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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的常態意外事故？——高雄氣爆的系統性風險

為了解決水箱護網必要性的問題，作者顧旻 這樣論述：

2014 年 7 月 31 日深夜，高雄發生了一起近代台灣工業發展史上最為嚴重的石化氣爆事故。這起大型石化災害揭露了石化業者在城市地底，築用錯綜複雜的石化管線，也曝露執政者長期漠視石化風險的發展路線。這起工業災難，引發居民對石化業的質疑與批判，也為城市的石化風險治理帶來挑戰。石化災害過後，原是一次大幅改革、提升石化風險治理能力的契機；然而，災後我們只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與石化業者三方相互角力、彼此推責諉過。此種困境，如同德國社會學者 Ulrich Beck 在《風險社會》中描述的「有組織性的不負責任」現象，意即，當代社會面對高科技風險與災害時，看似有明確的課責對象，卻沒有人要為事故負責，當各

方極力淡化自身責任，也使責任政治陷入真空狀態。在彼此卸責的政治真空下，高雄氣爆如同許多工業災難事件，其複雜成因遭到化約，而災害的全貌也變得模糊不清。研究當代社會高風險科技系統事故（system accident）的社會學者 Charles Perrow 提出常態事故理論（Normal Accident Theory），為理解這些高風險科技帶來的危害，其透過系統性風險的思考取徑，重新認識與分析既有的社會組織。本研究援引常態事故理論中的事故分析方法，將當代社會組織視作各別系統，各系統間彼此具有「交互作用複雜性（interactive complexity）」與「緊密相依（tightly coupl

ed）」特性，使風險常態化地存於系統內部，最後可能導致無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本研究透過擴充常態意外事故理論的分析框架，思考高雄氣爆是否為無可避免的系統事故，以及當中涉及的系統性風險問題。由於高雄氣爆不僅涉及經濟組織運作，也連結到政治系統的決策過程，鑑於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運作的邏輯難以相互化約，本文理出一個新的分析架構，釐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石化產業等三方，在涉及不同經濟與政治系統交纏（entangle）與產生互聯性（interconnectedness）的歷史過程，如何堆疊出導致高雄氣爆的系統性風險。透過文件分析法，本研究從系統性視閾檢視災害歷史過程，分析管線與箱涵的地下工程（1986 -

1991年）與埋管後至氣爆（1991 - 2014年）兩個時期，城市地下工程系統、石化生產系統 、城市石化治理與災防系統堆疊出的錯誤。並進一步分析，既有科技管理主義下的風險治理系統，在回應石化風險時出了什麼問題，因而使風險持續遭掩蔽或遲滯處理。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大型工業災難的形成原因，無法從咎責一方或單一歸因（monocausal）的範式得到解釋，而是多重系統交互作用下的風險過程，導致災害發生。剖析當代工業社會裡的系統性風險及其生成路徑，是反思類似的大型石化災害是否得以避免的關鍵研究進路。

二仁溪河口區域弧菌抗重金屬及抗藥能力之研究

為了解決水箱護網必要性的問題，作者陳淑娟 這樣論述：

近年來國外許多研究顯示微生物抗重金屬與抗藥性基因能存在於質體DNA中，並跨菌種傳遞，在受污染環境下，具抗藥性的致病菌可能更普遍存在。考量國內之人口、畜牧場密度高、廢污水處理率低及處理效果差等特性，探討污染環境對抗藥性致病菌分布的影響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以二仁溪底泥弧菌物種為研究對象，比較底泥重金屬含量與弧菌抗重金屬的相關性，並檢測抗重金屬能力與抗藥性是否關聯，弧菌抗重金屬與抗藥性能力並與七股底泥弧菌、花蓮北濱菌株比較，初探不同環境區域的弧菌的耐受力差異。本研究探討的重金屬包含銅、鋅、鎳；探討的抗生素包含gentamicin、Ciprofloxacin及tetracycline。然而，本研究結果

顯示，二仁溪底泥重金屬濃度與弧菌的重金屬最小抑制濃度無相關性(P>0.05)。三區域弧菌的各重金屬與各抗生素MIC間皆未具顯著性(P>0.05)，顯示抗重金屬能力與抗藥能力間不具關聯。與七股及北濱弧菌相較，二仁溪弧菌對gentamicin及ciprofloxacin抗藥性顯著較高(Kruskal-Wallis ANOVA，P值分別為0.008及0.007)；所有樣本皆對tetracycline有極高的抗藥性，顯示此類抗生素已無法治療弧菌感染。此研究初步建構污染河川弧菌生態資訊，嘗試瞭解在此一有高重金屬污染潛能底泥環境，弧菌的生存策略；而獲知致病性弧菌的其抗藥程度，可作為公共衛生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