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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國佛教史

為了解決新 中古胎的問題，作者黃運喜 這樣論述：

一看就懂的《簡明中國佛教史》 　　本書乃初機學習者最佳入門讀本，作者在撰寫前訂定課程目標，以最簡明方式敘述，令讀者快速吸收。 　　作者的課程目標如下： 　　（一）從佛教與政治、社會、文化等互動關係，以及佛教內部組織的變化，探討中國佛教興衰之跡。 　　（二）建立佛教史研究方法，奠定日後從事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基礎。 　　（三）學習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現代臺灣「中國佛教史」課程較常見參考的教材，有的是參考大陸學者的作品，有的為日人的著作。這些著作或囿於唯物史觀，或內容「見樹不見林」，也有些著作內容豐富，但敘述繁瑣，或各朝代內容繁簡不一，比例分配失當。 　　本書建議讀者在印順導師

（1906─2005）「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基礎上，利用「三法印」的法則，把握中國佛教的發展軌跡： 　　一、在事理上：運用「諸法無我」的法則，從史事的因緣和合中探究事情發生的真相，以客觀、中立的態度看待中國佛教的發展，同時拋棄各種意識形態。 　　二、在事相上：運用「諸行無常」的法則，分析、瞭解事情在時空背景下發展的來龍去脈、流轉變遷。 　　三、在事用上：運用「涅槃寂靜」的法則，歷史具有借鑑的作用，以過去歷史當作前車之鑑，後車不忘前車之跡。 　　嚴格說起來，對臺灣學生而言大都不是理想的教材。缺乏適當教材的結果，就是任課教師要花很多的時間備課，必須綜觀各種佛教史論著，經抽絲剝繭的理出頭緒，再

去蕪存菁的製作講義，然後教導學生，這種歷程數十年一直沒有改變。 　　作者不敏，福報卻大，長期在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任教，先後在研究所開過三次「中國佛教史專題研討」，及大學部開設「中國佛教史」課程，因研究所的性質為延續大學部的基礎，深化課程內容，所以上課時以史料閱讀、問題意識的啟發與討論為主，無法如大學部一樣，有系統且從基礎的內容教起。為彌補經驗不足，作者在近二十多年間，先後於「福嚴佛學院」、「壹同寺女眾佛學院」、「佛教弘誓學院」、「華梵蓮華佛學研究所」、「養諄佛學院」、「圓光佛學研究所」等，開設「中國佛教史」課程；另在2001年時受開印法師之邀，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州寂靜禪林，以三天的時間講授

「中國佛教史」，以上單位的邀請，讓作者得較學相長、學以致用。本書即是以講授「中國佛教史」時自行編撰的講義改寫而成。  

新 中古胎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跨國視野中古巴苦力的國籍再定義過程，1874-1878

為了解決新 中古胎的問題，作者李聿康 這樣論述：

古巴苦力貿易是西班牙於十九世紀以契約勞工的名義進行的強迫勞動買賣。1847年到1874年間，超過十萬名中國人前往古巴，成為當地的契約勞工。由於買賣和勞動過程中高度的壓迫性質，古巴苦力貿易在當時的國際上惡名昭彰。古巴的苦力制度於1873年受到大清的直接干預，清廷派遣調查團前往古巴，其調查的結果最終成為清廷與西班牙外交談判的的依據，導致古巴苦力貿易的落幕。古巴調查團的派遣歷來受研究者重視，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清廷視野中海外華人從「奸民」轉為「子民」的里程碑。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古巴的中國苦力成為大清子民並非只要大清願意承認，即不證自明的必然結果。古巴苦力貿易期間，有許多國家對古巴苦力敞開入籍的窄門

，苦力自身也有衡量利益後，選擇國籍的主動空間。在此前提下，古巴苦力實則經歷了一段不斷變動的國籍變化過程，前人研究所說的「奸民」到「子民」僅為此一過程的一個面向。本文將該過程理解為多國對苦力國籍的競爭與苦力的生存策略的互動過程，以此視角，試圖打破僅從單一政府視角出發看待這段過程的限制，並讓讀者對該過程中，苦力本身的主動性，以及內中的跨國脈絡，有更深刻的理解。

日本史(修訂三版)

為了解決新 中古胎的問題，作者林明德 這樣論述：

　　居於海洋一隅的大和民族，數千年來汲取著東亞航道上的文明光輝，並與自身傳統文化相融合，最終在日出之地開綻出日本獨特的燦爛光芒，如大化革新、明治維新，皆反映其隨時勢變化又能兼具傳統的民族性。因此要想了解日本，必須從其歷史及傳統談起，認識日本是如何吸收東西方文明的精華，截長補短，最終成就了獨樹一幟的現代日本。   　　本書為林明德教授對於日本史通盤式的探討，從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個角度，廣泛且深入介紹其歷史文化、民族特性和思想觀念，並由遠古時代述及當代情況，俾使讀者能對這個東亞文明島國有貫通古今的認識。

台北東本願寺「印度風格佛寺」建築考論

為了解決新 中古胎的問題，作者徐麗婷 這樣論述：

1936年落成的台北東本願寺（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是一座被指為「印度風格佛寺」之特殊樣式的建築。過去研究因遺跡的消滅、史料的缺失而受限。本研究以台北大谷青年會《ひかり》雜誌中所見史料為契機，考證台北東本願寺以新樣式重建的背景與經過。隨後分析台北東本願寺的建築形式和空間含義，線索有二：其一是將台北東本願寺置於亞洲（上海、東京、台北、大連）同時期印度風格佛寺之系譜，追溯佛寺風格印度化之主張，分析印度風格的具體表現。其二是在形式風格的分析之上，關注佛寺之為信仰空間的實現方式，分析外部立足點傳達宗教氛圍的空間要件，以及內部平面構成反映的僧眾秩序。最後討論社會環境中「印度風格佛寺」的意義指向。研

究發現：（1）工事主任、松井組武知幸文在本堂復興工事中扮演關鍵角色。武知幸文是關東大地震之後成長起來的、關心鋼筋混凝土建材及防災構造的青年建築師。其人原是築地本願寺建築設計相關者之一，在築地本願寺竣工後來到台灣，負有台北東本願寺工事之全責，完工後留在台灣成為總督府技師。武知幸文明確表示台北東本願寺與築地本願寺樣式相同，且以築地本願寺為成功案例說服僧眾接受新樣式，可證實學界對於台北、東京二寺的關聯性推測。（2）《臺灣建築會誌》所載台北東本願寺之樣式名稱「中古印度佛教式」或屬誤植，推測是工事者對築地本願寺樣式「古代中印度佛教式」不理解而造成。築地本願寺樣式基礎脫胎自古代印度佛教之岩窟寺院（Nasi

k Caves第18窟支提窟，伊東忠太筆記為第17窟，公元前1世紀），並攝取亞洲之印度文化圈的其它樣式而成。構成台北東本願寺特色的穹頂與中古印度無關，且中古時印度佛教衰微，應不存在「中古印度佛教式」。（3）台北東本願寺的本堂內部由僧侶支配的「柵內」部分中段向外陣凸出、佔據平面正中心，形成自己的特色。較築地本願寺壓縮「柵內」、本堂內部更接近公共集會所的性質，可以看出台北東本願寺之僧侶階層在僧眾/神人關係中的中心地位。新建築營造過程中，東本願寺僧侶為維護本宗派之門面尊嚴，渴望「本島首屈一指」的大伽藍，是印度風格佛寺在台灣實現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