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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風月報》中的新女性：學生、給仕與演員

為了解決戲說台灣女演員柳樺的問題，作者邵芷耘 這樣論述：

　　《風月報》（1937-1944）是誕生在日治中後期的藝文刊物，成為文人雅士消磨閒情的場所。而日治時期的台灣，在揉合了日本的統治政策，上海的摩登時尚，以及西方的新式觀念之下，女性逐漸脫離傳統的閨房空間，走向社會大眾，參與學習智識，體驗自由戀愛，與開放的人際交往，衣著改以洋裝絲襪，髮型以短蓬卷髮為時尚，腳下踩著高跟，便是「新女性」的標準模樣。在《風月報》中，以富代表性的學生、給仕與演員三種角色，因應小說、散文、詩歌、劇作等不同的文學載體，女性被書寫的姿態也各有不同。教育的普及與高等，放大了女學生的存在；珈琲店如雨後春筍開在都市街頭，使花枝招展的女給仕，成為新興的女性職業；而新劇在日治後期的短

暫崛起與式微，使女演員成為教化的工具。於是藉由《風月報》將女性的多元面貌抽離觀看，欲整合出女性在日治時期的特質為何，以成為本文研究探索的面向。

「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

為了解決戲說台灣女演員柳樺的問題，作者許慧琦 這樣論述：

娜拉(Nora)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代表作《娜拉》(Et Dukkehjem, A Doll’s House)的女主角。 這是個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批判19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與家庭黑暗面的故事。 娜拉是位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曾為救丈夫而偽造文書；未料數年後東窗事發，其夫卻只顧自身名節，震怒並辱罵她不足為人妻母。她於焉領悟八年婚姻不過是場兒戲，自己只是丈夫的玩偶，沒有獨立的意志與自主權，因而向其夫表明要先「教育自己」以「做一個人」，最後捨棄三個小孩與丈夫，飄然離去。該劇於1879年首度公演以來，其開放性的結局(open ending)，在世界各

地陸續掀起「娜拉出走」的討論熱潮。每個上演此劇的社會，各以其特定的思維方式與價值標準，來詮釋並評估娜拉；中國社會自不例外。 長久以來，「娜拉」在中國，始終被視為新女性形象而聞名。 人們傳誦五四時代，稱揚當時被譯介來華的娜拉，指其為「易卜生所舉來做模範的『覺醒的婦人』」 ，並認為「曾經叱吒風雲、名噪一時的『五四』新女性皆是中國的『娜拉』！」 卻鮮少有人問過，為什麼娜拉會在五四時代被塑造為新女性形象，並廣受認同？亦未見有人關心，娜拉究竟適不適合中國女性？ 這個問題所牽涉的，是新女性形象在近代中國被賦予的意涵，其必須從國族論述的思想路徑進行探討。自從班納迪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針對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播，提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樣的觀點後 ，學者紛紛運用或修正此概念，來擴大思索與近代國族論述的形成有關的各種人事與現象。 女子問題、新女性論述、乃至於新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可以、也應該被放置於國族論述這樣的脈絡中，加以剖析與理解。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娜拉」在中國的形象，是由誰塑造？為誰塑造？被誰認同或批判？藉此研究，本文將討論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三者間，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情境可能產生的關係，並檢討「性別」(gender)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