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訂做櫃子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文化素養與資訊化的權力地理學：臺北市立圖書館研究

為了解決木工訂做櫃子的問題，作者蘇育賢 這樣論述：

1980年代以來，台灣公共圖書館發展歷經重大轉變，設置目的從社會教育轉向文化功能；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公共圖書館組織和文化學習則越來越以「文化科技」的方式被組織與建構；空間形式表現也漸漸以「誠品化」作為其文化美學的藍圖。這樣的轉變正好聯繫上了「文化素養」、「文化科技」這兩個具有研究意義的範疇，同時說明了官方如何運用文化治理的方法，以「文化」的正當性，維繫社會既有秩序和塑造認同作用。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研究的場域，回溯臺北市立圖書館從日治時期迄今的發展政策、官方歷史文獻，來掌握各個時期文化素養與文化科技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其次，透過文明化儀式的概念，討論三個具體案例，分析文化素養修辭

的轉變，並討論文化治理模式的轉變，並非支配關係的消失，而是透過不同的文化價值重新上演。因此，我們還是得質疑這究竟是誰的文化素養？誰的公共圖書館？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個討論重點，則落在公共圖書館員的自我定位。不同於一般圖書館學界對於圖書館員管理組織的討論，本研究從館員實際的勞動過程出發，發現館員在文化治理上，既是執行者也是受規訓者，甚至在面對多重剝削和控制後，普遍認為自己只是「文化勞工」，覺得自己離專業很遠。然而，再細究圖書館員在勞動過程裡企圖扮演「文化中介者」的角色，雙重性格的拉扯，更可以了解文化治理╱文化素養╱文化科技的實際運作情形，同時討論這樣的勞動主體雖然在制度組織中受到束縛，但也

可能使文化治理的機制因而產生鬆動的機會。 最後，筆者回到重新思索公共圖書館定位的討論，而位於社區的公共圖書館正是個重要的契機：讓公民對公共領域的再生，帶有一種從生活出發的創意和反思。另一方面，期許圖書館員可以透過社區社群活動改變公共圖書館既有的刻版印象，逐漸開創出「互惠的（Reciprocity）社會空間」。在這過程中，除了要避免受到官方文化治理計劃吸納，還要認清主流多元文化論背後暗含不平等的陷阱，以消除現有弱勢者的文化表達障礙。同時，要正面地培養各種不同身分的公民在公共領域的基本能力，在面對政府與社會壓迫、宰制的作為時，能具有批判及反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