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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紅利時代套書(《試按上帝的電鈴》+《天下第一巷》)

為了解決新莊輔仁大學的問題，作者羅青 這樣論述：

　　前承五四，後開台灣現代文學盛世 　　羅青寫人，寫文，寫千年難得一遇的「人才紅利時代」。 　　羅青以筆下詩情，硯上畫意，生動鐫刻不能遺忘的名字！ 　　紀弦、周策縱、周夢蝶、羅門、林海音、王藍、柏楊、梁實秋、鍾鼎文、高陽、白先勇。 　　《試按上帝的電鈴》 　　戰後三十年，臺灣雖小，卻人才薈萃，詩、書、畫能人輩出，有遙接五四遺風的凌叔華、梁實秋、李漁叔、臺靜農等巨匠，以及當代名家張秀亞、林海音、夏志清、席德進、高陽等人。羅青躬逢其盛，得以親炙諸位前輩，稱此為千年難遇的「人才紅利時代」。羅青以交往經歷為前輩名家側寫旁傳，雖皆小事點到即止，卻更能見其真性情。 　　紀弦詩風詼諧戲謔，詩論常

引爭議，有資格寫紀念文者，非敵人，就是朋友，然紀弦長壽，讓提早離席的敵友，都無機可乘，無機可施。教授周策縱，為鑽研五四運動史的巨擘，著名的《紅樓夢》學者，為集句詩的捷才，與羅青談詩論畫忘年交，妙人妙語可入《世說新語》。黑衣的孤獨國王周夢蝶，趺坐狀如無名小神像，嗜句如命，論詩握手如賽內功，一袋小魚乾炒花生、一顆紅蘋果，不忍享用。頑童詩人羅門陶醉於自己滔滔不絕的雄辯，藝術「光屋」可通天地，以無聲電鈴叩問上帝。 　　寫人，寫文，也寫時代，與文壇好友情誼深厚，更能深入觀察體會作品神髓。羅青詩、文、書、畫四藝俱足，來往暢談詩作之餘，也與友朋品畫論字，互贈書畫筆墨，以藝術見證友情的醇厚與豐美。告別盛世，

此書為時代補上註解，並期待下一盛世的來臨。 　　《天下第一巷》 　　六O年代至八O年代間，來自各省流寓台北的名家，梁實秋、林海音、楊興生、喻仲林、鍾鼎文、王藍、白先勇、羅蘭……等，紛紛聚居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巷弄之間，羅青穿梭其間，盡享與時彥才俊歡聚之樂。他將這千年難得一遇的時代稱為「人才紅利時代」，並用心記下所見所聞，為這個迷人的時代，留下閃亮如露珠般的註解。 　　後生小子怎敢說：「梁實秋是我的敵人？」白先勇家為何窗子都釘死？「台北半個文壇」林海音家又是怎樣的光景？高陽通讀李商隱《玉谿集》，寫下〈集玉谿生一首〉，看似精摘詩句，其實是藉李商隱之詩澆心中塊壘，自傷身世。羅青解集句，說本事，勾

勒高陽一生坎坷，半生困守稿紙爬格子還債，因此留下了三千多萬字的小說精品，真可謂「詩人不幸詩家幸」，而許多精闢的詩論更見證了「賦到滄桑句便工」。王藍《藍與黑》寫國仇家恨大是大非敵我對抗之思，鹿橋《未央歌》則是在小我情愛與大我志業之間，安身立命的掙扎，不過「時間距離」與「美學距離」都太近，無法超然而又無我的盡情挖掘。在自由詩的狂潮下，鍾鼎文以《藍星》詩社堅守浪漫格律詩的創作，卻遭到嘲笑、貶損，羅青稱作格律派最後的護法。 　　羅青以筆下詩情，硯上畫意，生動的寫下畫下與詩人、小說家、書畫家、藝術家點滴過從，詩律書畫、文史掌故、妙事軼聞無所不寫，燃起了大家對這個意氣風發、談笑風生的「人才紅利時代」無盡

的緬懷之情。 本書特色 　　★    收錄羅青為前輩作家所繪畫作，以及往來書信珍貴資料。

新莊輔仁大學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聖多瑪斯論修習之德與神賦之德

為了解決新莊輔仁大學的問題，作者趙銀城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恩寵並非毀滅本性，而是完善本性」（S. Th., I, q.1, a.8, ad.2）是聖多瑪斯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法則，而本性與恩寵在人的倫理道德中則體現為修習之德（acquired virtues）和神賦之德（infused virtues）。前者是後天習得，後者是天賦既與。二者之間有何差異、關係？是否可以並存？是聖多瑪斯德行倫理學中的重要議題，也是歷來許多研究聖多瑪斯的倫理思想的學者所關切的議題。本論文以「聖多瑪斯論修習之德與神賦之德」為題，從聖多瑪斯關於修習之德與神賦之德的論述，探討聖多瑪斯主張恩寵和人性兼具的德行倫理思想的哲學含義，以及面對當今社會許多違反人性尊嚴的道

德問題的時代意義。本論文首先解析聖多瑪斯思想中有關習性（habitus）與德行（virtue）概念的含義，反思習性作為人性之行為的根本、以及德行作為善的習性的思想與行動的含義。其次，探討修習之德和神賦之德的內涵和分類。指出對聖多瑪斯而言，修習之德是指人藉著本性努力而養成的德行，是為了本性的目的，包括理智之德和道德之德；而神賦之德則是指來自於天主的灌注的德行，指向天主，為了超性的目的，包括「向天主之德」和神賦道德之德。第三，探討修習之德與神賦之德的關係。論述二者作為人回歸天主進程中所需要的配備，具有差異性、互動性和統一性的關係。第四，審視人與修德的關係。探討人作為Imago Dei（天主的肖像）

，如何藉著修習之德和神賦之德，以及聖神之恩的助佑，以朝向終極真實為目的，達至榮福直觀，得以實現人性最終完善，從而肯定人性的尊嚴。其根源，乃出自人被召叫與天主共融合一。最後，簡述聖多瑪斯的德行倫理學的影響和意義，並回應面對當今社會種種道德問題的困境，及其解惑之道。

人才紅利時代限量簽名版套書(《試按上帝的電鈴》+《天下第一巷》)

為了解決新莊輔仁大學的問題，作者羅青 這樣論述：

　　前承五四，後開台灣現代文學盛世 　　羅青寫人，寫文，寫千年難得一遇的「人才紅利時代」。 　　羅青以筆下詩情，硯上畫意，生動鐫刻不能遺忘的名字！ 　　紀弦、周策縱、周夢蝶、羅門、林海音、王藍、柏楊、梁實秋、鍾鼎文、高陽、白先勇。 　　《試按上帝的電鈴》 　　戰後三十年，臺灣雖小，卻人才薈萃，詩、書、畫能人輩出，有遙接五四遺風的凌叔華、梁實秋、李漁叔、臺靜農等巨匠，以及當代名家張秀亞、林海音、夏志清、席德進、高陽等人。羅青躬逢其盛，得以親炙諸位前輩，稱此為千年難遇的「人才紅利時代」。羅青以交往經歷為前輩名家側寫旁傳，雖皆小事點到即止，卻更能見其真性情。 　　紀弦詩風詼諧戲謔，詩論常

引爭議，有資格寫紀念文者，非敵人，就是朋友，然紀弦長壽，讓提早離席的敵友，都無機可乘，無機可施。教授周策縱，為鑽研五四運動史的巨擘，著名的《紅樓夢》學者，為集句詩的捷才，與羅青談詩論畫忘年交，妙人妙語可入《世說新語》。黑衣的孤獨國王周夢蝶，趺坐狀如無名小神像，嗜句如命，論詩握手如賽內功，一袋小魚乾炒花生、一顆紅蘋果，不忍享用。頑童詩人羅門陶醉於自己滔滔不絕的雄辯，藝術「光屋」可通天地，以無聲電鈴叩問上帝。 　　寫人，寫文，也寫時代，與文壇好友情誼深厚，更能深入觀察體會作品神髓。羅青詩、文、書、畫四藝俱足，來往暢談詩作之餘，也與友朋品畫論字，互贈書畫筆墨，以藝術見證友情的醇厚與豐美。告別盛世，

此書為時代補上註解，並期待下一盛世的來臨。 　　《天下第一巷》 　　六O年代至八O年代間，來自各省流寓台北的名家，梁實秋、林海音、楊興生、喻仲林、鍾鼎文、王藍、白先勇、羅蘭……等，紛紛聚居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巷弄之間，羅青穿梭其間，盡享與時彥才俊歡聚之樂。他將這千年難得一遇的時代稱為「人才紅利時代」，並用心記下所見所聞，為這個迷人的時代，留下閃亮如露珠般的註解。 　　後生小子怎敢說：「梁實秋是我的敵人？」白先勇家為何窗子都釘死？「台北半個文壇」林海音家又是怎樣的光景？高陽通讀李商隱《玉谿集》，寫下〈集玉谿生一首〉，看似精摘詩句，其實是藉李商隱之詩澆心中塊壘，自傷身世。羅青解集句，說本事，勾

勒高陽一生坎坷，半生困守稿紙爬格子還債，因此留下了三千多萬字的小說精品，真可謂「詩人不幸詩家幸」，而許多精闢的詩論更見證了「賦到滄桑句便工」。王藍《藍與黑》寫國仇家恨大是大非敵我對抗之思，鹿橋《未央歌》則是在小我情愛與大我志業之間，安身立命的掙扎，不過「時間距離」與「美學距離」都太近，無法超然而又無我的盡情挖掘。在自由詩的狂潮下，鍾鼎文以《藍星》詩社堅守浪漫格律詩的創作，卻遭到嘲笑、貶損，羅青稱作格律派最後的護法。 　　羅青以筆下詩情，硯上畫意，生動的寫下畫下與詩人、小說家、書畫家、藝術家點滴過從，詩律書畫、文史掌故、妙事軼聞無所不寫，燃起了大家對這個意氣風發、談笑風生的「人才紅利時代」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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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為了解決新莊輔仁大學的問題，作者張揚舞 這樣論述：

本文以北平輔仁大學為個案，從學術機構之角度，分析史料收藏、時代回應、機構宗旨、人際網絡與典範傳承，如何促成中西交通史的萌芽與形塑？中西交通史大略在1920-30前後逐漸萌芽。然窮本溯源，可上溯至晚清域外史地、西北史地、元史學，與域外東方學之匯流。此專史類門之型塑，背後所體現之研究動能，除史料、方法之傳承外，亦反映在與歐洲文明交會後，知識分子再思對古代中國於世界上之地位。1922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主張觀察「世界中的中國史」，1924年章太炎在〈救學弊論〉斥當代中國史研究是為外人而作，即反映了此專史之時代特性。1928年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自序中對西與中的編排，明確表示出中西交通

史，所欲回應西力東漸後重思歷史中的中國與世界這個時代提問。張星烺此作，為中西交通史的價值作了說明，也為此專史日後之研究，奠下重要的史料與方法基礎。輔仁雖非最早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之學校，然以下四大原因，使其在中西交通史萌芽歷程中，輔仁佔有重要關鍵。其一，陳垣長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張星烺擔任輔仁史學系主任，兩學人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有重大貢獻，以此兩人外擴的人際網絡構成一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其二，輔仁因為是教會大學，教師來源相較北大、清華等校較不拘一格，且因為外國教會背景，長年有不同國籍學者任教其中，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特別能顯現出其跨國性學術共和國特徵。其三，輔仁雖為一天主教會設立之教會大學，然主

持者為中國人，且以國學研究作為創校之基礎，別具溝通天主教、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之意涵。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即為中西交通的重要論題，輔仁在此方面有重大貢獻。例如陳垣對元代也里可溫之考據，即出自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的社課活動。其四，輔仁創校者與師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之特性。英華、馬良與陳垣、張星烺，上承晚清西北史地與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之史料與人際；張星烺、方豪又下啟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典範。若以史學類門建構而言，輔仁大學在中西交通史研究萌芽中，實為重要之環節。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中西交通史論題與萌芽背景〉，自晚清元史補證、西北史地與域外史地著手，說明西北、域外這些討論中西交通史的基本材料，何

以逐漸開始受到晚清士人如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13)、姚瑩(1795-1873)等注意，並著重於探討史家與史家間的材料承接及其人際網絡。進而討論域外東方學下漢學研究的「審邊塞」傳統，由十六世紀開始之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乃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日本學院漢學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白鳥庫吉(1865-1942)，何以著重傳統士人所不在意的邊塞、族群、外來宗教問題，並梳理域外漢學家與晚清士人的交流中，如何逐漸將這項傳統

，傳輸晚清士人與民國學者。第三章〈輔仁創校、課程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傳統〉，探討輔仁大學的設立背景，自英華、馬良籌辦輔仁社談起，並整理二人之教會背景、政界背景，說明二人投入基督宗教高等教育與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各項原因，揭出史料優勢與中西交通使命，乃輔仁自創校即著重於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背景因素。續論陳垣、張星烺二人的治學歷程與學術貢獻，說明二人如何為輔仁立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典範，以及陳垣接掌輔仁大學，如何透過其人際網絡羅致師資團隊，建立中西交通史課程。第四章〈輔仁對中西交通史產生之影響〉，對輔仁三大學術刊物《輔仁學誌》、《輔仁英文學誌》(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

ty of Peking)、《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刊載之中西交通史論題發展進行分析，並討論專書出版與後期教師研究成果，證明輔仁已然何成為一跨學校、跨國界之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北平輔仁大學由於其創校背景與史學系執行者陳垣、張星烺之傳統奠定、學術共和國創建與葉德祿、方豪的典範傳承，為促成此中西交通史萌芽之重要關鍵。輔仁或不足以呈現中西交通史萌芽之全貌，惟在此領域之發展過程中，確然舉足輕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