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倭寇之亂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重探抗戰史（第一、二卷雙冊套書）

為了解決朝鮮倭寇之亂的問題，作者郭岱君,小谷賢,加藤陽子,肖如平,岩谷將,周珞,洪小夏,原剛,深町英夫,張世瑛,張玉萍,傅應川,黃勇,蘇聖雄 這樣論述：

我們從未理解的關鍵歷史 一場史無前例、改變百年世界走向的戰爭。   集合多國現代史學者，重新檢視影響深遠的中日戰爭！ 重探一個民族的命運，看近百年世界走向。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岱君   　　是顛覆、還原，還是重新評價歷史？ 　　在烽火中看民族國家的建構，思索人與戰爭的關係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

CAPRS）合作的跨國研究項目，廣召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青史並未成灰：新史料、新觀點，重探中日戰爭 　　《重探抗戰史》集合多地學者，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單薄、偏狹的既有研究與史觀，客觀公正地探討歷史的真形貌，回答關鍵但始終撲朔迷離的問題。包括：日本何以侵華、為何落敗？貧窮落後的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南京大屠殺不為人知的真相；蔣介石對侵略者「以德報怨」的原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政權？以及若無「兩顆原子彈」，這場戰爭是否會有不同結局？   　　第一卷論述1931至1

938年，中日戰爭開始到武漢會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由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淞滬戰役的過程與真相；抗戰大戰略如何形成；國民政府如何使日軍落入持久戰的陷阱，並深究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本質、八一三淞滬大戰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中日戰爭帶來的並非分裂，而是中國走向真正統一、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階段。   　　第二卷論述1939至1945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並與世界大戰合流，歐亞戰局也牽動中國戰場，並探討始終真相未明的關鍵問題。包括：日本為何甘冒天下大不韙，在深陷中國戰場且軍力吃緊的情況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為何始終未能攻進重慶、為何不直攻四川速戰速決？尤其重要的是攸關抗戰成敗、直接影響戰後國共命運的「一號

作戰」（豫湘桂戰役），日本為何要傾盡國力發動這項跨廣大幅員、死傷慘重的計畫，企圖打通中國大陸、直通南亞？   　　▍未境的追求：不只重探歷史，更要映照未來 　　何以今時今日的我們，必須重探抗戰史？究其本質，影響深遠的歷史轉折，都由來於身涉其中的「人」。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不只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

日韓的不幸就是位處中國旁邊：岡本隆司告訴你的東亞歷史結構 (博客來獨家)(《朝鮮的困境》+《中國為何反日?》)

為了解決朝鮮倭寇之亂的問題，作者岡本隆司 這樣論述：

韓國：我不是「屬國」！ 日本：我不是「倭寇」！ 日韓的不幸，就是位處中國旁邊！ 韓國：廢除漢字 日本：脫亞入歐 「限韓」、「仇日」沒問題，日韓脫離中國反而會說自己很幸福！ 中國社會如今瀰漫「反日」、「限韓」氛圍，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它是單純民族主義的展示嗎？ ＝＝＝＝＝＝＝＝＝＝＝＝＝＝＝＝＝＝＝＝＝＝＝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從東亞歷史發展進程分析，觀察處於中國旁邊的日本與朝鮮，帶你進入十七、十八世紀動盪的東亞世界，重新認識中國、韓國、日本之間的糾纏關係。在岡本隆司筆下，東亞五百年歷史就是朝鮮與日本如何在「華」的陰影下，用盡辦法撕去「夷」的標籤過程，而這些過程正能為至今猶在的歷史

後遺症提出一種解釋。 　　《朝鮮的困境》分析外緣因素——即對外關係的政策——如何影響朝鮮王朝的自我定位，而這深受清國「屬國自主」關係所影響。中國在乎「屬國」，朝鮮則追求「自主」。雙方的各自表述使朝鮮能游走在中國、日本、西方列強的夾縫中求生，甚至「獨立」。但同時，作為中國「朝貢體系」和西方「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新場域，朝鮮最終陷入受制於各方勢力的困境，「自主」、「獨立」與否也不由自己作主。 　　《中國為何反日？》分析十七、十八世紀的明、清國與日本國在結構上的差異，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解構中日對立的因由。「海禁」政策使日本在十六世紀時成為中

國最大的走私貿易國，日本被指認為「倭寇」，而由抗倭」這段歷史便形成所謂「反日」的思考原型。同時，日本也嘗試引進西方「現代化」藉此擺脫中國的影響，尋求成為「日本」的方向。 　　＝＝＝＝＝＝＝＝＝＝＝＝＝＝＝＝＝＝＝＝＝＝＝ 　　█二冊內容介紹： 　　《朝鮮的困境》內容介紹 　　 　　「如何一面維持政體，一面調整與穩定各國之間的權力關係，自西元十七世紀起，此事不僅是朝鮮半島的問題，也是維護東亞秩序與和平的歷史課題。」——岡本隆司 　　在現今大眾所熟知大韓民國之前，其實在十九世紀時，朝鮮（或韓國）在日清之間，以及西方列強環伺之下，曾成立「大韓帝國」，最長不過十年光景，最短也僅持續五年。而這一段

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究竟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自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東亞「朝貢體系」之下，朝鮮一直是明和清國（宗主國）的「屬國」，雙方建立了穩定的「宗屬關係」。而朝鮮跟日本則是以「交鄰體制」展開互動。然自西元十六世紀始，由於白銀奔流，世界各地開始合而為一，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變得日益關鍵，不僅成為東西方大國的關注焦點，也逐漸形成「朝貢體系」和「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東亞新秩序。面對此新秩序所導致的國際政治困境，朝鮮也產生了追求「自主」的意識。時至清末，面對「條約體制」的衝擊，清國為了展示朝鮮是它的「屬國」，而展開各種「保護」與「干涉」的動作。對於此舉，朝鮮不僅展開各項外交攻勢，跟日本及

西方大國談判與締約，同時也發生多次政變，力爭「自主」。 　　書中透過朝鮮王朝時代出色的外交官——金弘集被殺的歷史，指出在朝鮮王朝裡，單一地以親日、親中、親西方或以主張朝鮮獨立的立場自居，都不能為朝鮮帶來長治久安的局面。而金弘集靈活地在不同立場中遊走，為朝鮮增加平衡籌碼，曾經以「親中」派身份，與清朝合作甚密，且借清朝之力，抵制國內親日派的力量；又力陳要多引入日本的開化思想，借日本的「交鄰」現代化身份，推翻國內帝制的傳統保守派別。可惜，最終被獨立派人士視為眼中釘，結果遭到暗殺。這結局猶如呼應朝鮮最後雖宣稱「獨立」並建立「大韓帝國」，卻仍淪為列強的角力戰場，於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 　　

　　《朝鮮的困境》一書，學者岡本隆司不僅對近代的日、清、韓三國關係與東亞新秩序進行了獨特而細膩的分析，道出了朝鮮從「屬國」到「獨立自主」，當中不同國家在這個半島內力量的角力戰，以及發生在朝鮮半島內部的矛盾，最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一段艱困的、值得深思的民族國家史，此書也讓我們得以借鑒——處在中美大國之間的小國臺灣，如何定位自身並思考未來。 　　＝＝＝＝＝＝＝＝＝＝＝＝＝＝＝＝＝＝＝＝＝＝＝ 　　《中國為何反日？》內容介紹 　　「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岡本隆司 　　中國「反日」意識的出現，究其原因必須回歸至歷史之中。為了探究中

國「反日」的深層結構，岡本隆司梳理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在內的整個歷史演變，並比較中日兩國的體制，清晰地闡述中日兩國走向最終對立的過程。 　　【社會體系】： 　　就日本江戶幕府的統治而言，由於權利統治須尋求與社會體的合作，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在清中國，由於社會體聽憑「家族」、「鄉團」等中間團體的規範，因此國家與社會之間處於游離狀態。 　　【經濟運作】： 　　由於日本江戶幕府限制與海外貿易，因此對自然資源進行徹底迴圈再利用的經營方式，得到持續不斷的自我發展，政經之間極為緊密。而在商業化發展的清中國，由於政府不願介入民間經濟，但

中間團體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導致政經互相背離。 　　【對外態度】： 　　日本江戶幕府因「鎖國」政策與外國的接觸較少，但官民均熱衷於收集外國資訊，相比之下，與外國人事物接觸機會眾多的清中國，卻因實用主義致使外國資訊無法廣及整個社會。再者，進入十九世紀後，雖然清中國和日本都與西方諸國締結了條約，但清朝並無意接受主權國家之間對等的國際關係。而日本卻結合西方的意圖解讀條約，將消除不平等因素的能量轉化為推動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欲以西方「條約體制」重建對外關係。而中國則沿襲了明代以來的「抗倭」觀念，加強對西化日本的戒心。從一八七一年的《日清修好條規》到一八八五年的《朝鮮撤兵條約》

，中日兩國為避免直接衝突而多次談判，但最終還是沒能防止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的爆發。 　　之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戰勝國日本意欲接管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但遭到中國人民的抵制。這就是「反日」局勢的最早出現，並歷經一九一五年的「五九國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之後在共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推動下，中國人從此將「愛國」和「反日」畫上了等號。  

從新古典現實主義論朝貢體系下韓中關係：檢討朝鮮歷史案例，1401~1644

為了解決朝鮮倭寇之亂的問題，作者朴炳培 這樣論述：

本研究套用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理論框架，並重視東亞地區本身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本研究使用「雙邊市場平台」（two-sided market platform）和同盟理論，解答“何種因素促使朝鮮與明朝合作？而何種因素決定合作程度？”的研究問題。1401年朝鮮參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之後與明朝建立了雙重不對稱關係（asymmetric relation）：一是不對稱軍事同盟關係，二是基於儒家價值體系的君臣關係。如果明朝與朝鮮關係為物質和理念互相交織的不對稱關係很明顯，那麼屬於下位單元的朝鮮應當一成不變的聽從明朝的要求。但如果檢視朝鮮歷史案例，就會發現：朝鮮並不

一定接受明朝的要求而進行合作，即使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其合作程度也並非一貫；另外，朝鮮對明朝的政策變化與國際權力分配或理念性因素的變化沒有完全連動。研究結果發現1401年朝鮮參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以來，朝鮮配合明朝的程度的變異性源於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和同盟義務的比重之變化：首先，促使朝鮮與明朝合作的朝鮮國內因素取決於朝鮮國王的統治能力。明朝與朝鮮共享儒教價值，均接受「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然而，從朝鮮國王的角度來看，原意上代表「治統」者是中國天子，絕不是統治東夷之地的朝鮮國王，這意味著參與朝貢體系的朝鮮國王一旦陷入執政危機，其邏輯上可以依賴中國天子的權威，以強化自身權威並突破僵局

。因此，若朝鮮國王具有足夠的統治能力能可以控制士大夫官僚階層（道統），朝鮮國王未必採取訴諸於上層權威（即「中國天子」、或是「治統」）的策略，也沒有必要積極協助明朝的要求（如派兵支援等同盟義務）。另一方面，朝鮮決定合作的程度取決於同盟義務的比重。若朝鮮一方負擔同盟義務，雖然不能退出朝貢體系，但爲減輕本國的負擔而努力，導致不願意積極協助明朝（如派兵事宜）；相反地，若朝鮮被明朝要求的同盟義務歸類為小，朝鮮有意願擴大與明朝的合作範圍，也可以積極應對來自明朝的派兵要求。要而言之，朝鮮與明朝合作與否，以及朝鮮與明朝合作的程度，由國際因素(同盟義務的比重)和國內干預因素(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所具有的

相對大小來制定。如果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大於同盟義務，就容易作出基於天下秩序的決策，使朝鮮協助明朝的動機最大化；相反地，如果儒教理念因素對決策的影響力小於同盟義務，就容易作出基於無政府狀態的決策，使朝鮮協助明朝的動機最小化。也就是說，在決策過程中，如果兩個因素的影響力差異很大，則很可能產生偏向於具有更大影響力的因素的決策。然而，如果雙方都維持「大」的影響力，那麼在決策過程中無法達成共識，或者決策集團的合作瓦解，使政權就會變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