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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之研究

為了解決流傳千古同義詞的問題，作者范麗梅 這樣論述：

　　先秦兩漢文本書寫的具體面貌是研究中國經典解釋的重大課題，近幾十年來簡牘帛書大量出土，提供了極具效益的研究材料。本論文以《詩經》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出土與傳世《詩經》異文的搜集整理，從漢字體系的性質與文本書寫的角度討論先秦兩漢《詩經》文本書寫流傳的具體面貌，以及說明各家解釋的基本方法與差異內容。論文在各章節以《詩經》「書寫文本」為中心，討論與此相關的各項議題，包括回應目前學術界的相關意見等，總結以下六點結論：　　第一，《詩經》異文形成於漢字體系之記號化與反記號化：本論文擬訂「異文關係構圖」，說明異文形成於漢字體系的「寫詞」層面。這一種寫詞模式的特點是：一個字形表達多個詞義（一字表多詞）

與多個字形表達一個詞義（多字表一詞，本論文稱為「異文組」），由此造成多個字形表達多個詞義（多字表多詞，本論文稱為「異文群組」）。同時論文又舉《詩經》異文實例說明漢字體系結合《詩經》文本解釋而產生記號化與反記號化的現象。「異文組」研究方法的提出，有助於先秦兩漢傳世與出土文獻字詞的考釋與解讀，回應目前學術界對於出土文獻考釋異說紛陳的問題。　　第二，先秦兩漢《詩經》文本以變動固定之交互方式流傳：本論文指出先秦兩漢《詩經》以口耳傳授和書寫文本的方式流傳，同時書寫文本是以一種「異文」雜出的「變動性文本」以及「本字」尋求的相對暫時「固定性文本」的互動方式流傳的，先秦兩漢任何一個《詩經》文本都只是一個相對暫

時的「固定性文本」。《詩經》文本的變動性與先秦兩漢發生的相關學術史事件有若干連繫，包括秦火、隸變、今古文等，然而其中的因果關係與目前學術界的認知稍有出入，本論文對此進一步釐清。　　第三，西漢三家《詩》傳承戰國魯楚、齊、三晉學術系統：本論文分析傳承人物的時代與地域，指出各家《詩經》文本具有多種方言的複雜性質，足以說明各別家派分立不是基於文本的單一地域或時代的緣故，因此博士官設立之初與《詩經》文本來源和傳承的地域無關。唯三家《詩經》博士官與戰國學術流派關係密切，可分為魯楚與魯詩、齊稷下與齊詩、三晉與韓詩等三大系統，至於《毛詩》則屬於各諸侯王之間的眾小系統之一。此外，論文比對傳世與出土《詩經》文本用

字，說明任一學派的《詩經》文本用字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無法僅依用字來區別所屬詩派。同時認為阜陽《詩經》、〈碩人〉銘神獸鏡、武威漢簡《儀禮．燕禮》引《詩》、上博〈孔子詩論〉皆是當時用字同異互見的眾多變動性文本之一。至於熹平石經《詩經》則是為尋求固定性文本而刊刻的。　　第四，兩漢《詩經》解釋著作的類型名稱與內容多混淆通用：本論文指出以變動或固定《詩經》文本所發展的解釋著作，其型態具有多種不同的類型與稱名。《詩經》文本與解釋著作在傳授過程中，可能產生增刪更改，或後出取代前出，或旋出旋亡，各學派的文本與解釋內容都存在部份相同與歧異的情況，無法確鑿區分學派差異的標準。其中解釋類型的稱名只是就最初解釋方

式著眼命名而已，在往後的文獻引用中多相混不定，同時解釋著作多先有解釋內容，隨著不同階段的集結之後才有稱名，因此後世依據解釋方式所訂定的區分標準，實無法區別所有解釋類型的稱名。至於解釋內容亦往往相互通用，不能僅據內容來斷定解釋類型的稱名。兩漢《詩經》解釋著作的內容龐雜，大部份與先秦以來各類單篇別行之作類似，論文又以上博〈孔子詩論〉、〈子羔〉與阜陽《詩經》殘片為例，說明面對這些單篇別行之作，不能以其內容來判定其必為《詩經》某一類型的解釋著作，相對的，更不能以後世漢代命名的類型來反推先秦單篇別行之作的類型稱名。　　第五，《詩經》文本以聲訓方法促成詩無達詁之解釋空間：本論文指出變動或固定《詩經》文本的

解釋著作立足於「多字表多詞」的基礎，以「詩無達詁」為解釋觀點，又以「聲韻訓釋」為解釋方法。本論文例舉四個異文群組說明「《詩》無達詁」發生的必然性，從中可見漢字體系詞義表達的混淆。論文又舉傳世文獻所引《詩經》解釋著作涉及「聲韻訓釋」的部份進行說明。同時比對《詩經》的「異文」與《毛傳》、《釋名》二書「聲韻訓釋」的情況。　　第六，《詩經》文本以異文群組多字表多詞建立解釋論題：本論文指出《詩經》各類型解釋著作多由「多字表多詞」的理解與訓釋基礎出發，經由多個不同字形與詞義的選擇，擴大推闡詩句與詩旨以建構一套思想體系，或是普遍性的解釋論題。本論文例舉六個「多字表多詞」的「異文群組」來說明先秦兩漢《詩經》相

關解釋的思想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