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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蘇澳地區觀光發展之研究

為了解決日新戲院羅東的問題，作者欒佳琳 這樣論述：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的蘇澳地區的人文發展，從臺灣總督府引進2次的官營漁業移民後所帶來的人文發展與人口成長發展進行研究；並透過聚落、交通的變遷，其能帶給蘇澳地區發展做出整合性的分析。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蘇澳地區的治理與建設，除了沿襲清廷的模式從消極治理到積極治理以外，另外也對蘇澳地區進行兩次漁業移民與各項交通建設進行規劃，並展開積極的作為。對蘇澳的觀光事業的建設，直到日本人統治臺灣有初步成果後才逐漸有系統的發展，因此觀光事業的發達與建設可反映日人在臺灣的現代化建設成果。明治41年起至44年（1908-1911年），臺灣總督府即已經選擇全臺五廳六港；於桃園廳許厝港、阿緱廳東港、蟳廣澳；苗栗廳公

司寮港、臺中廳鹿港、宜蘭廳蘇澳港等地，進行第一次的官營漁業移民。而這項移民措施甚至早於明治42年（1909年）正式展開的官營漁業移民。不過初期官營漁業移民最後卻歸於失敗，大正15年（1926年），日本政府仍陸續在蘇澳港等地進行較前期更大規模的漁業移民。而第二次的官營移民成效顯著，並與築港事業以及近代化水產會社的成立，皆是日治時期東臺灣水產業獲得突破性發展的主要因素。日本政府對臺灣所進行的官營漁業移民，前期明顯地是為了解決日本國內的人口問題及改良臺灣沿岸漁業。後期移民計畫以東臺灣為重心，則與東部築港和資源開發有密切關係。大正15年（1926）蘇澳港進行官營漁業移民，即由於臺灣總督府為了發展東部漁

業，花費鉅資興築蘇澳港，但因定居者不多，該港產生非旗魚季的「荒港」現象未能達到東部漁業開發的使命，乃試圖引入日本移民，改善現況。不過，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與戰局的發展，日本政府對於臺灣資源的收奪更加迫切，臺灣東部漁業移民也更具有國防經濟的意義，這對日後成為地方重視觀光資源有相當大的助益。在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觀光活動，多是日本內地來臺灣本島的觀光客大多採用團體旅遊的形式，且大多以視察團或修學的旅行的名義來臺灣，其行程也多是比照旅遊書中推薦的景點或規劃的行程走訪，由此可發現日治時期確實將旅遊「制度化」的一個過渡期。在現今臺灣地區一般民眾觀光方式，仍有很大比例的人會選擇參加由旅行社舉辦的旅行團，而這

類有一定的行政系統，景點是先被安排妥當，有一定規劃行程，可以說是源自於日治時期這類的團體旅遊。綜觀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蘇澳地區開發海水浴為主軸的觀光，帶領經濟層面的資源建設，舉凡是更新漁法、漁具從沿岸漁業發展成遠洋漁業、農業作物大幅提升；在此同時，蘇澳透過雪山隧道的通車與觀光工廠的設立，至使讓蘇澳從過往漁村的風貌轉變成現代化輕旅行樣態，對於蘇澳地區如何翻轉荒村的現象，這是讓研究者省思的議題。

由「頭手」視角看北管子弟團的戲曲運作與表演實踐

為了解決日新戲院羅東的問題，作者翁瑋鴻 這樣論述：

目前以北管或亂彈為主題的相關研究論文及專書甚多，並多數是集中於團體（子弟團）或個人（藝人）的文化性與藝術性作論述。文化性方面多以人類學的角度，觀察北管子弟團在外部顯見的地方關係，不過子弟團的隱性功能並不顯著，性質上雖屬開放性團體，但對內部資料如曲譜、抄本、帳冊等則視為封閉性的資料，非局內人實在不得而知，也少有從內部視角作出發的研究論述。藝術性方面則多偏向戲曲音樂與唱腔、曲調分析，而鑼鼓為傳統戲曲前後場的核心關鍵，但礙於演奏手法與手勢難以採譜或文字描述，因此其重要性反而不如戲曲舞台上被注意，目前也並無較多且深入的相關研究。因此，本論文以自身參與子弟團並擔任頭手的實務經驗作研究基礎，從參與者的內

部視角論述北管子弟團戲曲運作與表演實踐兩部分。前者是對子弟團的內部資料解讀，藉以瞭解子弟團對內如何整合，以及對外如何以戲曲與社會互動的交陪方式。後者則以北管「頭手」的表演實踐為中心，頭手是貫穿所有表演的主要人物，必須熟知各種「鼓介」的組成與表演特色，在起始、轉接與終結之處，也需在力度、速度上做適切的掌控來營造氛圍，並因應整體演出情緒與現場情形。鼓介（或鼓嘴、鼓啐）係指北管各種不同鑼鼓組合的總稱，用以搭配曲牌或戲曲演出時的擊樂伴奏，而作為鼓介開頭的「介頭」，則是由頭手以不同聲響獨奏或以各種手勢的動作，進而引領其他器樂合奏的提示符號，本文即分析頭手所掌握的鼓介與其運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