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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課（Umweltabgaben）之研究----以污染物排放費（Emmisionsabgaben）為中心

為了解決損害賠償法條的問題，作者王毓正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環境公課，是一種以「經濟誘因」為導向之環境保護手段，亦即作為追求環境或生態上特定目的之公法上之金錢給付。類此內涵之制度如美國環境法上所謂之environmental charges，或如日本法上之環境/污染賦課金。 環境法向來慣於採用秩序法之手段作為行為管制措施，尤其是以所謂的「極限值模式」為最主要之措施。然而，其最主要容易造成「反誘因」與「政府失靈」兩大弊病。鑑於前開規範上之不足，經濟學者則嘗試從經濟學上之觀點提出解決之道：環境惡化其主要原因，使用無須負擔成本，使得具有稀少性之環境資源受到過度地使用，或是環境負擔

被過度地產生等問題，無法被透過市場機制運作下被反應到肇因者身上而受到重視。同時亦產製了許多不良的副產品，如廢棄物、廢水、空氣污染、噪音等。這些公害是由社會全體成員共同負擔，而非由污染者自己負擔成本的發生，亦即產生所謂的「外部不經濟」或稱「外部成本」。此情形下污染者淨得其利卻未蒙其害，毋寧為變相地鼓勵污染者在以追求個人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下可以肆無忌憚地繼續製造污染。 為了改正此種市場機能失調的現象，經濟學者主張經由政府的干預並建立一套分配機制，將不被重視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社會外在成本內部化，以合理地將成本反應到因污染環境而獲利之人的身上，使其在考量減少本身之成

本負擔之前提下自願地避免或減少造成環境負擔以解決日益嚴重之環境問題，並同時排除市場上不公平的競爭。而此一分配機制與費用負擔相結合即是環境公課之課徵。理論上，環境公課的徵收可以使污染者根據所徵收之費率盡量使污染排放量位於污染排放邊際減少成本與收費水準之交點，污染者若是多排放污染量則必須付較多的環境公課；反之，減少排放則必須付出較高的防制成本；此外，課徵環境公課可使污染者會追求最低成本而減少污染排放，而主管機關亦可經由費率調整來管制污染排放源的排放量。課徵環境公課可使污染防制成本較高之產品製造商，自動退出市場，而保留污染較輕的廠商以減少環境的傷害。亦可藉由課徵環境公課的措施來抵銷行政費用，改善環境

品質之開支，及作為污染受害者的補償之用。而就環境公課於環境法與政策上之功能言，具有行為誘導、平衡、生態上資金籌措等難以分割之關連性。尤其污染物排放費於環境法上與環境政策上，更是作為預防原則以及肇因者原則之具體實現。 然而環境公課制度亦有其本質上之缺陷，首先如果公課義務人樂意，同時也有能力去負擔此一費用，則會導致環境保護目標的落空。再者其本質上具有公課之特性，因此僅能對於適格之公課義務人產生影響。因此，排污費僅是作為環境保護之補充措施，亦即傳統行政秩序法之手段係對於環境負擔行為提供一界分「合法」與「不法」之標準，而環境公課之真正目的乃在於促使公課義務人於「合法

」之環境負擔行為範圍內，自主地選擇究為「被期待的」或是「不被期待的」環境負擔行為。誘導功能透過環境法學上之考量，則僅容許被建立於合法的污染之範圍內，而並不是單純地依賴經濟學上之假設。因為經濟學上之假設，並無法擔保每一個污染源都會理性地去遵守市場經濟法則；反而是既有的合法與非法之界線消失於此-販賣污染權？且應受保護的生命與健康之價值也被模糊化了。因此環境公課之制度絕非是解決環境問題之靈丹妙藥，如果欠缺主管機關去設定一個污染排放標準作為底線，而僅徵收環境公課則形同對於環境保護目標之放棄，尤其是當義務人樂意，或有能力去繳納費用，或透過產品消費之管道將公課負擔轉嫁給他人時；污染排放標準的遵守係意味著危

險避免之責任，而此一責任無論如何是不能與私人不經濟之避免劃上等號或被取代。 最後，本文並對於我國現行法上空氣污染防制費提出以下之建議：（1）應明定空污費課徵目的；（2）應以事實上空氣污染物排放為課徵對象；（3）應以就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數量作為課徵基準為原則；（4）建立一以污染程度與因地制宜為考量的具誘導功能之費率裁量機制；（5）空氣污染防制費應專款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