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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為了解決清代台灣貨幣的問題，作者FedericoMarcon 這樣論述：

走入江戶本草學者的世界 認識近世日本探索未知，建構自然知識的歷程   　　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只發生在西方？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也曾嘗試有系統地整理自然知識 　　江戶時代累積的研究成果，明治維新後融入近代科學，也影響了臺灣   　　重新認識在亞洲近代化過程中，被遺忘的一頁知識史   　　★普林斯頓東亞研究專家費德里柯．馬孔顛覆認知、開創視野之作 　　★深入江戶日本的社會文化，看本草學者如何掌握時勢，盤點自然，開創新知！　 　　★跳脫東西文化大分流的刻板印象，看見從江戶日本到近代科學的連續發展 　　★科學史、環境史、博物學領域學者共同推薦

  　　在古代日本，未開發的自然被認為是神聖的空間，人類不能輕易跨入。但這樣的自然觀，到了江戶時代卻發生重大轉變。有一群本草學者，開始有系統地研究自然、認識自然。幕府時代的後期，也曾發展出與近代歐洲相近的開發自然、富國思想。明治維新之後，江戶時代累積的本草學研究成果，被吸納進西式的學科分類中，對臺灣也曾產生深遠的影響。 　 　　過往史家認為，科學革命、啟蒙運動都發生在西方。本書顛覆了這種刻板印象，指出在德川時期（一六○○—一八六八）曾經發生近似的知識革命。   　　十六世紀末，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從中國傳入日本。日本的學者雖然深受影響，卻也很快發現：來自中國的自然知識在日

本無法完全實用。時值戰國時代結束，德川政權穩固，社會經濟開始發展，新知識得到發展的空間。漸漸地，本地學者開始研究日本本草，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本草學。   　　日本第一部原創藥物學百科全書——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即是在這樣背景下問世。貝原益軒曾表示，他的研究目是提供本國人民具體幫助。到了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在位時，更是對日本動植物物種發動了全面性的調查，由本草學者主導，各藩國配合提交「產物帳」。德川吉宗更參考普查所獲得的新知，進行農業改革，並建立國家贊助的藥園。   　　本書帶領我們進入江戶時代蓬勃發展的本草學，一探其中豐富奇妙的知識史問題：   　　◆日本為何

能發展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本草學？——從以中國的《本草綱目》為典範，到注重觀察本地自然、發展本地知識。 　　◆幕府、藩國怎樣贊助、培養新一代學者？ 　　◆貝原益軒、丹羽正伯等學者如何整理本地自然知識？ 　　◆日本學者為何在十八世紀進行全國的物種普查？ 　　◆幕府將軍，各地如何搜集資訊編纂「產物帳」？ 　　◆本草學問如何影響經濟改革？十九世紀的「薩摩經濟奇蹟」，背後有本草學者運籌帷幄？ 　　◆日本近世自然觀的轉變，與西方近代自然觀有何異同？ 　　◆明治維新之後，本草學與西方科學的關係，是斷裂還是融合？   　　這是在亞洲近代化過程中，被忽略的一段知識史。馬孔帶著

我們，跳脫西方科學發展史的視角，深入日本近代的一場知識革命。除了讓我們更加認識知識生產、典範創造的過程，打開「何謂科學？何謂知識？」的想像，也帶給我們一個重新認識亞洲，認識亞洲近現代化歷程的寬闊視野。   本書特色   　　1. 本書收錄日本生物物種、花草圖鑑等黑白圖片超過五十張，讓讀者閱讀本書的同時，感受江戶本草學在兩百多年間的發展中，歷代日本繪師、標本製作專家觀察細膩、畫工與作工精緻的展現。   　　2. 本書乃英語世界東亞研究領域中，第一本詳細談論日本江戶時代科學史的著作，可謂日本科學史與自然環境史研究的先聲，更是國內第一本相關領域的譯作。   　　3. 本

書為國內少見的東亞科學史相關作品，可以作為國內讀者認識科學與社會史、博物學、醫學與藥學史等相關領域的第一塊入門磚。   　　4. 臺灣讀者雖然已相當熟悉日本文化，但是卻很少人瞭解到，大家喜愛的所謂「日式」、「和風」風格，像是浮世繪、花鳥畫，其背後都是受到江戶本草學發展的直接影響，特別是有關於圖鑑與標本製作上所影響的日本美學風格。   專文導讀   　　張哲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資源環境系副教授   　　自然史專業聯合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林益仁　生態學家、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副教授 　　黃貞祥　清

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科普專欄GENE思書軒主筆 　　蔡思薇　自然史學者、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   專家推薦   　　★閱讀江戶日本的本草學史，對我們來說並不只是閒情偶寄的異域趣味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也是瞭解傳統知識生產與實踐，以及如何過渡到今日的重要鎖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   　　★日本是個盛產博物學家的國度，數位天皇與皇族皆在自然史研究上有頗高的學術造詣。然而，和西方自然史源自於自然神學、欲彰顯神的榮耀之基督教傳統有別，日本自然史傳統係源自於研究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的本草學。這本好書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耙梳大量中、日兩國的關鍵史

料，讓我們能夠清楚掌握日本自然史的早期發展脈絡，並且省思如何在保有自身文化傳統的情況下，擁抱現代科學來豐富我們對自然和環境的理解與認識。——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科普部落客／Gene黃貞祥   　　★臺灣人飲食日常充滿「藥食同源」，因此「本草學」之於我們，並不是艱澀的字詞。而貫穿本書的正是「本草學」，不論是幕府本草學如何轉變為現代自然史，還是各種地方組織與人物所編織起的各式內涵，從地瓜到鳥獸，將軍到平民都為此著迷。作者將近代日本本草學，放入社會脈動、資本主義、物質社會、日本政治情勢及對外關係變化密切，生動地編織起一張玲瓏的歷史之網。關心東亞歷史與社會、環境史、自然史，抑或是熱愛本

草學在亞洲發展流變，都不能錯過本書。——自然史研究者、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蔡思薇   　　★馬孔大膽挑戰「唯獨西方發展科學除魅」的過時觀點。日本的本草學學者，就像近代歐洲的科學家一樣，以系統化的方式把自然原先整體的生態系統，改造成可以被分析、操縱、控制的獨立個體。這項引人振奮的研究，將日本獨特的科學發展軌跡，置於商品文化的增長和學者專業化這兩大脈絡之下。——費正清獎得主、聖母大學歷史系教授／茱莉亞．艾德妮．湯瑪絲（Julia Adeney Thomas）   　　★對於日本與自然環境之間相處的歷史，本書開啟了一個有趣的視角……本書不僅止於討論日本對自然界中事物的研究，同時

也討論自然學者階級的興起與自我認同、相關專業領域的定位、市民大眾熱衷於自然史研究的風潮，以及對自然世界的陳列與鑑賞……這本書無論從近世科學史、自然史，抑或是德川日本文化的角度來看，都是一本必讀佳作。——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梅隆講座教授（Andrew W. Mellon Chair）／那葭（Carla Nappi）   　　★書市充斥著太多包含許多偉大思想家的書籍，但卻很少有書可以像本一樣包含著那麼多有價值的思想。這本書是一個既偉大，又博學、細膩的研究；它同時也是一個有關日本近世時期發人深省的工作成果。——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大衛．豪威爾（David L. Howell）   　　★

這是一本既豐富又充滿細節討論的書，它同時也深度討論本草學的方方面面。這本書將會吸引跨學科的眾多讀者，包含日本與東亞史家、科學史家、環境史家等等……它代表著學術新浪潮的一部分，讓我們對東亞科學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本優秀的書也意味著將引發讀者閱讀的興趣，以及作為一本任何東亞科學史課程書單上必讀的書。——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與翻譯系教授／孟瀚良（Florin-Stefan Morar）   　　★本書是英文世界裡第一本關於近世日本時期「自然研究」的專書，企圖在自然的現代性議題上，挑戰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加拿大歷史學報》（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義大利的日本史專家費德里柯．馬孔以聰穎的分析與犀利的筆鋒，向西方的讀者首次引進日本近世史時期的自然史研究成果。一六三七年首次在日本出版的《本草綱目》，引發了自然研究的首波革命浪潮，同時也鼓舞了當時的自然學者們去開拓自然史並深化日本科學的發展。這些自然學者是誰？他們如何產生並融入日本社會？他們又做出什麼貢獻？這些問題都巧妙地被羅織並解答在馬孔的敘事當中。——《自然史檔案》（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本書對東亞科學史提出了創新的觀點，並以比較的視角重新評估與近代歐洲科學之間的差異。——《伊西斯》期刊（Isis）   　　★費德里柯．

馬孔所講述的本草學歷史極其豐富，這段故事也幫助我們填補日本近世時期的研究成果。在本草學的科學發展和知識論轉移上，本書同時聚焦於自然知識的演進以及對自然考察的詳細研究上……這是一本有趣又不失嚴謹的著作，本書必將持續成為日本近世時期思想研究的指標讀物。——《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它翔實地考察了在社會和階級脈絡下，德川日本時期如何製造並使用自然知識；而普遍認為日本科學的發展是西化過程的結果，本書對此也提出深刻的反思。本書考察的範圍不僅僅是科學史，還包含環境研究、經濟史、圖鑑的出版史，以及藝術史，這種豐富程度可

以最大可能地服務廣泛的讀者群。——《日本研究學報》（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日韓的不幸就是位處中國旁邊：岡本隆司告訴你的東亞歷史結構 (博客來獨家)(《朝鮮的困境》+《中國為何反日?》)

為了解決清代台灣貨幣的問題，作者岡本隆司 這樣論述：

韓國：我不是「屬國」！ 日本：我不是「倭寇」！ 日韓的不幸，就是位處中國旁邊！ 韓國：廢除漢字 日本：脫亞入歐 「限韓」、「仇日」沒問題，日韓脫離中國反而會說自己很幸福！ 中國社會如今瀰漫「反日」、「限韓」氛圍，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它是單純民族主義的展示嗎？ ＝＝＝＝＝＝＝＝＝＝＝＝＝＝＝＝＝＝＝＝＝＝＝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從東亞歷史發展進程分析，觀察處於中國旁邊的日本與朝鮮，帶你進入十七、十八世紀動盪的東亞世界，重新認識中國、韓國、日本之間的糾纏關係。在岡本隆司筆下，東亞五百年歷史就是朝鮮與日本如何在「華」的陰影下，用盡辦法撕去「夷」的標籤過程，而這些過程正能為至今猶在的歷史

後遺症提出一種解釋。 　　《朝鮮的困境》分析外緣因素——即對外關係的政策——如何影響朝鮮王朝的自我定位，而這深受清國「屬國自主」關係所影響。中國在乎「屬國」，朝鮮則追求「自主」。雙方的各自表述使朝鮮能游走在中國、日本、西方列強的夾縫中求生，甚至「獨立」。但同時，作為中國「朝貢體系」和西方「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新場域，朝鮮最終陷入受制於各方勢力的困境，「自主」、「獨立」與否也不由自己作主。 　　《中國為何反日？》分析十七、十八世紀的明、清國與日本國在結構上的差異，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解構中日對立的因由。「海禁」政策使日本在十六世紀時成為中

國最大的走私貿易國，日本被指認為「倭寇」，而由抗倭」這段歷史便形成所謂「反日」的思考原型。同時，日本也嘗試引進西方「現代化」藉此擺脫中國的影響，尋求成為「日本」的方向。 　　＝＝＝＝＝＝＝＝＝＝＝＝＝＝＝＝＝＝＝＝＝＝＝ 　　█二冊內容介紹： 　　《朝鮮的困境》內容介紹 　　 　　「如何一面維持政體，一面調整與穩定各國之間的權力關係，自西元十七世紀起，此事不僅是朝鮮半島的問題，也是維護東亞秩序與和平的歷史課題。」——岡本隆司 　　在現今大眾所熟知大韓民國之前，其實在十九世紀時，朝鮮（或韓國）在日清之間，以及西方列強環伺之下，曾成立「大韓帝國」，最長不過十年光景，最短也僅持續五年。而這一段

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究竟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自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東亞「朝貢體系」之下，朝鮮一直是明和清國（宗主國）的「屬國」，雙方建立了穩定的「宗屬關係」。而朝鮮跟日本則是以「交鄰體制」展開互動。然自西元十六世紀始，由於白銀奔流，世界各地開始合而為一，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變得日益關鍵，不僅成為東西方大國的關注焦點，也逐漸形成「朝貢體系」和「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東亞新秩序。面對此新秩序所導致的國際政治困境，朝鮮也產生了追求「自主」的意識。時至清末，面對「條約體制」的衝擊，清國為了展示朝鮮是它的「屬國」，而展開各種「保護」與「干涉」的動作。對於此舉，朝鮮不僅展開各項外交攻勢，跟日本及

西方大國談判與締約，同時也發生多次政變，力爭「自主」。 　　書中透過朝鮮王朝時代出色的外交官——金弘集被殺的歷史，指出在朝鮮王朝裡，單一地以親日、親中、親西方或以主張朝鮮獨立的立場自居，都不能為朝鮮帶來長治久安的局面。而金弘集靈活地在不同立場中遊走，為朝鮮增加平衡籌碼，曾經以「親中」派身份，與清朝合作甚密，且借清朝之力，抵制國內親日派的力量；又力陳要多引入日本的開化思想，借日本的「交鄰」現代化身份，推翻國內帝制的傳統保守派別。可惜，最終被獨立派人士視為眼中釘，結果遭到暗殺。這結局猶如呼應朝鮮最後雖宣稱「獨立」並建立「大韓帝國」，卻仍淪為列強的角力戰場，於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 　　

　　《朝鮮的困境》一書，學者岡本隆司不僅對近代的日、清、韓三國關係與東亞新秩序進行了獨特而細膩的分析，道出了朝鮮從「屬國」到「獨立自主」，當中不同國家在這個半島內力量的角力戰，以及發生在朝鮮半島內部的矛盾，最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一段艱困的、值得深思的民族國家史，此書也讓我們得以借鑒——處在中美大國之間的小國臺灣，如何定位自身並思考未來。 　　＝＝＝＝＝＝＝＝＝＝＝＝＝＝＝＝＝＝＝＝＝＝＝ 　　《中國為何反日？》內容介紹 　　「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岡本隆司 　　中國「反日」意識的出現，究其原因必須回歸至歷史之中。為了探究中

國「反日」的深層結構，岡本隆司梳理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在內的整個歷史演變，並比較中日兩國的體制，清晰地闡述中日兩國走向最終對立的過程。 　　【社會體系】： 　　就日本江戶幕府的統治而言，由於權利統治須尋求與社會體的合作，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在清中國，由於社會體聽憑「家族」、「鄉團」等中間團體的規範，因此國家與社會之間處於游離狀態。 　　【經濟運作】： 　　由於日本江戶幕府限制與海外貿易，因此對自然資源進行徹底迴圈再利用的經營方式，得到持續不斷的自我發展，政經之間極為緊密。而在商業化發展的清中國，由於政府不願介入民間經濟，但

中間團體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導致政經互相背離。 　　【對外態度】： 　　日本江戶幕府因「鎖國」政策與外國的接觸較少，但官民均熱衷於收集外國資訊，相比之下，與外國人事物接觸機會眾多的清中國，卻因實用主義致使外國資訊無法廣及整個社會。再者，進入十九世紀後，雖然清中國和日本都與西方諸國締結了條約，但清朝並無意接受主權國家之間對等的國際關係。而日本卻結合西方的意圖解讀條約，將消除不平等因素的能量轉化為推動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欲以西方「條約體制」重建對外關係。而中國則沿襲了明代以來的「抗倭」觀念，加強對西化日本的戒心。從一八七一年的《日清修好條規》到一八八五年的《朝鮮撤兵條約》

，中日兩國為避免直接衝突而多次談判，但最終還是沒能防止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的爆發。 　　之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戰勝國日本意欲接管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但遭到中國人民的抵制。這就是「反日」局勢的最早出現，並歷經一九一五年的「五九國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之後在共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推動下，中國人從此將「愛國」和「反日」畫上了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