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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傳》、鄭《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

為了解決水上中古車行的問題，作者王誠御 這樣論述：

本書旨在研究《傳》、《箋》如何藉由解釋《詩經》而建構其經學思想？其建構的經學思想之整體面貌又為何？《傳》、《箋》是否只注重發揮經學思想，而罔顧文本？如果其並非全然罔顧文本，則在其建構經學思想的同時，發現並論述了《詩經》的哪些文本特質？其所認識的文本特質對其訓詁又有何影響？綜括地說，本書就是要藉由現存唯一部完整的漢代《詩經》注解，來展示《詩》如何被漢代訓詁學家建構成「經」，而在其被建構成「經」的同時，又開啟了哪些可能性？針對上述問題，本書嘗試提出《傳》與《箋》的訓詁中，其實存在兩個相輔相成的觀念與方法：「經學建構」、「文本意識」，這兩個概念是後設地建立在以下觀點而提出的：首先，應該重視訓詁中蘊

含思想此一命題，並藉此重新觀察學術、思想史。其次，不合文義或錯誤的訓詁並非一無意義，反而可藉此探究訓詁學家不惜違啎文義也要闡發的經學思想。故「經學建構」意味「經」作為「經」的「經義」往往是有待發現的、甚至是有待於建構的，因此，嚴格地區分《傳》、《箋》之訓詁是否合於文本義，凡不合之處，大多可以視為《傳》、《箋》的「經學建構」，而合於文本的部分，也可以分辨出《傳》、《箋》所新增的經學觀念，據此，便可描寫出《傳》、《箋》藉由解釋《詩經》所建構之經學思想的整體面貌；而「文本意識」則旨在描述相較於《傳》、《箋》建構經義時，種種違背文本意義的建構之外，或指認《詩經》文本性質的論述，或根據文本的性質來闡發《

詩》義的自覺。並且進一步將此二概念加以推衍，也可以作為重新觀察中國經學史消長演替的一個視角：時代越晚，經學家的「文本意識」就愈發強烈，於是如何合理地在文本結構中闡發、傳承既有的深刻經學義理，便成為後來者任重道遠的新問題。本書除了緒論、結論以外，共分五章，前三章依次從經學、訓詁學與文獻學等方面，對《詩序》、《傳》、《箋》進行討論，嘗試較完整地理解其成書歷程、體例對其訓詁、解經觀念的影響，奠定後二章重新論證其「經學建構」與「文本意識」的基礎。第四章，討論《傳》、《箋》訓詁中的經學建構，主體部分以疏解其訓詁例證組成，並全面展示了《傳》、《箋》藉由訓詁所建構的經學思想之面貌。第五章，討論《傳》、《箋》

訓詁中的「文本意識」，主要由訓詁例證的疏解組成，探討了《傳》、《箋》在訓詁中，對《詩經》文本特質的論述，以及「文本意識」對其訓詁的影響。

兩漢學術今、古問題之研究

為了解決水上中古車行的問題，作者林惟仁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兩漢學術為研究範圍，以「今、古」作為研究焦點。自清代公羊學者劉逢祿、龔自珍等視古文諸經為劉歆偽造，廖平、康有為接踵其說、鼓風揚熾，加以「古史辨」錢玄同、顧頡剛承續其辨偽之功，「偽經說」遂漸次為學界所習知。此說固然有其擁護者，亦有如章太炎、劉師培等反對者，於是乎，清末民初學術界的「今文家」和「古文家」的架構於焉產生。今、古二派分立的學術態勢，不論其說優劣高低，卻深刻影響我們對兩漢學術發展的視野，尤其從廖平、周予同以下，論兩漢經學者，「今古二分」的架構便先觸目眼前，其結果，兩漢學術便流為「今古文之爭」一目的代名詞，兩漢經學的發展，化約為四次的今古文之爭。很顯然地問題是，為何理解兩漢學術必

須運用近人詮釋出的「今古文」框架？運用這一框架去理解兩漢學術，其合理性的成分有多高？本文立意之所在，即是重新檢討「今古文」框架來詮釋兩漢學術的發展，是否缺乏文獻的佐證和歷史的邏輯，今人襲用舊說，極可能是繼續堆疊在門戶之見上，而模糊了歷史的真實存在。本論文作法分成「破」和「立」兩大部分。「破」的部分是第二章「辨名」，主要針對「今文」「古文」和「今學」「古學」，在《史記》、《漢書》及《後漢書》所出現的次數和含義作全面的考察。可以發現，在兩漢史實當中，「今文」與「古文」，僅指涉文字和書籍概念，絕非「學派」的代稱。今人以「今文」一派、「古文」一派來演繹兩漢學術發展，不僅失其名實，更混淆了「今、古文」和

「今、古學」的概念，致使近代以來涉及「今古文」課題時，時常呈現失焦的對話。此章之目的，一者在於儘量貼近史實，還原「今古文」的真實面貌；二者在於破除「今古文之爭」的框架，以作為後續三至五章的合法性基礎。第三至五章是「立」的部分，也就是若擺脫今古文之爭的說法，兩漢學術的發展應如何說。第三、四章是論述「西漢學術的今、古問題」。這兩章共分「文景」、「武帝」、「昭宣」和「劉歆」四個單元來說明西漢的學術。首先在「文景」時期，以「今、古」這一概念說明西漢的學術的發展。簡言之，漢初文景是承續戰國以來諸子百家之學，可以稱為「今的學問」，而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是用詩書六藝、古代王官所掌的學問，可以稱為「古的學

問」。因此，西漢學術最大的課題便是從「諸子學」轉向「詩書六藝」，也就是「由今轉古」。其次是「武帝」時期，觀察的重點有二：第一、武帝為何要用「經學」作為「復古更化」的主體內容？本文從「受命」的觀點，說明武帝以「經學儒術」代替黃老刑名，便是為漢家政權的正當性尋求合法性的根源。第二、「儒術」對武帝來說，不僅具有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也是統治上必要的一環，因此，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其開創者便是「武帝」。再次是論「昭宣」學術，此單元重點在於說明：經學一旦成為追求青紫高位、工具性的價值時，它對儒學會產生何種「質變」。西漢學術最後一個單元鎖定在「劉歆」身上。此章重點既在

「破」，也在「立」。「破」是在陳述劉歆的學術視野其實是在「廣道術」，而非「古文」；「立」是在分析劉歆的失敗實根源於他的學術是嫁接在王莽的政治手段，又加上自身恃才傲物的個性，使得劉歆學術的真面目，被政治上的「佐莽篡漢」所淹沒。故總結西漢學術言之，最大的課題不外乎武帝如何「復古更化」和「儒術」納入體制當中的變化，絕無所謂今古文問題的產生。第五章則是論述「東漢學術的今、古學問題」。此章分成三部分討論：一是說明「今、古學」的核心差異；二是說明「今學」從西漢到東漢的演變；三是闡發古學的本質和經學發展至東漢的變革。首先，東漢學術有「今、古學」之別，絕不僅在於治書對象的不同，或治學為章句和訓詁的差異，而是反

映在「官學與私學」、「狹與廣」及「守與變」的三組核心概念。第二、東漢學術對「實證」的要求，反映在東漢博士官學的發展，形成了「章句刪減」、「今古兼通」及「破壞師法」等表現，之所以如此，古學的興起和摻入起了關鍵的因素。第三，承上而言，古學的興起固然反映出今學的疲蔽，但也正因古學的產生，兩漢經學的生命力得以延續。總結言之，本論文以「今、古」作為統攝兩漢學術之系譜，其目的，一者在於破除今人仍以「今古文之爭」說明兩漢學術之發展。二者希冀以「今、古」建立兩漢學術演變，在西漢為「今、古翻轉」，知識圖像由百家言往詩書六藝移動；在東漢，則是「今學」與「古學」的交替融合、互相容涉。由此貼近出兩漢學術發展的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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