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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酒駕防止制度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機車 合法LED大燈的問題，作者陳癸杏 這樣論述：

防制酒駕自汽機車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以來，已成為世界各國亟待解決的議題，我國在防制酒駕制度上，主要以刑罰與行政罰來遏阻酒駕行為的發生，但在酒駕肇事的案件中，尚有無辜者因酒駕行為人的違法行為而遭受損害，每有重大傷亡事故引發社會輿論，除酒駕行為具備可罰性外，基於公平正義，無辜受害者的損害亦須獲得妥適的填補。儘管我國民法設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相關規定，卻因舉證責任、酒駕行為人之經濟能力等因素而未能有效保障受害者，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應運而生，但因強制險之理賠範圍及額度均有限制，仍未能完全填補受害者所受損害。我國無論在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體系下，責任主體均以酒駕行為人為限，但美國為防止酒駕行為並保障無辜受

害者，亦將提供酒類飲料者納入民事責任主體，並以是否因提供酒類飲料受有利益區分為酒坊責任與社交主人責任；前者主要延續美國禁酒運動廢止後對於酒類飲料的管制，其建立有以酒坊責任法明文規範，或透過普通法過失原則解釋而來；後者則將責任主體擴張及於無償提供酒類飲料之社交主人。1984年Kelly v. Gwinnell案中，法院透過普通法之過失原則，認為社交主人在客人已呈現醉酒狀態，且明知其將為酒駕行為，仍持續提供酒類飲料而未加制止，對於醉酒客人可能造成第三人所受損害得以預見，其供酒行為與損害之發生具備因果關係，社交主人欠缺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應與酒駕肇事之客人對受害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由於社交主人

責任不僅可能損及社交關係，亦涉及判斷客人醉酒狀態的專業知識，更可能因提供客人飲酒而承擔巨大的損害賠償風險，對社會影響深遠，迄今尚未為各州所承認，但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擴張及於供酒者之制度，係英美傳統普通法自我負責原則因應時代環境變遷，並考量公共政策所生之變革與突破；我國民法基於行為人自我負責為原則，以酒駕肇事之行為人為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但時下酒駕肇事案件屢見不鮮，應隨社會變遷並考量公共利益有所革新，參採英美法供酒者責任制度，探討其立論基礎及實務運作，加以援引，透過法律修訂並輔以配套措施，提升我國酒駕防制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