩者都展開了強有力的干預。美國政府大聲抗議，說這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廢棄。不過，香港的干預勝利了—它成功地穩定了這

兩個市場，消除了對它的通貨的未來威脅，而且從交易中大賺一筆。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們強調，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的干預，轉型的關鍵在於，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價格就位”，並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在這種觀點看來，發展不外乎就是資本的積累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些技術性的東西。這種意識形態誤解了轉型本身的性質—它是社會的轉型，而不僅僅是經濟的轉型，而且即使這種轉型的經濟方面，也比他們開出的簡單藥方意味的要深刻得多。他們的觀點代表了一種對歷史的誤讀，正如波蘭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樣。 如果他是在今天寫作，就會有額外的證據支持他的結論。例如，在東亞—整個世界中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個

真正的中心角色，並且或明或暗地承認保持社會團結的價值，以及不僅致力於保持而且還努力提高社會和人力資本。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不僅有迅速的經濟增長，而且貧困也大量減少。東亞的成功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躍角色的經濟對自發調節的市場的優越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明。恰恰是出於這個原因，市場意識形態的持有者才在東亞危機期間幾乎表現出某種愉悅的心情，因為他們覺得這場危機暴露出積極政府模式的致命弱點。儘管他們的說教一方面確實包括了對加強金融監管的承認，但更主要的目的在於抓住這個機會促成更大的市場流動性—這種流動性是消除那些社會契約的代名詞，而正是這些契約提供了保障社會和政治穩定這兩大塑造東亞奇跡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經

濟安全。當然，事實上東亞危機正是自發調節市場的失敗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資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蕩、想尋找最高回報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它們只受情緒的理性和不理性變化的支配—成為這場危機的根源。 讓我通過回到波蘭尼的兩個中心主題來結束這篇前言。第一個關注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相互糾葛的複雜關係。共產主義並不僅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它們代表了對自由政治傳統的偏離。新自由主義信條的鼎盛時期大概在1990—1997 年，也就是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東亞危機爆發之前。有人也許會說共產主義在蘇聯東歐的終結標誌著市場經濟以及自發調節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相信，這個解釋是錯誤的。畢竟，在發達國家內部，

這個階段的特徵在於所有地方都發生了對這些信條—雷根—柴契爾自由市場信條—的拒斥，以及對“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者“新工黨”（New Labor）政策的歡迎。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冷戰期間，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不過是無法承擔採取這些政策的風險，即如此傷害窮人的風險。這些國家有一個選擇的餘地，它們同時被西方和東方所追求，西方處方的失敗可能會使它們站到另一個陣營中去。隨著柏林牆的倒塌，這些國家則別無選擇，具有巨大風險的信條於是毫無顧忌地強加在它們身上。但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不僅不謹慎，同時也是無知的，因為對於一個不能給多數人—或者數量可觀的少數人—帶來好處的市場經濟，人們可以用一萬種

暗地裡的方式來拒絕它。一個所謂的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可能會演化為黑手黨資本主義—以及一個黑手黨政治體系—很不幸，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地方，這種擔心是真實而迫切的。  波蘭尼把市場看作一個更為廣闊的經濟的一部分，並且把這個廣闊的經濟看作一個更廣闊的社會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場經濟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太多地被當作改革的目標本身來對待。記分卡被用來記錄不同國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卻從來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無非是把財產分給自己的朋友，並期望對方回報以租金。但總是沒有記分卡來記錄被推向貧困的個體的數量，或者相對于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而言

，那些被毀掉的就業機會的數量，或者暴力、不安全感、無力感的增加。波蘭尼談論的則是一些更為基本的價值。這些基本價值與自發調節市場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蘭尼寫作時同樣清晰可見。我們告訴發展中國家民主的重要性，但當涉及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那些影響他們生計的問題——經濟時，他們卻被告知，經濟學的鐵律讓你無從選擇，並且由於你（通過你的民主政治進程）傾向於把事情搞糟，你必須放棄做那些關鍵性經濟決策—比如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力，把它交給一個獨立的、幾乎總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銀行；為了保證你的行為與這個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現通貨膨脹—至於就業和經

濟增長，不必去管它；為了保證你確實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銀行的措施，諸如以固定比率擴大貨幣供給；當一種措施未能奏效時，就搬出另一種，比如通脹目標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我們左手看起來在通過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個體賦權的同時，右手又把它拿走了。 波蘭尼非常允當地以對複雜社會中的自由的討論來結束他的這本著作。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說，在大蕭條中，“我們沒有什麼可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僅談論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也討論了免於恐懼和免于饑餓的自由。規制可能會剝奪某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

能促進另一個人的自由。將資本任意在一國移進移出是某些人所實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實踐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裡存在著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不管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偽裝下，還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新偽裝下，並不代表著對這些自由的平衡，因為窮人面臨著比其他人更大意義上的不安全，並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羅斯，處在貧困境地的人的數量急劇上升，生活標準已然下降。對這些人而言，自由越來越少了，免於饑餓、免于恐懼的自由越來越少了。如果波蘭尼在今天進行寫作，我相信他會認為，全球社會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它能不能救濟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遲之前。  

悠久持有者特別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法國精品新行銷策略： 以迪奧之台灣年輕消費者為例

為了解決悠久持有者特別篇的問題，作者汪沛雯 這樣論述：

本論文「法國精品新行銷策略：以迪奧之台灣年輕消費者為例」旨在了解台灣年輕人在購買精品時的行為，及其決策過程的心理層面，並分析精品品牌在面對世代交替時所制定的行銷策略。筆者曾在大學畢業後分別於德國及匈牙利葡萄酒商工作，擁有超過三年的銷售經歷，本身對於消費者心理學深感興趣，並在工作同時培養對顧客喜好及生活習慣的觀察力。此外，也發現在某些特定商品中，產品來源國在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過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因素。舉例來說，大部分台灣人會將法國視為購買葡萄酒時，第一個聯想到的國家。於此，我們能夠推斷法國在文化輸出這方面相當成功。身為法國語文學系的學生，我們對於法國其他耀眼的文化產業同樣深感興趣，並產生進一步的反

思，而高級訂製服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時尚產業是現今被視為全球獲利最高的產業之一。而對於法國而言，時尚一直是其引以為傲的文化。嚴格來說，高級訂製服的概念源自於英國設計師沃思(Charles Frederick Worth)。1858年時，沃思在巴黎開了自己的時裝店，成為第一個使用真人模特兒來展示服裝的設計師，而受邀的客戶亦可在展覽過後依據自己的喜好量身定做。除此之外，沃思還依季度展示作品、並在服裝中縫上自己的標籤，這些開創之舉奠定了現今高級訂製服裝的模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波耶特(Paul Poiret) 、杜塞(Jacques Doucet)、浪凡(Jean Lanvin)甚至是香香奈

兒(Coco Chanel)都追隨著為沃思的腳步。1920年代中期時，代表著高級訂製服的奢侈品產業在法國的總對外貿易中排行第二，另一方面，這也得以讓法國成為時尚產業的領頭羊。不過這一切在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有了轉變：高級訂製服的出口比例跌至僅佔服裝總比的三分之一。此外，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重挫巴黎的時尚地位。在維琪政府的佔領下，德國試圖將時尚重心從巴黎轉至柏林。儘管勒隆(Lucien Lelong)最終說服德國人發展屬於自己的時裝文化，藉以保存了法國的時尚產業，巴黎的服裝出口仍受到限制。再加上戰爭所導致的物資貧乏，所有民生物品的使用皆受到嚴格的限制，巴黎在時尚圈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直到1946年，迪奧(Christian Dior)在當時的布料大亨馬歇爾・布薩克(Marcel Boussac)資助下，成立了自己的時裝店，並在隔年發表「新風貌」(New Look)。「新風貌」重新強調了女性的線條、使用比平均當時一件衣服多出好幾倍的昂貴布料，儘管受到「鋪張浪費」、「使女權意識倒退」⋯⋯等的批評，Dior仍徹底改變了戰後萎靡不振的風氣，並重振了巴黎在女裝的地位。透過上述，我們得知時尚產業與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掌握了一些法國時裝史的知識後，我們決定以Dior作為研究對象品牌，因為它象徵著法國奢侈產業文化的復興，此外，該品牌的全球旗艦店於2012年在台灣開幕。外文學系的學

生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瞭解之外，平時接觸的教育通常以人文科學領域為主，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我們撰寫關於精品行銷的跨文化研究，而其中的人類學及心理學能使我們更理解消費者行為及其心理分析。夠過這份研究，我們希望了解台灣年輕消費者對於Dior這品牌的想法。這本論文以朝向學術發展及能夠應用於職場上為目標。筆者在研究所期間，修習了《文化與歐洲思想研究》課程，藉此對於心理分析理論有更多了解。此外，《法文新聞編譯》訓練我們撰寫、分析新聞，並引發筆者對大眾傳播的興趣。筆者亦於碩二時赴法國巴黎第三大學交換，期間選修了《語言及傳播心理學》，對於分析媒體用語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於此同時，也透過其他課程，習得傳播與行銷方面的知

識。透過這些多樣化的課程，我們希望能夠完成一份連結人文科學及商學的跨領域學術研究。即便至今已有許多關於精品行銷的論文，大部分仍多以量性研究為主。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透過社會科學的角度，補足以往精品行銷研究的不足之處。並延續先前的工作經驗，探討法國的經濟軟實力政策。這份論文共分成三章。第一章著重於Dior的歷史及品牌發展。Dior先生的「新風貌」在時尚界裡掀起返古風潮。從前的女裝強調女性的身體曲線，然而20世紀初Chanel女士融合男性服裝元素，提倡簡單而大方的褲裝。這股趨勢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Dior先生推出華麗的「花系列」宣告另一個時代風格的來臨而結束。事實上，Dior

不只讓巴黎重回領導時尚的地位，他推出「註冊商標」的商業模式，並開放授權商品，此創舉將法國傳統手工藝產業帶向全球化的市場。不過如同大多法國奢侈品牌，Dior也面臨品牌老化的問題。1947年Dior推出「新風貌」的同時，也成立了同名香水品牌公司Christian Dior Parfum。然而1960初，Boussac因面臨財務困境，將大部分的持有權轉讓給酩悅香檳公司(Moët & Chandon)。1970年初，Moët & Chandon與軒尼詩(Hennessy)合併，之後又與Louis Vuitton合併成了Louis-Vuitton Moët Hennessy (LVMH)集團。而1978

年Boussac正式破產，原先持有的公司——包含Dior——最終分給了法國企業家貝爾納·阿爾諾(Bernard Arnault)。Arnault買下整個LVMH集團，成了Dior與整個LVMH的執行長，並致力於改造集團底下幾個以形象老化的品牌：Maison Givenchy 及Maison Dior。事實上，Dior在1980年初之後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大部分的收入都來自於當時的簽約的授權商品利潤。然而，過度的授權也同時減損了品牌的高端形象。1995年，Arnault先是使英國設計師John Galliano主導Givenchy，隔年又任命他擔任Dior的藝術總監。Galliano確實使Dio

r換然一新，注入了年輕的氣息，讓品牌重新備受矚目。這位英國設計師擅長結合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將古代與現代融合，好比使埃及木乃伊抑或是日本藝妓出現在時裝週的舞台上。事實上，他打破了以往時裝周的傳統，在他的設計之下，時裝秀變得越來越華麗且戲劇化。儘管議論紛紜，大量的討論度也為品牌帶來了更高的關注。然而2011年2月，Galliano因在酒後失言，在巴黎瑪黑區的酒吧發表仇視猶太言論而遭停職。儘管如此，在他15年的帶領下，Dior的銷售額成長了四倍之多。2016年，品牌首次迎來義大利女性設計師Maria Grazia Chiuri。Dior於是從原先的強調女性特質的形象一改為重視女性主義的品牌代表。Ch

iuri不僅參考了奈及利亞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TED上發表的 «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 談話，在上任的第一場成衣時裝秀設計了著名的同標語Ｔ恤，更在之後的度假系列與非洲當地工坊合作，展現對文化挪用議題的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位義大利籍設計師透過當代議題與時裝的結合，藉此讓品牌有機會與年輕人對話。除此之外，負責男裝的英國設計師Kim Jones更是屢次與高端街頭品牌合作，將品牌帶入年輕人的日常之中。在第二章我們著重在品牌的公關傳播策略。我們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為主要理論，探討Dior在部落格及社

群網路上的公關策略。軟實力過去常用於國際政治事務上，根據Nye，這是一種透過非軍事或經濟的方式，以柔性力量在他國之間造成影響力的外交策略。如今在商業活動中，軟實力策略可被視為企業品牌提升正面形象的方式之一。如同我們先前所提，奢侈品一直是法國引以為傲的產業之一，對於精品——特別是法國的品牌——而言，軟實力便可成為為自身加分的條件之一。除此之外，時尚產業特別注重品牌形象，舉凡合作藝人的言行舉止、價值觀等皆被列入考量，因此我們也將探討Dior在採用香水廣告時所選的代言人是否外型跟內涵皆符合年輕人內心之期望。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我們將Dior的軟實力分成三部分：藝術、文化及社會層面。在藝術層面的部分，該

品牌致力於以不同形式向新的世代展現它延續自1947年以來的精湛工藝。從2011年開始，Dior在中國上海初次舉辦了 « Lady Dior as seen by » 的展覽，隨後每年在世界不同城市輪迴舉辦。品牌創始人Christian Dior在成為時裝設計師之前，與各個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透過展覽透過與世界各地的當地藝術家合作，品牌藉此傳遞自身悠久的藝術精神。此外，2017年時，品牌在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展出歷任所有設計師的作品，並在2020年時將展覽拍攝成短篇幅的紀錄片放置網路上，排除地理限制，讓世界更多觀眾得以觀賞。此外，品牌也為其

具代表性的手提包Lady Dior拍了為電影三部曲。事實上，不論是Y世代或是更年輕的Z世代，隨著網路的普及化，社群媒體已是大部分年輕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相較於文字敘述，影片顯然是更能夠吸引這群人注意力的方式。因此，品牌也為其具代表性的手提包Lady Dior拍了一系列為電影。在文化層面，品牌在將創始人於Granville的別墅建成了博物館。除了藝術品的保存及收藏外，也定期舉辦文藝活動。最後，性別及宗教平等及環境永續為現今社會重視的議題。品牌隸屬於的LVMH集團也不例外。透過宣揚人權平等的價值觀，該集團也致力於提高員工工作環境品質。延續年輕世代在社群媒體活絡的現象，第二節及第三節我們分別著重於品

牌部落格及社群網路的活動。事實上，網路平台的興起使得人人皆有機會發展自媒體。對於品牌而言，無論是部落客或是網紅，他們都有意見領袖的角色。而比起傳統的明星藝人，他們更貼近一般常人的生活。不少時尚品牌現今選擇與這些新崛起的角色合作，藉此讓大眾能更近一步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論文的最後我們將以人類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探討精品行銷策略。我們選擇Dominique DESJEUX 所提出的人種行銷學（ethnomarketing），還有Bernard COVA 及Oliver BADOT的神經行銷學(neuromarketing)理論。根據Desjeux的想法，傳統的量化行銷策略往往忽略了消費者真正的的需求。

人種行銷學建立在觀察各個文化的消費者生活模式，並依其特色制定適合的行銷策略。跨國企業若要能打動全球各地市場，就必須對當地文化風俗有所了解。舉例來說，近年來，國家自我認同是當今新一代族群重視的議題。不論是何種品牌，皆須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文化中拿捏得當。以台灣而言，因爲我們與中國複雜的政治情勢，品牌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正是打動年輕族群的關鍵之一。另一方面，而神經行銷學透過觀察受試者的腦內波動，證實了主觀情感及記憶皆為主導消費者在購物過程的決策行為。此外，一般大眾往往將價錢與品質做正向相關的聯想。在大多消費者的既定印象中，一個產品的價格越高，其表現出的質感也理應更為優越。此理論恰恰符合奢侈品產業的

特性。由於精品的行銷策略與傳統的供需法則相反，透過減價折扣的行為不僅無法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反而會減損自身的高端形象。為了更具體了解品牌的策略是否有真正貼近年輕消費族群，我們也在論文的最後一章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品牌形象、產品認知與消費體驗為主。問卷的形式大多以開放式回答為主，由此一來，在沒有既定選項即受限選擇的情境之下，更能真確地得到受訪者在腦內第一直覺的回答。問卷結果顯示出，超過一半台灣年輕消費者認為Dior已成為一個年輕又具有活力的精品品牌。透過這份調查，我們除了希望能夠藉此更近一步了解年輕人對於Dior的想法，並分析品牌是否真正年輕化之外，也了解在年輕消費者的心中，能夠成為他們購買精品品

牌重要考量的元素。最後，期望透過這些回答，能夠提供Dior更多有效建議。

道氏理論(致富新版)：一次掌握投資獲利趨勢、看懂所有圖表，並能預測未來走向的金贏家寶典

為了解決悠久持有者特別篇的問題，作者陳東 這樣論述：

散戶、新手最佳入門勝經 一次掌握投資獲利趨勢、看懂所有圖表， 並能預測未來走向的金贏家寶典 　　讓你進出股市不再像玩一場未知的賭局， 　　而是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職業！ 　　道氏是道瓊指數的創始人、技術分析的開山鼻祖，是股市投資的先驅和宗師。道氏理論是股市投資的經典理論之一，是華爾街最悠久的股市預測理論。牛市、熊市、Ｍ頭等均為道氏理論所創造，地位至今無人能撼。 　　The Dow Theory技術分析的權威 　　把投資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交易！ 　　三大定律、六大論點、實戰演練， 　　一本學會股市操盤祕訣， 　　讓你穩操勝算的吸金祕笈 　　市場中「牛市」、「熊市」等名詞 　　技術分析的

三大定律等 　　皆始自道氏理論 　　道氏理論讓你學會 　　分析市場的正確思想方法是什麼， 　　正確的投資觀念是什麼， 　　分析市場需要什麼樣的必備知識 　　瞭解這些， 　　讓你能更準確地掌握投資趨勢 　　對未來的商業發展有更長遠的規劃與方向 　　技術分析有很多種方法，如果我們研究技術分析方法的整個歷史，就會發現，大部分技術分析的發源地都來自一處─道氏理論。 　　股神華倫‧巴菲特曾經說過：「絕大部分投資者失敗的原因，是他們不願意接受正確的觀念和正確的理論指導。」而道氏理論就要告訴所有的投資人，掌握正確理財觀念和市場先驅的最佳引導。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要使所有投資者能夠全面性地了解道氏

理論，深入認識其核心思想及精髓，使投資者樹立正確的投資觀念以及分析市場的思想方法，並識別正確的投資觀念和分析方法的能力。因此，本書確定的三個主導思想是：詳細介紹道氏理論的三個要點，設計道氏理論模型，不能脫離價值單純談技術分析，強調道氏理論是價值投資的輔助工具。 本書特色 　　分析市場的思想方法，一門入場前必看的投資戰略！ 　　★透過道氏理論，教你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 　　道氏從眾多的投機事件中總結出市場規律，提供讀者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和分析市場的方式。這個重要的投資哲學，可運用在股票、基金、期貨等各大投資標的，舉一反三，不論何時入場、操作哪項商品，都能從中找到獲利點。 　　★透過文字解析

，教你掌握道氏理論的各大要點和精髓 　　三大定律、牛市、熊式、理論模型的，深度剖析道氏理論的原理和原則。所以影響市場面的價格變化、時局發展和外力操縱因素，都能從中看出端倪。　　 　　★透過實戰演練，教你判斷行情走勢和市場趨勢 　　以多張數據圖、趨勢圖和表格分析，看出「道氏線」和「M頭」這兩個概念，是今日型態分析的重要基礎。讀者可藉此提升判斷行情和走向的準確度，減少市場中其他變數造成的傷害和損失，並能自設停損點。  

當中醫臟腑生理遇上西醫解剖形質─唐宗海（1851─1897）的中西醫折衷身體觀析論

為了解決悠久持有者特別篇的問題，作者皮國立 這樣論述：

A撰寫論文之動機與目的： 「中西醫結合」是現今在醫界中常被提及的概念─欲融合中西醫學體系於一元之中。學生關切的是這個融合思想在歷史上初興起時的面貌─在清末即有醫生提出匯通中西醫學的論調，即本文所探討之唐宗海。 初撰寫的問題意識鎖定在醫家言論與其思想的變化上。經過張哲嘉老師建議後，將焦點放在中西醫學各自對身體觀認知的差異上，以唐的理論為基礎，觀察他所談的身體認知和西醫、同時代醫家們所論的身體有什麼離合之處。 從研究回顧中可以知道，對中西醫融合思想的討論，過去都偏重在醫家傳記或思想的簡單、通論式的介紹，而且大陸地區之醫史家

多習慣用固定模式─發展中醫之需求、總結醫學史規律、提升民族自信並發揚祖國醫學等等。對於中西醫融合之初，醫家們關切的究竟是什麼議題，要如何論述並突顯中西之差異，則無甚多著墨。 從本文論述中所將呈現的，是唐如何以西醫解剖之身體來解釋中醫氣化之身體（「迹象」與「本源」之學），亦即「傳統醫學如何被定位」的問題，也未曾有人分析過這樣的一個中西醫對話的歷程。故本文希望解釋傳統醫學理論如何在變動的近代，取得與新學的調和；而此調和之理論又是否有其侷限與問題，這都是過去醫史界沒有深入分析的論題。 而台灣在近十年的醫史研究特色在於與疾病文化、宗教、生活、身體、婦女等諸多議題

之相結合，展現比大陸醫史研究更多元的風貌，並受到國外醫史研究人員之重視。所以在章節的整體安排上，和老師討論後，除鎖定以唐的中西融合身體觀中較為突出，足以展現中西差異這一切入基準外，還希望加入與台灣現有的研究為對話(例如脈、腦章節之設定)目標，展現唐在不同身體層次上之論述；參考現有的研究成果中與思考方式〈如數術化身體、心眼引導肉眼、氣化的身體等〉，再推出過去醫史學界較忽略的近代中西醫與其比較下的不同身體認知方式，做一整體探究。 B、分述： 第二章 唐宗海與其時代 本章闡述「環境」（西醫、年代）與醫者「意識反應」（自學、傳統）互

相影響的背景。 分析唐的生平經歷與著作後可以發現：他對西醫的解剖學認知大多是從翻譯的醫書中得來的；其次，傳統中醫經典如《內經》、《傷寒》是唐認識身體的開始，也造成了他習用中醫經典來衡量對身體的正確認知─據經典以言事。與王清任相比之下，可以看到的是唐堅持傳統醫學的身體觀－氣化重於形質的主觀認知。 合信的醫論對照於當時傳統中醫的身體觀，本章欲勾勒出以解剖學為討論中心的身體知識與當時中國對身體認知上對比的差異點在何處。綜合合信醫書內容與王清任、知識份子的討論中所顯示的訊息，足以滲入中醫身體知識的影響，歸納起來就屬解剖生理與臟腑知識最受唐宗海重視。在解剖生理與臟

腑知識上，因為翻譯名詞與中醫傳統理論知識略有相符，加上翻譯時多採用中醫的名詞與觀念，所以很快得到了唐宗海的回應，唐宗海所要面對的挑戰─靠解剖學所建構的實質臟腑學說。 最後論述的是：唐論之出現，如何能造成、突顯實質臟腑的爭議被討論的情境。中西醫的比較與融合在當時成為一種辨論形式的對話，唐將面對的是新的西醫知識，所以唐所能做的改變就是參考所能見到之西醫書籍，在傳統醫學理論拿來比照，看有無可以討論之處。相對於唐氏著書，雖自有其創見，但他的靈感仍來自古經文較多，也以之解釋西醫解剖形質(只讓（解釋）工具西化而不讓價值觀西化)。 傳統醫論必須在新時代找到出路

，唐所做的就是探索這條可行的道路。他必須找出並隱藏，中西相比下，中醫的弱點在何處；並試著強調、告訴中醫們，其優勢在何處。面對解剖學所帶來的實質臟腑知識，唐宗海選擇回應，他最有利的辯說武器是很多人批評中醫的「守舊」、「泥古」，但是事情往往是一體兩面的，我們看到唐為了尊經而崇古，也要看到唐為了回應「實質臟腑」的挑戰而崇古的一面。故文中將會看到唐的論述，帶有重塑或解釋古經典醫籍中有關實質臟腑的論述，而又對於中醫理論有所辯護，這就是他「匯通」的主要方法。 唐宗海既堅持遊走於五行氣化之說，卻也要實際說出人身之構造。但是，他沒有精良的解剖術，也沒有王清任可以觀察屍體的經驗。他所能做的，

就是將當時西醫有關臟腑與生理形質的知識，來補強中醫理論在這方面的不足；而讓他覺得不合理的地方，不論中西醫理，他也將會適當在著作中反應。唐該如何在醫論中展現他的融合論調，不失本位立場而又能說出一個特別的道理，是本文接下來要處理的問題。 第三章 從左右不分到氣形分論─以肝在左為例 本章首先探索一個中西醫對臟腑實質與氣化的爭議。選擇肝來討論的原因在於肝臟氣化和形質位置的中西論述有所不同，可突顯當時中西醫各自重視的身體認知。 在論述中獲得認知包括:1、肝臟的位置古人都知道（在右）。2、肝臟氣化的位置是古人所重視的（在左）3、確切的形質，不是

古代醫生強調的重點，他們重視的是氣化的臟腑。 本章架構之展開：1、提出對傳統《內經》「左肝」之說的批評（重視形質臟腑的人，認為中醫所言錯誤─中西觀察身體方式的不同）。2、歷來醫論所及肝氣（實際治療的意義）與肝臟位置之關係，以及論述「醫者應該確實知道肝臟位置」。3、中醫們總是將治療肝臟的焦點擺在人體左邊，所以在醫書的編寫上，忽略了「肝臟實際在人體右邊」這樣一個事實。如此一來，讓西醫或王清任這樣的臟腑實證醫家感到不解─歷代中醫的醫論，等於是否定了肝臟實際位置在治療上的重要性。 唐既認同西醫所論肝臟真的位置不在人體的左邊，又繼續堅持《內經》言肝生於左，引申《內

經》的說法並言王與西醫是不明白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才會產生：「肝生於左還是生於右」的疑問。唐認為王清任和西醫都瞭解肝臟位置在何處，卻無法道出肝臟確切的機能為何（氣化）；唐對肝之形質只是簡單回應帶過而已。 西醫解剖學在唐來看是一個工具，它能補強古人論肝臟時的理論（雖然沒有資料證明有任何醫家堅持肝臟在形質上是偏於人體左邊的），但它卻也無法解釋肝系、也無法解釋「氣化」之理，也就等於無法說明「肝生於左」的深層意義。 其他醫家：朱沛文（氣與形必分論，與唐一致）；張山雷：要治病，不見得一定要瞭解臟腑型態，反而是臟器的生理功能比較重要。 所以中西醫

「融合」之初，立刻遇到中西醫各自對人體內臟認識的方法不同，而出現了歧異。唐論顯示，只要依循著氣化之理就能找到一切身體問題的合理解釋─諸如左脅有動氣、肝氣、肝火；西醫形質解剖學無法觀察氣化之臟腑與氣的流行（治療之著眼點）。故釐清肝臟到底在何方，絕對不會比正確的診斷與辯證來的受醫家關注。在診斷與治療疾病時，醫家不會去討論到肝臟在左還是在右的問題。 唐與他同時代甚至到了民國後的醫家，還是堅持「肝生於左」這句醫學語彙的原因，一部份是為了捍衛《內經》氣化理論所做的宣示，這套理論若被打破，中醫學的整個理論都將站不住腳。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中醫也不需要「由解剖學所帶來正確臟腑形質」

這樣的醫學工具，來輔助他們治病，甚至解釋疾病發生原因。中西醫各自無法全面瞭解個別的醫學體系在談什麼的時候，中西醫都還不認為應該產生一個模糊又不能確定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模式，唐宗海只是要拿解剖形質來說明氣化而已。而在西醫的眼中存在的全是解剖學的圖像，而非中醫陰陽五行、氣化的架構，而後者正是唐宗海等人所堅信不移的論調以及西醫最不相信中醫的部分。時逸人：「無怪乎古今見解之不能貫通也」，道盡了中西醫理論難以化解的融合障礙。 第四章 三焦論 三焦：承序前述，「左肝」可以是氣化觀點下的臟腑，那氣是怎麼流動的？西醫質疑中醫的氣化身體觀，唐欲尋找身體氣化的道路。

我們的身體內之「三焦」，是有名無實的、還是有名有實的臟腑？鋪陳歷代醫家、醫論之敘述：無形的、不說明形質的和主張有形質的（脂膜、腔子、隧道、輸水道）三面爭論。不論主有形還是無形說，近代西醫傳入中國後，強調確切臟腑形質的要求使得傳統三焦論述中一些問題浮上檯面。王清任的醫論，已使中醫臟腑理論受到質疑，又適逢西醫學大量傳入中國之時，依靠解剖學所建立的實質臟腑知識，都與傳統醫學的氣化臟腑理論相衝突。所以三焦形質與功能的討論又成為中西醫匯通醫家注目的焦點；另外，醫家普遍說明三焦是氣流動的道路，唐將之納入論述中，欲找出氣化之路，也帶有回應西醫形質觀點的意味在其中。 2

、三焦形質─「膜」說的來源，西醫，清任之質疑與唐初步的解釋。 三焦形質的幾個層次，包含人體內的：1、是「輸水道」2、腠理與營衛3、氣府與血府、氣海與血室4、膻中與心包絡5、腎臟、膀胱與命門、君火的相關論述。第三節疾病病因的形質解釋，例如「太陽」、「少陽」等道路具體化（三焦之地位）。 三焦有形無形的爭論，進行了已有數千年之久；到近代受到西醫學的衝擊。主無形論者，在近代早已是自砸招牌，中醫們不願表明他們不知臟腑，而在中西醫比較之下矮人一截。持有形論者，卻也不能確實指出三焦是什麼；即使勉強指出是赤膜、腔子，也無法說服全部醫家相信，他們只眾口一致堅稱他們看到了三

焦，但對於「膜」卻只停留在「看到」一層意義而已，並沒有與三焦功能聯繫來做進一步的解釋，沒有說出什麼微言大義，結果讓大家覺得有形無形的爭論，只是放在「有形無形」的老問題上，卻沒有對辯證、審視疾病與生理論述做出什麼新的貢獻。 醫者不能自外於當代特有的社會文化背景，唐在他的論述中，極力要證明三焦的存在。除了受到西醫影響而欲創新學說外，還有一點：三焦如果是一個看不見、虛無的臟腑，那麼在西醫解剖學重視形質的風氣影響下，中醫傳統的理論，包括一切依附於三焦的生理論述、疾病解釋，都將難以成立，這對中醫來說是一件極具威脅的事。 與唐同時代的醫家，在名詞採認方面，儘管有與唐

不盡相同之處，但以唐論三焦的主旨來擴大，是一個我們可以看見的趨勢；而這些論述，受到西醫實際形質論述的影響，除了堅持一些氣化理論與中醫特有的術語外，其餘都往實際可見、信而有徵的大方向來論證，唐宗海先啟其鋒，朱沛文、張錫純、王有忠、劉鐘蘅等人更承其餘續的發展下去，三焦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唐宗海將三焦擴大解釋的作為，將命門、包絡、膻中、營衛、膈膜等都納入三焦膜膈網油的理論中，等於是以西醫的理論釐清了張景岳「三焦命門包絡者，醫者之要領，臟腑之大綱」一句話的延伸。強調了傳統中醫的生理論述，並且把人身全體連結功能都歸給三焦，突顯其形質的聯繫功能。但是不是真的全部合理，

卻仍可以被討論。例如唐宗海有一個認識，他言「兩腎將水滴瀝，然後從油膜入下焦，以滲入膀胱」，如果說明唐可能知道腎的過濾尿液功能，可能很多醫家都不相信，因為唐宗海並未進一步探討腎臟的功能，他一些理論的根據，可能都是僅止於看過一些近代翻譯的西醫書籍而已；而這些生理組織，唐其實和舊時主張形質說的醫家一樣─他們「看到」的，不管是實際看到或是參考醫書中的膜，大家都堅稱他們看到的就是三焦之形質。 唐的這些論述，在後來一些醫家如吳錫璜眼中，就不是那麼高明了。吳評論說：「三焦一門，醫學家各自為說，屆今尚辨別不清，余正在考究中。唐容川《傷寒補正》，考据詳明，指出實質，是否真切，仍屬未明，不敢強

解。」在受過更多西醫學薰陶的中醫眼中，唐將三焦擴大解釋的論調也許就出了一些問題。就像張錫純說的：「醫家仍有疑義者，因唐氏雖能確指出三焦，而未嘗博採旁引，徵明油網確糸三焦也。」在某些醫家的認知中，唐之論證仍不夠充分。 後來的中西醫融合思想醫家惲鐵樵認為，三焦所指的應該是「軀體之能力」，而非三焦是屬於軀體的一個臟器。三焦的爭論，又回到氣化與身體功能上來，而與西醫所強調的臟腑實質分開，與前章「肝在左」的討論是一樣的發展方向，只是肝在一開始就沒有「無形」的問題束縛，醫家闡明肝臟在右邊的實質，但也必須捍衛傳統氣化學說；而若有所爭論，還是舉氣化之說為上，來做立論。現代的中醫，幾不採唐的

說法了。那唐的理論有什麼意義呢？中醫黎伯概曾評論唐的三焦論：「古時三焦之說不甚明瞭，有形無形，千古聚訟。唐宗海主有形，指板油網膜，即是三焦。」唐的理論，是不是真的就解決了「千古聚訟」的難題？還是只顯現在西醫學衝擊下，中醫對臟腑實際形質的短暫反嚮？後來的中醫學研究，明顯將問題的解答帶往後者。回顧檢討歷史，今天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唐宗海曾經試者，給傳統中醫學在近代的發展，披上一層新的、可以看見的薄紗。 第五章 唐宗海論中西醫消化作用 三焦說明了氣在人體中的生成與行走道路，這些道路，是中醫臟腑生理與西醫解剖形質相混合的產物。接著，氣和人體內的津液是如何透過道

路，與各個臟腑相連結，完成一個大形的生理作用呢？本章以現在名詞的「消化系統」為例子，在這個整體論述中，唐加入了一個傳統中醫理論沒有說明清楚臟腑─胰臟在內，來說明中西醫臟腑之間的連結與功能發揮，使讀者更瞭解氣在人體內的作用，如何能兼顧形質之說─中西醫個別的臟腑生理是如何透過合作關係以維持生命機能，並簡要探討中西醫各自所論的身體消化器官，有什麼個別差異與雷同處。 本章的論述焦點擺在1、脾臟在身體內的地位2、胰臟功能的論述（脾的一部份─膏油之功能）3、油膜擔任的（五味─五臟）運輸。4、中西認知差異─如「膽汁」對「膽火」等。 關於唐宗海對消化器形質與功能

的論述，他曾說：「《內經》所言，化穀以氣，西醫所言，化穀以汁，有此氣，自有此汁。」從此層面看來，近代中國的身體知識中，胰臟的形質與功用被正式形塑後，其臟腑的「形迹」某一方面給中醫臟腑理論帶來的不是新的挑戰；對唐宗海而言，反而有點像是要詳細說明舊傳統與知識的開端。唐必須依照五臟為主的理論來做折衷，不超過傳統醫學的範圍。 由本章來看，當時中醫們不認為他們在歷史上曾經忽略了胰臟或其功能；要留意的只是說法、翻譯的巧妙各有不同而已。就如文中陳存仁所言：西醫所說的「胰」，即中醫所說的脾臟。存在不同的名詞解釋，醫家認為那只是代表「胰」在中國的名稱沒有統一的問題；唐論欲展現中醫臟腑理論已經

有一套完整論述消化作用的道理，即使加入西醫胰臟的消化功能，也無損其理論之完整。歷代醫家沒有必要、也不想去違背傳統中重視脾胃的功能，而去努力統一出胰臟這個名詞，這是唐會將脾和胰拿來做比較的原因，以及出現「沒有胰臟，但中醫沒有忽略胰臟功能」這樣的論調。 唐宗海折衷醫理的工作卻讓我們發現，中醫理論下的「臟腑之性情部位，各有不同，而主病亦異。」五行、表（府）（臟）、標本的連結基礎，主宰了特殊的臟腑功能與特性，以及互相影響、輕重地位的複雜關係；而不像在西醫論述消化器官時那樣均衡的狀態下，臟腑能各司其職。近代西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對臟腑形質的精細描述，給予唐的印象也是如此。但是由統一

的臟腑形質所帶來的生理知識，如胰臟、膽汁等功能，唐不認為自己所謂的臟腑生理會與西醫真實解剖形質有所歧異。他們將問題的核心放在名詞解釋的不同，而非西醫發現了新臟腑或新學說，故而才有眾醫家的折衷比附。 第六章 探索「千古脈診之準繩」─中西脈學的對話 另一視腳：血與管（有形）氣與脈（無形）的對比關係；本章試圖透過中西醫學對「脈」知識的對話，探討中西對脈的形質與氣化的各自表述、中醫脈診文化中配對臟腑的理論以及脈診文化與脈理論本身之聯繫。近代不論中醫或西醫，脈都是依附著形質的心臟來談的；中醫的脈與西醫的血管，在唐宗海的醫論中，有若干的交集，只是其中些許的差異，卻是

中醫在討論診脈技巧能否成立的關鍵。雖然脈都與心臟的功能有所連結，不過，在西醫論述下，所有的脈搏與血管、血液，都與心臟有關：相反的，中醫的脈不只與心臟相關，而是與五臟六腑相連結，這是中醫在切脈時賴以診察全身狀態的基礎；而且中醫的脈是生命的象徵，它的功能可以與全體的生理運作發生關係，脈是臟器獲得支援的道路，是血的，也是氣的道路。（脈學之成立要件：「有諸內必行于外的『象』」、「心眼引導肉眼」）用眼睛看，加上器具輔助，西醫也看不到中醫所說的經脈，可以說明經脈或脈診說是錯誤的。 在認知人體機能與臟腑型態時，脈又足以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脈不單是氣管或血管而已，脈的含意實包括了兩者。若論

中醫的「經脈」，無法完全透過肉眼或儀器來完全證明其存在，也無法用一種定義來說明脈到底是什麼。一百多年前的唐宗海，用他所認知的西醫血脈、「膜」與經脈，藉以說明氣血在人體內遊走的道路，並試著證實中醫的經脈在體內合理的生理運作。這只是一個經典知識再確定的動作，唐企圖尋找確切有力的合理證據，來維護中醫臟腑知識的完整。事實上，原本經典沒有說明的知識或是詮釋身體觀方式的不同，在西醫血管的理論引導下，唐硬要套進去形質的身體內部構造，當然造成了許多不明的模糊地帶，例如唐將經脈比為「腦筋」的一部分，沒有繼續深入的說明。 唐宗海看西醫的血管知識，認為他們拿著周身血管圖，來衡量中醫的十二經脈與奇

經八脈，批評根本「無其事也」；而《醫林改錯》，也謂「經脈無憑」。唐宗海評論這兩種言論是「不知經脈之說」，只知「剖割死人，安能復辨經穴」；而且「經道非血管也，故《內經》言某經多血少氣，某經多氣少血，足見經道，統血氣而言，不得以血管氣管當之也。」事實上，唐所擁有的古代脈學知識體系內本來就不重視脈的「實質」，古人重視的身體是李建民所說的「數術化身體觀」；但是唐所要論證的結論，卻是用西醫的血管為中心的形質來比附經脈之氣流行全身，當然會出現的若干差距與不盡理想之處。 脈診的理論今日仍活在中醫的現代診斷學內，其累積之經驗與悠久歷史是中醫們珍視的文化寶藏。唐與西醫的跨時空對話，讓我們知道

脈診文化與理論有了什麼轉變。在前人研究成果豐碩的基礎上，我們終得以重新檢視脈學成立之理論與可能被質疑之論調。 西醫們或翻譯醫書者都認同中國人掛在嘴邊的「脈」就是西醫生理上的「血管」；只是中醫所謂血氣的道路，不只眼睛看到的血脈重要，眼睛看不到的氣脈也同樣重要；如果只用唐重視氣化臟腑的立論來申論這一段，無法完全回答西醫的質疑論述；雖然唐的主觀意識仍非常強列，但唐沒有否認西醫用眼睛觀察到血脈的事實與重要性。 綜觀近代西醫呈現的脈學知識，有一些的確與中醫脈診理論相似，但在內涵上多了血液循環理論與血管受物理、化學之原因所產生的改變。與疾病的相關影響，也可作為診斷身

體的參考，不同的是，中醫卻可以透過診脈來診察人體細部五臟六腑的疾病；而且特定的脈象也不是單指身體全部狀況，透過手部位寸、關、尺與壓脈時手指力道的大小分類（浮中沈），五臟六腑各自的疾病，也都能了然於醫者心中。 其次，西醫之機械性脈搏與中醫之脈學終究是不同的東西。中醫的脈學不是建築在形質解剖上，而是建立在陰陽氣化上。而西醫總是展現「將骨脈、皮肉、臟腑，層折剖割，以示精詳。」故中醫整個脈學來講，和西醫以心血運動基礎所建立之血管知識畢竟還是有一大段差異。惲鐵樵言：「脈搏為人身血管之跳動，脈學乃醫者指端之觸覺。病症不同，脈動亦不同；脈動之不同，乃根於病證之不同。脈學的真正意義，是辨別

不同之脈搏，以推測不同之病證。」脈搏與脈動是不同的，脈動，是醫者透過審證與指端的觸覺感受脈搏兩者而成，而最終需要醫者的判斷，對疾病做出診斷，這是中醫脈學的真實意義，不光是闡述生理狀態或血管情形而已。 另外，唐宗海沒有批評西醫肉眼可見的血脈有不合理之處，他也贊同脈為血府；除了在他的醫論中強調西醫用肉眼無法看見的氣脈─經絡；執此，脈實包括了氣化和形質的雙重身份，而且血脈和氣脈─更明確的說，是血氣在脈的內外行走，都與臟腑相連結，從而成了唐堅信不移的脈診基礎。 若就脈診能成立的原則下來論，「脈」實無法單一用氣管或血管來作一元化的定義。若照王清任那樣必須說

明脈是血管或氣管才算是「定準」精確，那唐不斷強調氣血交會與流動的氣化論即無法成立。 照唐自己說法，脈本來就存在「氣管」與「血管」兩種定義，但他還是曾堅定說明脈是血管，只是為了說明王清任言脈是氣管的理論不對嗎？一方面又強調西醫不懂氣的流走，拉出三焦膜與行氣之管（衝脈）的二重論述。其實氣在人體內無所不在，只是看唐怎麼解釋而已吧，連腦筋也可以是氣的流動道路。 氣的流走，從張錫純所言：「氣化之透達，又不必顯然有隧道也」要義中被繼承了。脈可以是血管，也是氣管；另一面來看，氣是無形的，其實根本不用討論道路的問題吧。從中西脈學的對話中可以體會，脈學能否成立的關鍵與脈本

身的形質息息相關。而對若干形質的交集與些許的差異，可以看出是醫家們加工的痕跡。 脈與經絡的定義與其實質到今日仍是論爭不休的問題。但是照唐的說法，脈診能成立的基礎正是他自己定義的那樣，既完整也無任何疑問。這種弔詭的現象還存在於脈診文化中─在看似理論應該還沒被證實的前提下，經然能發揮令人驚嘆的診斷功能。古代醫學中脈的概念一直很含糊。人體各處的聯繫、傳導系統皆可以用「脈」來表示，怎麼定義，說法分歧難明。 有了完備的四診和參為前提，補上不可或缺之經驗，臟腑配位的理論才可瞭然於指下，絕非西醫所指陳那樣神奇又不可相信，說光靠診脈就能知道所有臟腑疾病，唐即使為理論辯護

而辯護，也不會認為單憑脈診可以知道一切疾病。現在經脈依舊無法看見，而依靠它而成立的脈診竟已施行千年之久，至今不休，這也是脈診文化的特殊所在吧。 第七章 心智活動之所出─中西心腦論述之交會 本章所要解決的問題，即唐宗海面對來自腦主思考、記憶的知識體系，促使唐對傳統中醫學做出另類詮釋。他如何融合兩方面的說法，說明主導人身全體的是心還是腦的問題；那麼，其它的臟腑，又佔了什麼樣的地位。前幾章所討論的臟腑，唐都是拿相同性質的臟器來融合比附，現在較為不同的是，腦和心是完全不同形質的臟腑，唐欲如何連結折衷，是本章欲勾勒出的圖像。 文中顯示，中醫

們重視的是基於氣化理論的身體的功能，而不是對腦形質的重視。唐論中以心為主心智活動的中樞認知，與常用的語言、身體認知、醫學知識、治療經驗之累積有關係。中醫觀察人體內部的臟腑，靠的不是肉眼對形質的精密確認，而是用解剖看不到的神、氣、靈、魄、魂、精等氣化用語，來解釋人的整體生功能。所以惲鐵樵才會發出：「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解剖講，不可通；驗之事實，卻甚真確。」氣的相關用語也深深根植在身體認知的文化語言結構中。故各家論述在文獻中都指出腦氣筋是靠「氣」來做為媒介，而當時中國醫家也採用文化語言中常用的「氣」來做融合解釋。 而從本章來看，唐的論述都是循著伴隨特殊生理功能而存在臟腑之

氣走的。如廣義的「髓」的形質，它的本源是腎臟之精氣；又髓可以通於各臟腑，而為各臟府所利用。故唐說的治療本體都隨五臟之氣存在於臟腑之中，而非看到那一個人身主宰─西醫所論的腦。 必須說明，唐的論述中誤謬之處仍多。例如腦筋的傳導方向，不是由各臟腑傳向外界；而是從腦出發（運動），或以腦為終點（感覺）。另外，唐對「腦筋」的粗淺，導致他混淆腦筋與「筋」、「經道」的形質為同一物，應該加以分辨，但卻沒有加以交待。不過，他的錯誤認知，也反應出廣義氣的流走，在人體內並沒有嚴格的方向限制，人體到處都有氣，它可以是往各臟腑流動，也可以往身體外顯現出來。 在腦說上，唐之所以仍能成

一家之言的原因還在於當時西醫對大腦功能仍不完全明白。就像文初所說，仍有人認為心智主宰在大腦之外；而西醫也不時用「心」或「魂」這樣的語言來說明心智活動的關係。熊十力說：「神經系統只是心作用之所憑藉以發現。」、「人類猶保留動植物的生活機能與知覺、本能等作用。在此等範圍內，故實測術之所得施，然亦止此而已。若夫高級心靈，如所謂仁心，則惟有反己體認而自知之耳，誠非實測術所可及也。」實際解剖實驗室裡是無法發現「靈明」的，只能看到形質而已。這個解剖的「盲點」，致使西醫也會用「氣」或「靈明」來解釋大腦功能，給了唐論述的著力點，或說是錯誤的語言引導，使得唐堅信他的氣論在西醫理論中也可以說的通。

而此章所論與三焦、消化系統之不同：在於唐只須堅持氣在人體的論述，試著解釋其傳導道路，而不用大費周章去拿形質來比附，就像各種髓、骨骼、肌肉等肉眼所能見的形質，都不是敘述身體時的重點，它們的源頭，各臟腑之氣所代表之功能與意義才重要。而從唐對形質論述的一些誤謬可以反應，他認為形質只是他辯說的根據；真實的形質與真實的道理並無法劃上等號。 時序直到民國，惲鐵憔雖已確切認為腦為心智活動之所出；但即使腦的功能已如此清楚，惲氏仍認為「靈魂」之說是不可廢棄的。他認為西醫長於科學，但是以科學驗之於大腦功能之事，卻仍有許多未能講明之處，所以他認為心智活動除了大腦外，還有另一元之說法，就是形而

上的靈魂。惲原以此說來引伸說明《內經》中一些學理的重要性，有醫學也有一些哲學的內涵，是不可以廢棄的。 隨著時代推移，腦說已被納入正規的生理學，成了一般人的常識了。但從時逸人所言：「古醫所謂氣，多指神經之功用而言。」氣是維持一個人生存、活動的基礎。唐強調的氣反映了中醫科學化後仍存在重視「氣」論傳統的歷史脈絡。所以即使腦說被接受了，也還是會出現心腦融合論這樣的產物，那是對形質臟腑與不同於「氣」文化的排斥感在發酵。唐一再強調的：氣化才是在說明道理的本源，而形質只是迹象之談而已，此即為從主導心智活動的中西醫療文化中，對身體認知的差異。 最後，栗山曾言，中國人對於

身體的看法，並沒有類似臟腑位階高低的問題，他是指傳統醫學中臟腑的總體主導地位而言，仍有可修正之處。從唐宗海所論述的精、氣、神三者就是在說明人主導身體最重要的概念，而其所代表的心、腎，的確有著類似西醫腦的主宰功能，而中醫認為腦髓的生成和腎比較有關係，故論及人身中樞時，腎被拉進來與心並論，地位似乎也提高了。 總結： 中西醫初會時要怎麼融合、方向在哪裡？從唐論的各種身體內功能運作之角度來檢視，他的成果給人「會而不匯」的感受；因為唐的融合說完全是為中醫理論背書的。他的自圓其說，顯示中西醫療文化交會時可能會發生的特殊現象。唐之醫論，顯示當中西醫匯通之初，其遭遇之問

題豈止一端；然而卻難以逃脫「中醫臟腑生理遇上西醫解剖形質」這樣的學術課題。 文中所論，皆為唐宗海有獨到見解之處，可以看見，他亟欲找出一條過去中醫所不知道的解釋方式─用西醫的臟腑形質，來詮釋中醫本身的傳統。唐的論述方向是：中西詮釋可以有所不同，但中醫在歷史上已曾經將臟腑形質點出，只是西醫不知而已。 我們又可看到，從唐的習醫過程與他對臟腑生理的認知來看，不論他心中所嚮往的醫學真理，還是他賴以醫病的治療的方式，其實完全是中醫的，這從他反對王清任為始的一些醫論中就可看出端倪，他主觀的認為抨擊或質疑中醫臟腑理論的見解都是有問題的，他還是堅持肝在左、三焦有形、心與腎

主記憶思考等傳統醫學中的臟腑知識；也反映出他對西醫臟腑形質的態度，並非完全否定；只是唐認為西醫並沒有看到人體更深一層的功能運作，這個功能運作，還是靠著傳統醫學理論來建立起來的。中醫的氣化與臟腑理論，透過唐自己的說明，人體生理運作並不一定要西醫式的解剖形質來背書。西醫本身的貢獻，對唐而言只是解釋人體與臟腑的工具，而其解剖技巧，對中醫也是沒用的。 栗山從中醫的身體圖像切入，發現中醫的身體觀「首要目的是標明部位和名稱，像不像實物是次要的。」故靠解剖形質所建立的臟腑理論，對唐來說是不重要的；他強調的身體觀，就像熊十力所言：「宇宙大生命，不是科學時測知術所可施。分析術，只可用之以窮物

理，斷不可以分析而見真生命。」一旦「剖析，則物死，誠不可得生命。」臟腑形質是可以強調的，只是死人是沒有氣的，所以唐認為解剖形質也無法研究出身體的真正意義。 但西醫的臟腑形質仍對唐宗海有參考價值。從唐費心解釋這些臟腑功用的言論就可推知，解剖形質仍可能助唐突破古代中醫「用臆想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想像來補充現實的空白」的觀察身體方式。故唐的主觀意識是中醫的，但是西醫解剖之精，縱使他認為是沒有用的，但他仍必須依據西醫精確的形質來做回應。從單一臟腑肝臟，到氣化道路三焦、整體生理作用與功能（消化、思考、脈脈理與循環），唐仍必須針對中醫在形質理論方面不足的地方，作解釋補強之工作；如

果我們只是把唐所重視的傳統醫學重說一遍，就失去了討論的意義；重要的是唐的論述，已經使中醫脫離了一部份原來的傳統，開始尋求類似西醫形質的解釋；即使中醫傳統的本質不變，解釋的工具（形質）也必須略作一些層次上的改變（膜、胰、血管竅、腦髓筋），以適應當時新說法的挑戰。 先有這樣的主觀存在於心中，那麼中西醫初次融合的侷限也就出現了。西醫未發現的，或西醫書中未詳細寫明的醫理，唐一律視為「西醫不知」。但是他卻沒有解釋，為何他口中晉唐以來失傳的仲景之學、至理名言會在他手中復興。故唐雖然旁徵博引，並比較中西醫臟腑的異同，實未能解決《內經》與西法的匯通問題，究其所為，則為「匯而不通」，雖跨出了

第一步，但離現代意義的「中西醫結合」理想，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唐宗海一開始抱著：「彼（西醫）以刀割治病，不得不詳其形迹。然用心則苦，而操術實粗」這樣的觀念，導致唐的總體醫論無法吸取西醫解剖學的長處；而在藥物方面，唐也認為：「解《靈》、《素》不傳之秘，而西藥之得失，亦可舉此以訂證焉。」傳統經典的「不傳之秘」，已蘊含西藥之理，說明唐根本不想去瞭解西藥的藥理，其中西醫融合之範圍與廣度自然也就窄化了。另外，唐屢舉西人的實驗與形質來作為說服讀者的證據，包括三焦、膏膜、腦筋中氣的形質道路，以及脈可以是血管，也是氣管的問題，唐都進行理論上的加工。他說：「西法用數倍顯微鏡，照見毛形如樹，其

下有坑，坑內有許多蟲，或進或出，其實皆氣之出入也。」事實上也算是另一種「心眼引導肉眼」的現象，唐（認為）看到了氣與其道路在身體內的形質。 唐宗海的志業在整個中醫史中又該佔著什麼位置呢？與唐宗海同時代的醫家們，對西醫形質也作了些許回應，而且和唐的意向大同小異；隨後的中西醫匯通醫家，在西醫形質理論的瞭解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並將研究觸角延伸至藥物學，而中西醫融合的工作遂燦然大備，邁向另一個時代，但是它們仍和唐宗海一樣，無法遺忘它們本身的中醫臟腑理論帶給它們的薰陶。 謝利恆談到：「中西匯通為今後醫家之大業，然其人必深通西洋醫術，又真能讀中國之古書，詳考脈証，確知中

國古所謂某病者，即西洋所謂某病；或某與某病確有相同之處，而又能精研藥物之學。」雖然在疾病與藥物的融合方面，唐著墨較少，但是謝在評論唐的醫書時說到：其書「不無牽強附會，然能參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舊」，的確是「吾道中之先知先覺者也。」謝的結論，可說是肯定了唐的醫學論術在醫學史上的地位。唐宗海絕非文初「嚮壁騎牆之徒」一語所能承受，唐的一些見解，仍為後來的中醫所繼承；即使有臟腑理論解釋上層次之不同，但一致趨向中醫本位理論的初衷，卻被不斷拿出來強調。 我們可從文中歸納出宗海醫論之趨向。在某些部分，他的思想展現了復古與創新的思考路，他不斷的以他個人所瞭解的西醫解剖形質，來解釋中醫身體

觀；但對西醫在用藥、治法與科學精神方面卻沒有足夠的認知與介紹。但他開創了「參西」的中醫身體觀，這是他思想價值所在，也是「中西醫融合思想」初起時注意的醫學課題：「匯通」思想的初衷，是被定位為重新詮釋中醫身體論述的。 面對西醫的理論衝擊，中醫究竟還能不能繼續維持發展的自主性？梁漱溟言：西方喜「新」，而東方「好古」；西方文化以「向前為根本精神」，而中國則以「意欲自為調和折衷為其根本精神。」唐正是在進行這種「調和折衷」之論，摸索歷史的新路了；如果唐宗海曾經能夠在中醫臟腑生理與西醫解剖形質中間，找到一個醫家評價認為還算合理的支點，也許就能給予中醫們良多感觸與啟發，在那中西醫融合之初的

堅持，即唐維持中醫自主性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