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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

為了解決故宮三寶水墨畫的問題，作者李坤錫 這樣論述：

本文以《智永書學與佛學之實踐－以《真草千字文》為例》為題，旨在呈現智永書藝之中書學與佛學的內涵。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本文以〈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真、草書淵源與其它書體的關係〉、〈智永相關書學實踐之探討〉、〈智永相關佛學實踐之探討〉……共四章作為主要架構。第二章主要在論述智永與其《真草千字文》在書史上的評價與影響，包括《真草千字文》版本的討論，是否智永寫《真草千字文》如同後來的禪宗在樹立傳承的「衣缽」？對佛教的抄經事業有何幫助？由於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是由二種書體：楷書（真書）與今草所組成，因此第三章介紹此二種書體的簡介、淵源，以與其他書體──特別是行書之間的關係。

在第四章，闡述智永身在老、莊、《易經》之三玄為主流的魏晉南北朝，其腦海中的書學有可能亦深受玄學所影響。然而有王氏子孫、書法家和佛教僧人……三重身份的他，可能在表現書法藝術之時帶有某些宗教哲思，尤其魏晉自兩漢以來不斷探討一些二元對立與融合之思想，引申至書學，例如：法與意、形與神之間的互動，是否在智永筆下也產生激盪？何況智永長期不被史料或學界所重視的僧人身份。在舶來品的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逐步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中，像是《般若經》傳達的「性空」與《法華經》傳達的「唯心」，包括「禪」與「退筆塚」的關係、大乘菩薩行與《維摩詰經》和「鐵門限」……等佛學之間的關連，皆在第五章論述。

從「體、相、用」論中國觀音繪畫

為了解決故宮三寶水墨畫的問題，作者羅海濤 這樣論述：

研究中國觀音繪畫必先了解其核心要素：觀音繪畫之目的，不是為了賞心悅目，而在於成佛的任務；觀音繪畫之內容，不只表現觀音形象，而是其悲智雙運的佛法內涵；觀音繪畫之創作，不僅要求熟練掌握藝術技法，更要求佛法之解行並重，以觀音與我不二的精神融入創作，以藝術的方便自利利他，成就佛道。這些方面都需要佛法的融入，如何了解和學習佛法，以及深入認識觀音繪畫的成佛任務，也就成為了研究觀音繪畫的必須與關鍵。但只從「體用」去理解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相」的一面，那麼「體」就缺乏呈現的內容，「用」就缺乏展示的效果。因此從「體、相、用」合一的角度，以佛理探討（理體）、資料分析（事相）、實踐啟發（應用）的研究方式，來探討觀

音精神（體）、歷代的觀音繪畫（相）、和成佛的可能（用）：首先，在中國本土文化、印度佛教、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領域，討論「體、相、用」的歷史演變和思想意涵；然後，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四個發展階段，討論歷代觀音繪畫的題材與風格演變；最後，在藝術實踐的角度，來探討觀音繪畫的藝術表現（相）、藝道本體（體）、藝術創作（用）。對佛法的研究，除了文獻的基本詮釋，更多是佛法對人生和藝術之價值的詮釋；而對觀音繪畫的研究，除了參考歷史文獻及學界成果進行脈絡整理，更在「體、相、用」的角度輔以歷代觀音圖像開展美學理論和藝術生命實踐的詮釋。觀音繪畫屬於「相」的範疇，是普度眾生的一種藝術化現。觀音菩薩證入佛智

，體性恆寂，行「身、語、心」三化業為度生之「相、用」，體現在三方面：「身」，能現圖畫中莊嚴身相；「語」，借助繪畫方便說法；「心」，指歸自性之繪畫心法。繪畫是一種視覺「語言」，借藝術家之手、筆墨圖紙，觀音菩薩展現各種莊嚴慈悲的化身於世人眼前，這種圖畫之「相」，是一種方便善巧的「語業」。觀音繪畫以「畫之相」明「心之體」。佛法中的「體、相、用」圓融地闡述了以揭示「佛性」為究竟的觀音繪畫，以「事」入「理」，以「理」明「事」，從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最後都歸於事事無礙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