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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六百年：15-21世紀的全球史與環境史新敘事

為了解決法西斯主義例子的問題，作者馬立博 這樣論述：

◆最受好評的全球史通史◆   　　請先看一眼本書封面的那張世界地圖。繪製者是十六世紀歐洲地理學家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但位於地圖中央位置的不是歐洲，而是印度洋。也就是說，在當時人心中，世界的中心是亞洲。   　　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認識裡，現代世界的起源，或者說全球化的起源，始於十五、十六世紀歐洲各國向外探險而開啟的大航海時代，西方從此走上崛起之路，成為推動及形塑現代世界的核心且唯一力量。於是有關現代世界的歷史著作幾乎都聚焦於歐洲，此即「歐洲中心論」。   　　本書作者馬立博（Robert B. Marks）的目標，就是要帶領讀者

跳脫歐洲中心視角，改從更為寬廣、平等、利於展現區域互動與結構性因素的全球視野，重新理解我們現今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書中有兩條別出心裁的敘事線，貫穿它所要說的從十五到二十一世紀現代世界史故事：一是突出亞洲（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地位，二是強調環境的影響。   　　首先，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全球經濟的引擎及主角是中國和印度，歐洲為渴望接近亞洲財富的邊緣配角；因此作者在描繪現代世界的起源時，是環繞著亞洲展開，給予它應得的重視。其次，工業革命引領世界從農業經濟跨越到化石燃料工業經濟，向來被視為西方文化優越的證據，作者不以為然。他另闢蹊徑從全球面臨的環境限制這一脈絡來分析，認為這可能才是

理解工業革命發生原因及為何發生在英國的理想途徑。此外，全書不斷討論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希望幫助讀者認識與正視當代「人類世」危機。   　　《現代世界六百年》為全球史通史名著。自二〇〇二年出版以來，因為內容扼要精實，敘事流暢易讀，廣受美國各大學世界史課程採用。為與時俱進，回應當代社會關心議題（特別是各種全球性危機），也數次改版更新，本書為最新的第四版。   　　近年來，「全球史」一詞在臺灣書市上頗為熱門，也已引進不少以全球史視角為研究取徑的翻譯書，但尚無一本全球史長時段通史，《現代世界六百年》將補上這個空缺。   名人推薦   　　【導讀】 　　戴麗娟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劉　慧（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 　　馮卓健（私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好評讚譽   　　對於位處東亞的我們來說，馬立博此書可說是熟悉東亞史或是東亞環境史的讀者通向全球史的一條捷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已經習慣西方文明主導論的讀者而言，若要重新平衡看待東、西方發展，瞭解人類與環境互動所形成的全球史，本書無疑也是絕佳入門。──戴麗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本書可以說是大眾版、更具社會關懷的《大分流》。少了許多經濟史細節，卻多了全球環境一體、息息相關的提醒。對於想以不長的篇幅讀

到對現代世界起源與形成全面性介紹的讀者，本書相當適合。──劉慧（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馬立博以淺顯易懂的文句，提煉出過去六個世紀的歷史精粹。本書真正採用全球視角且深入考量環境脈絡，是理想的課堂讀物：可以啟發思考及討論，偶爾也會激發不同的看法。──約翰・麥克尼爾（John R. McNeill），喬治城大學   　　▲這次的新版在保持簡潔、好讀、緊密與當代關心議題連結的同時，也強化了原書的優點。書寫不偏不倚，但不流於枯燥乏味，相信能在課堂上激發討論火花，這是傳統教科書難以做到的，所提供的基本敘事也有助於規劃一門有吸引力的世界史課程。──彭慕然（Kenn

eth Pomeranz），芝加哥大學   　　▲內容出色、觀點新鮮、論述有力而且有效。馬立博明顯針對大多數世界史教科書的歐洲中心論傾向，並發展出一套有效且有憑有據的論述策略來指正歐洲中心論的問題。書中的觀點很有啟發性，文字也淺顯易懂、引人入勝。很適合用於世界史導論。──范德（Edward L. Farmer），明尼蘇達大學   　　▲《現代世界六百年》顯然是市場上現有最優秀的一本世界史書籍。本書的主要優點是非歐洲中心的視角、清晰的敘事與簡練的文字。我願意（也已經）誠心誠意地把這本書推薦給在這個領域執教的同事，以及其他在尋找一本世界史快速入門書的讀者。──莎拉・科夫納（

Sarah Kovner），佛羅里達大學   　　▲論及所設定議題最深刻的世界史，大家總是首推《現代世界六百年》；本書提出的總體看法相當成熟，著重於人類活動和環境史，並且能激發讀者從全球視野進行批判性思考。──埃德蒙・柏克三世（Edmund Burke III），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   　　▲了不起！在我三十幾年的教學生涯裡，《現代世界六百年》無疑是同類型書籍中最優秀的一部。全書文字簡潔明瞭，內容卻極其全面，把當前在世界史方面的所有思考加以彙整，成果非常理想。──保羅・索隆（Paul Solon），麥卡利斯特學院   　　▲我好愛這本書——更重要的是學生

也愛。說到用易於閱讀及理解的方式清楚表達出全球觀點，《現代世界六百年》無可匹敵。──托瑪斯・塞勒（Thomas Saylor），協和大學  

法西斯主義例子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詩的交涉──兩岸戰後新詩的話語形構與美學生產

為了解決法西斯主義例子的問題，作者涂書瑋 這樣論述：

本文提出「詩的交涉──」此一概括式的比較研究修辭，指出兩岸當代詩的研究必須跨越交流、對話的層次，而將「兩岸詩」重新放置在一個不斷變動與自我修正的歷史／語言空間裡，重新回到每一個歷史語境與詩歌探索的交會處上，考察兩岸當代詩「道德–審美」姿態在新詩文本內部呈現的「指向性」修辭結構與範疇的共性，也就是──指出兩岸當代詩人及其作品，介入當代新詩書寫場域與權力形構的不同方式，也就是如何透過闡述自我心象與世界的關係、對詩歌「現代性」的不同承接與延續路徑、對「後現代性」的語言及想像實踐，以及女性詩人如特透過特定語言戰略與技術，反抗男性／權威／社會的文化共謀結構。本文試圖從「自我意識」、「現代主義：歷史／時

間」、「後現代主義」、「女性詩學」四個主題，切入兩岸在戰後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新詩景觀，並做出美學特徵上的比較研究。在「自我意識」相對於「現代性」的關係上，右翼法西斯時期的台灣，是個人主體的追求與定位、向外拓殖、「走出去」的現代性，在革命左翼的中國，是人性尊嚴的修復與回歸、向內固守、「走進來」的現代性；而在八〇年代「現代主義：歷史／時間」的美學維度上，兩岸詩人承擔歷史／時間的感覺結構也不同，台灣偏向「抒情傳統」的現代主義，中國偏向「啟蒙」構圖的現代主義。兩岸詩人面對「傳統」的態度，都是將「古典」與「傳統」視為建構民族精神與文化典型的重要資源，問題是如何親近、擷取「傳統」，並以現代主

義的技法重新「發明」「傳統」；「後現代主義」方面，台灣具備「世代／語言」到「主體／理念」的位移軌跡，中國是口語化、反權威、反崇高為美學主導模式；「女性詩學」方面，台灣偏重多元議題，屬於走向社會──女性話語的多元化實踐，中國偏重語言本體，屬於走向自身──女性話語的語言化實踐。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為了解決法西斯主義例子的問題，作者鄭安齊 這樣論述：

閱讀德國轉型正義的紀念史，重審台灣百年不義歷史與暴政結構。 　　如果暴政的受害者已然消逝，我們該何從哀悼？ 　　如果加害者的面目模糊，我們該如何指認？ 　　如果不義的塑像已被高高豎起，我們的選擇是否只剩拆除？ 　　如果受難者的紀念碑遲遲無法建立，我們怎麼一起合作？ 　　閱讀本書，重新審視台灣百年的不義歷史與暴政結構。藉由德國轉型正義中的文化實踐案例，作者走訪、爬梳、研究，嘗試指出一種可能的方向：一個不再需要紀念碑的時刻。 名人推薦 　　──共同思索未來，跨領域推薦必讀── 　　前端傳媒台灣組主編何欣潔／作家吳音寧／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林木材／駐德自由記者林育立／中山社

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林傳凱／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邵允鍾／轉角國際專欄作者阿潑（黃奕瀠）／作家馬翊航／不義遺址研究者張維修／C-LAB 策展人、前《藝術家》雜誌總編輯莊偉慈／新加坡電影節前策展人、台灣國際人權影展選片人郭敏容／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陳佩甄／東吳政治系教授陳俊宏／政大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陳虹穎／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創會理事長、《台灣同運三十》作者喀飛／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RCA員工關懷協會組織工作者賀光卍／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黃丞儀／台大城鄉所副教授黃舒楣／台灣文化法學會理事長、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廖凰玎／藝術家、台藝大雕塑學系助

理教授劉千瑋／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劉文／策展人、東海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蔡明君／陽明交大人社系副教授蔡晏霖／鄭南榕的女兒、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鄭竹梅／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劇作家、大慕影藝內容總監簡莉穎／《毋甘願的電影史》作者蘇致亨／北藝大助理教授、作家顧玉玲／策展人、南藝大藝創所副教授龔卓軍 推薦文 　　鄭麗君，前文化部長── 　　我一直相信，轉型正義工作除了是法制工作、政治工作之外，更必須是一個文化反思運動，才有可能藉由重新面對歷史記憶，重建正義觀，讓整個社會的民主脫胎換骨。《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為我們指出，人如何可能通過藝術與文化的實踐，不斷與遺忘搏鬥，又會在其中遭遇什麼挫折，對轉型正

義之路從來顛簸的台灣而言，宛如一種「堅持到底」的召喚與提醒。 　　何欣潔，前端傳媒台灣組主編── 　　從各種意義、各種尺度上看來，現在都是最適合閱讀《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的時刻：台灣史上首度官方設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在2022年5月底退場，留下諸多未竟之業；國際戰雲密佈，俄烏戰爭迄今未歇。隨著「冷戰」重返人間，威權的陰影也再度籠罩世界各角落。盤整人類對抗威權的記憶，我們不只需要文字，更要讓記憶長出形狀，變得看得見、觸得著、得以身在其中，長出全新的思想與行動的力氣。 　　黃舒楣，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BLM運動影響跨界，曾推倒邱吉爾雕像而引發爭議。然而紀念碑、

銅像相關的記憶政治絕非新聞。鄭安齊這本細緻的考察研究，以德國歷史脈絡為主的探索，呈現了紀念碑在19世紀之逐漸增加，如何有效地協助建立了國家和人民之間的認同關係，透過物質及特定藝術形式，象徵物如何具體化記憶敘事，間接促成了政治的美學化，維繫政權更迭存續正當性相關的歷史敘事之延續或斷裂。所謂「過去」不一定很遙遠，如此書清楚指出，1951年，戰後西德首座紀念碑，與其說是追憶不過三年前之「過往」，更像當時呼應冷戰進行中的物質主張。 　　這本書即時出版，可讓難以自外於「記憶安全(mnemonic security)」、記憶武器化的華語圈讀者們提供很好的參照，畢竟不論是興建紀念計畫或重訪舊廟堂，人們的熱情

表達或冷漠忽略，都直接或間接地回饋了公共記憶的「形狀」如何存續。 　　 　　顧玉玲，北藝大助理教授，作家── 　　記憶是多重且流動的，紀念卻不免壟斷、排他。本書以詳盡的歷史考查，搭配具體影像，並設計生動的圖表，呈現德國記憶工程的文化實踐與實驗，進一步追問：由下而上的紀念協商是可能的嗎？對於當下的台灣特別受用。以碑為鑑，民主化是永遠的現在進行式。 　　邵允鍾，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 　　紀念碑的創作作為一種介入記憶政治的藝術行動，背後複雜的辯證在本書獲得淋漓盡致的討論。作者積累多年的研究成果一次呈現，除了知識含金量極高，書中針對具體個案的評論也往往蘊含深刻洞見，為德國的轉型正義提供了獨特而珍

貴的觀察視角。 　　張維修，不義遺址研究者── 　　紀念碑是權力鬥爭的結晶，在空間中傳達意志、記憶與價值，它們從來都不中性，而紀念碑是目的，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妨從本書爬梳紀念碑如何形塑共同體的德國歷史經驗，民主與極權、甚至納粹如何利用紀念碑來治理國家。 　　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創會理事長、《台灣同運三十》作者── 　　對抗遺忘，才能讓迫害的歷史不會一再上演。德國透過紀念碑/紀念標誌面對記憶、回應受迫害者的經驗、反省歷史。其中包括了戰後半世紀1993年才開始倡議、2008年揭幕的「納粹時期受迫害同志紀念碑」。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深入各紀念碑/紀念物建立過程的權力角力

和辯證、民間意見進入決策歷程，讓人看到德國社會投注於平反和修復的豐富論述與經驗。對於近年高喊「轉型正義」、最常被關注的仍僅是政治犯平反的台灣，如何指認、平反白色恐怖期間同志遭遇的迫害，本書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賀光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ＲＣＡ員工關懷協會組織工作者── 　　正如同在台灣30年的工傷／殤運動中，工傷者與亡者家屬企圖用工殤碑，來重省、尊重、提醒壓迫歷史的存在，讓傷痛與怨恨推動社會朝向和諧共存前進。透過此書，讓我們參照與梳理受難者的紀念模式，並提醒我們持續由下而上的實踐，才能避免階級壓迫的記憶被遺忘。 　　林木材，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作者以強烈的觀察

意識，從東西德合併前後，以紀念碑、紀念館、歷史遺址、藝術機構等為主體，探索暗藏其中的歷史故事與創傷痕跡，成為一扇我們思考轉型正義的重要明鏡。 　　莊偉慈，C-LAB 策展人、前《藝術家》雜誌總編輯── 　　紀念碑所代表的意義，遠超過造形所能揭示的內容，而人們多半很難一眼看穿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 　　鄭安齊透過深入的研究與書寫實踐，帶著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紀念碑的設立，如何重構人們的記憶。特別是這些被建構出來的文化記憶，多半具有受調控或被簡化的疑慮。雖然紀念碑總被視為一個能填充歷史記憶的憑弔之所，但鄭安齊的文字也提醒我們：紀念碑的出現並非轉型正義工作的終點，相反地，在揭幕的那一刻，相關歷史事

件的處理工作，才正要開始。 　　陳佩甄，政治大學台文所助理教授── 　　此書基於台德間的參照與「紀念的形式」探討歷史轉型，並不以單一國族論述、範式化的形式為準則，而是呈現有機連動的語言、藝術、性別、情感如何塑造出紀念的形狀。以紀念為引，此書細緻地重讀20世紀德國重要的歷史事件，將已知的資訊作為記憶之線，編織出未知的心靈之所。 　　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如何「哀悼」威權的記憶並不只是一個歷史的問題，而是當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議題。在戰爭持續燃燒的歐陸，這片必須處理同時納粹與蘇聯共產壓迫的現場，紀念碑並非單一敘事的傳承，更是錯綜復雜的創傷生命的延續。 　　陳虹穎，政治大學創新國

際學院助理教授── 　　作者透過本書，提供都市、景觀、建築、政治、社會與藝術文化愛好者，一場生動的德國紀念地景的紙上走讀。透過他深入淺出的梳理，讀者將能一同思考：紀念碑／物如何書寫東西德從對立激化到統一的歷史？紀念碑／物的空間設計與物質化，如何為（創傷）歷史提供索引？甚至，紀念碑／物的生產或取消，如何反映德國社會為「轉型正義」求解的民主化過程？ 　　蔡晏霖，陽明交大人社系副教授── 　　多年前，我還沒在街頭認識本書作者鄭安齊，就已經先認識他以藝術介入社會的精彩作品。多年後，我讀了《不只哀悼》，更驚豔於安齊能將德國社會透過藝術「處理歷史」的複雜歷史，梳理得如此清晰有力。原來，為轉型正義賦形的過

程，即便在德國也一路崎嶇。本書有脈絡、有方法，更有反思，值得每一位關心轉型正義的台灣讀者借鏡。 　　蔡明君，策展人、東海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我的台灣啟蒙，來得非常晚，那是在27歲隻身到國外求學後，透過許多對話與觀察感受到文化衝擊，且很大一部分是對自己的文化。期間去到德國旅行的經驗更是帶來巨大的震撼，當時參觀紀念碑與博物館，讓我想進一步探索台灣做了些什麼。在序言最後，作者掠美紀念碑藝術家約亨．蓋茨的概念說到：「願我輩會是最後一個需要研究這樣事務的世代[...]。當社會自集體至個人，都能常對歷史持警醒態度，並將公益實踐於現世之時，那就再也不需要任何的紀念碑了。」 　　本書從歷史發展、

案例分析來到當代討論，細膩整理出這些文化工程與歷史、政治、生活以及藝術創作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每個篇章都發人省思，提醒作為藝術文化工作者的我們，在轉型正義與人權議題上擔負著開啟更多對話的角色，需一起繼續努力，朝向不需要紀念碑的那一日前行。

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

為了解決法西斯主義例子的問題，作者曾立維 這樣論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陸續展開鐵路、築港、道路、通訊等基礎建設，以做為統治開發臺灣之需。臺灣總督府在面臨不同時期的官民通訊需求，提出了不同因應措施，透過說明總督府革新措施的執行情形，可了解總督府在通訊發展中主要著重於哪些方面，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想法。基本上，日治時期臺灣，近代通訊電報電話事業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一)、1896年至1908年是電報電話事業萌芽期。(二)、1909年至191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快速擴張期。(三)、1918年至1927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緩慢成長期。(四)、1928年至1936年是電報電話事業革新期。(五)、1937年至1945年是電報電話事業的急速擴張時期。日本統治剛開

始時，以「速成急設」策略下開展的近代通訊事業，在臺灣民間社會對近代通訊設備使用的需求不大時，並未發生太大不便及問題，因為如電話這樣網絡型服務中，要產生所謂網絡外部性現象後才有可能快速的擴張。在總督府的推動下，近代通訊電報電話的業務服務據點，至少於第二個發展階段時，已在臺灣社會有一定的普及度。這樣隨著對於電報電話使用數量增加後，先前建設時採取的應急兼用之措略，開始有破綻出現，也就要民間對通訊設施有更大需求，而與官方需求開始產生差異。由限制臺灣電報電報事業發展的兩個主要問題，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開通問題，及臺日海底電報線故障通訊能力不足問題，可看出總督府官方與民間商工業者，彼此對通訊需求的差異。對於

總督府的通訊需求來說，初步的全島性通訊網的達成，以及改善統治機構間聯絡的不方便是急切重要的，但是進一步的提高通訊品質，則未必是那麼急切要進行的事務，而這正是民間商工業者的需求。此反應在對總督府來說，治安、行政網的通信基礎建設目標達成後，就進一步促使電話交換局和電話用戶更加普及，讓電話通信網絡更能發揮其功用及優勢，是較缺乏動力且不具積極性。在1920年後，臺日間因3條海底電報線故障導致的電報傳送延遲、停滯，甚至完全不通的情況。對於常常利用臺日間電報通信的商工業者來說，其所需要的是一個能長期穩定且具有充足容量可供收發，又快速不延遲的電報通訊系統。這也是為何民間商人組織如臺北商工會，總是比起臺灣總督

府更重視臺日間電報通訊設備不足之問題，及提出許多具體改善措施。若與大約同時期電話用戶申請加入未能開通問題相比較，對於兩者最常利用的商工營業者來說，由全島實業大會各時期提出給總督府的意見來看，則與日本國內電報通信的能力提升及時間的縮短，比起電話用戶擴張問題，才是他們比較重視的議題。這也剛好反映在總督府對於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態度上，相對於總督府對電話用戶擴張態度的消極，則對臺日間電報通訊的改善擴張上，是較為積極且快速。就臺灣經營者來說，日治前期因未感受到新通訊設備對其經營有何益處時，當然不會引起商家們去裝設。等到網絡外部性的效應出現後，對其經營上確實有其效益，則反而是臺灣人街庄紛紛要政府當局儘速裝設

電話。對臺灣的經營者來說，只要是對經營有所幫助，日本人帶入的新經營模式或觀念臺灣人不會排斥。在1930-1941年，電話用戶申請未開通者中，臺灣人在多數時間都在6成左右比例，高過日本人的比例，由此可看出臺灣人是頗為希望能裝設電話，只是事與願違，未開通停滯數量較日本人多，不然日治時期臺灣人用戶占電話總用戶比例應也不止三分之一而已。然而，進入戰爭體制下雖使得電話用戶數比起先前有不小的擴張，但對電話申請加入的不良影響，在於被限定於與戰爭相關事業。在戰爭期間，當整體用戶數量仍在增加的同時，在1941年起臺灣人用戶數量就已呈現減少的情況，這反應在1936至1942年，臺灣人用戶占整體用戶比例大幅度滑落了

8%。這些數字代表著進入戰爭的電話加入限制，與日本人相比，似乎多點是限制到臺灣人電話申請加入方面。若就這時電報、電話兩者的關係來看，電話通訊方式在1910年代網絡外部性效果出現後，市外電話通數呈現大幅度增長。也就是說，因商業發達而產生的更多及時通訊需求，主要是依靠電話來傳遞而非先前的電報。臺灣島內電報收發數量實際成長就變得較為有限，電報事業原以島內市場為大宗，1911年後也逐漸變為以臺日間市場為主。然而，若從整體臺灣對內對外資訊快速傳遞的市場來看，仍有相當大區塊是那時電話普及率所無法觸及，也因此電報可以說是繼續延續著在這些區塊的優勢。事實上，在日治時期無論電報或電話的提供者都是官方總督府，因此

兩種通訊工具並沒有競爭關係，反而是互補、相容或共用，兩者的互補關係的例子就具體表現在臺灣報紙的採訪消息的傳達上。事實上，人們意識上的共同性來自於報紙內容，而報紙內容則依靠電報電話的快速傳遞給編輯者才得以形成，故這亦是近代通訊對於臺灣為一體性統合現象形成之貢獻。最後，雖在日本統治結束時，電話用戶占全體戶數比例仍有限，然而，我們不能以現在電話已朝向個人化角度去看這個數字，回到日治時期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在自宅個人使用，而是屬於官方機關、社會團體或各類營業地點的多人使用，因此雖僅是一個用戶，使用電話者可能會很多。由日記中可看出，因電話多是在工作場所來利用，所以一個人使用電話的頻繁度，則會因

職業別改變而有落差，這並非個人習慣改變，而是環境改變始然。總之，日治時期人們生活內容受電話的影響是遠高於用戶數量所呈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