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白曉紅寫的 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和克勞迪奧.桑特的 不講理的共和國:國家暴力與帝國利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美國西拓的血淚哀歌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南方家園 和臺灣商務所出版 。

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所 張瑋琦所指導 李秋雲的 蘭嶼達悟族的米食接觸歷程 (2021),提出直隸總督幾品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蘭嶼(紅頭嶼)、達悟(雅美)、白米、飲食選擇。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黃琪惠所指導 游閏雅的 近代日本畫在淡水的發展、傳承與風土詮釋:以畫家木下靜涯、陳敬輝為探討中心 (2020),提出因為有 淡水、地方美術、木下靜涯、陳敬輝、近代日本畫的重點而找出了 直隸總督幾品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直隸總督幾品,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為了解決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作者白曉紅 這樣論述:

  二〇一三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二十六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然而,烏斯曼的人生際遇和悲劇之死並非罕事。   今日,義大利各地農園皆有非洲移工的身影,幫助義大利成為歐洲數一數二大的蔬果出口國。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重創移工的母國,迫使他們不得不到海外尋求更好的機會,但僥倖航渡地中海並抵達歐洲的人,卻發現自己在當地遭司法打壓、被社會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絕,並遭到無情剝削。數十年來,義大利各政黨政府皆採反對移民的政策,讓一名又一名移工深陷「非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雖是「義大利製造」背後的隱形推手,社會卻對這

些受苦受難者視而不見,絕口不談他們的處境,保持一貫緘默,彷彿是不配為人的他者。   《再見,烏斯曼》講述的是義大利移工的故事,既是要致敬跨越國境、設法改變自身和家人命運的移工,也希望揭露歐洲將非洲移民置於最底端,無情的剝削、壓榨移工,構築出繁華且罪惡的巴比倫城。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

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白曉紅 本書特色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直面「義大利製造」的幕後真相   •以非洲移工的生命故事,探究歐洲如何創造出一個個「必要棄兒」,同時揭露歐洲大多財富其實是來自極其醜陋且嚴重的剝削壓榨。 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

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nnie Rahman),英國移民福利聯合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Immigrants)公共事務暨活動企劃經理   「來自世上數一數二優秀記者的重要報導故事。白曉紅揭開了歐洲『移民危機』背後的隱藏真相:西西里島和卡拉布里亞的非洲移工遭無情剝削,

深陷系統性種族歧視。」--馬修.卡爾(Matthew Carr),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一書作者   「《再見,烏斯曼》揭露了種族暴力以及廉價勞動力所需付出的人類成本。非洲移工幫忙採摘我們的橄欖、番茄和柑橘,這本書迫使我們直面他們的掙扎、堅韌精神和日常成就。相當啟發人心--學習、反抗、採取行動!」--布利琪.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遷徙暨流動研究中心主任、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s一書

作者   作者簡介 白曉紅(Hsiao-Hung Pai)   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二〇一三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和《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譯者簡介 吳侑達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

組畢。翻譯出得去,稿費進得來,生活過得下去。   信箱:[email protected]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橄欖產區 二、打造巴比倫 三、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進出收容營 五、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驅逐 十、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橄欖季再臨 十四、眼不見為淨 十五、滿月 十六、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採收季結束 十八、「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

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

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

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

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〇〇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

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

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

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

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

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

〇〇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

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

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一、橄欖產區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

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

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

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蘭嶼達悟族的米食接觸歷程

為了解決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作者李秋雲 這樣論述:

本文聚焦於達悟族如何適應「白米」這個外來食材,取代芋頭成為日常主食。本文分作三個時期進行討論:「不食白米期(1895年以前)」、「米食引入期(1895-1945 年)」以及「米食盛行期(1945 年至今)」。本研究第二章進行地圖分析及歷史資料分析,1895年雖曾有西班牙人、荷蘭人、美國人、漢人、巴丹島人的登島紀錄,但幾乎沒有白米交流的事實,族人仍沒有食用白米,可稱作「不食白米期」。第三章著重於分析日治時期相關史料,1895至1945 年期間日本軍方及學者對蘭嶼展開多項研究,與族人有比較緊密的接觸,除了給予工作者白米作為酬勞,亦將族人帶往臺灣大島進行觀光。這時期雖與白米有接觸但生活中依然沒有依

賴白米,可稱作「米食引入期」。第四章進行多方面的資料統合,因1945 年後大量外移人員及宗教進駐、族人前往臺灣大島工作、現代化發展及國家政策的影響,白米在族人的生活中奠定成為「必需食材」基礎。此時,全島通電、電冰箱的運入、交通運輸便利、餐廳設立更為激烈,白米與族人的關係越加密不可分,可稱作「米食盛行期」。第四章最後一節透過民族誌書寫以呈現現今族人的飲食方式及影響飲食選擇的因素。本研究結論是:大部分達悟族長輩仍以芋頭地瓜為主食,接受長照照護者或年長無法到田裡農務的會隨家人食米。若同住家庭仍種植芋頭,回流的族人縱然依舊懷著旅台時的食米經驗,亦會日常食用芋頭,而家中無種植芋頭或未與原生家庭同住的回流

族人則趨向食用白米飯。本研究發現家庭對食用芋頭支持度較弱,將促使孩童直接選擇食米。學校開發民族教育教導傳統文化之餘,營養午餐亦儘量安排每周一次的食用傳統飲食,以提升孩童恢復食用芋頭。白米造成達悟族的飲食變遷並非一朝一夕所成,需從歷史脈絡去追尋族人的身體經驗,無法單憑檢討現在重不重視芋頭文化來解釋之。達悟族對白米的適應歷程雖不長,但族人食用白米是經過了飲食的選擇,而人口流動對飲食的改變往往超過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以白米為主食」在年輕的達悟族人生活當中早已根深蒂固。

不講理的共和國:國家暴力與帝國利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美國西拓的血淚哀歌

為了解決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作者克勞迪奧.桑特 這樣論述:

這是一條再也無法回歸家鄉的血淚之路。 202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入圍作品, 《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出版人週刊》2020年最佳圖書。 揭露地表上最強盛的國家,如何用暴力寫下繁榮的血腥根基?   自1776年北美東岸誕生了一個新國家,這個自稱是當時地表上最民主、自由的國度,卻在接下來的百年內不斷向西南殖民擴張、掠奪原住民族領土,最終成長為沒有帝國之名、卻有帝國之實的龐大國度。   在這塊以歐裔美國人為主的土地上,原住民族如同猶太人,被視為「低下、不文明」的群體,儘管在當時很多原住民已經融入歐裔文化,但其身上的原住民血液,使其被迫承擔了「血統的原罪」。   「直到他們加入

文明人的行列。」   為了奪走原住民族在東南部肥沃的黑土帶,當時積極經營奴隸貿易與棉花種植的南方白人,結合了資本主義意圖、白人至上主義的思維,規劃了一場世紀陰謀:將原住民族「移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奪走原住民族擁有的肥沃土地,再引進龐大的黑奴人口,在南方建立奴隸制棉花帝國。為了合理化陰謀的目的,這些白人選民甚至將此安上了一個人道名義:此舉是「為了保護他們。」   1830年,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森上台,在總統積極的推動下,《印第安人遷移法案》正式簽署。美國政府運用行政技術和暴力手段,強迫原住民族離開自己的家園,驅離至政府劃界的「印地安領地」,開啟了北美原住民族的血淚之路。   有土地,才

有自我,對原住民族來說,土地是生命的根源。   而印地安人遷移政策,則是一場國家與選民共同發動的驅離與殲滅行動。   這看似遷至印地安迦南地的路途,對原住民族來說,卻是一場被徹底驅逐的失根之旅。土地,不僅僅是家園,土地更象徵著傳統與文化、信仰與認同。原住民族自古崇拜自然神靈,而祖先的神靈正寄宿在土地之上。北美原住民族仰賴土地生活、與自然共生,即便面臨歐洲人的殖民、全球貿易的興起,原住民族的面貌逐漸多元化,土地仍是原住民族續命的根。   然而,當美國建國的鐘聲響起,卻也同時敲響了這塊土地上原住民族的喪鐘。沒了土地的原住民族,在遷移過程中飽受飢餓、疾病與死亡的威脅,高達萬人在過程中喪失性命,即

便是活下來的族群,也被迫陷入了「我是誰」的困境。   究竟,這一切悲劇是怎麼發生的?美國的白人選民是如何一邊假惺惺想要保護原住民族,又一邊發起殲滅戰爭?美國喬治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克勞迪奧.桑特,將以原住民族史觀切入,探討美國強大的殘忍根基,為讀者描述一段美國最真實的種族歧視史。 好評推薦   專文導讀(依筆畫順序排列)   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聯名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巴奈 歌手   黃居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褚縈瑩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書中)這樣的危機,在二十一世紀以不同

的方式上演,無論是保留地上礦產的開採、輸油管的建立、保育政策的需求、或是區域不均衡發展帶來的原鄉人口流失,都讓原住民族成為新的離散人群,進一步切斷人與土地的關連。……臺灣與地球上其他各地的原住民族,仍然必須在貪婪資本主義與狂熱種/國族主義的狹隘縫隙中……只是這次的任務更為龐大:不只在維護原住民族的主權,還在於抵抗全球的生態災難。──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對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之剝奪與迫遷,不過是最外顯可見的強制同化手段。本書提醒讀者,時至今日,即使是自認最文明的國族國家,仍在繼續以神聖信託之名,藉由各種原住民族無能對抗的優勢統治技術,從事危害原住民族生存空間的罪

行。──黃居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當我們讀到本書不無諷刺意味的談到美國白人「堅持這片土地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是屬於在那裡耕作了許多世代的人們,而是屬於那些遲來的受益者」時,在當代概括承受歷史的臺灣人,也必須謙卑的警醒: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因為我們都不是局外人。──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桑特挑戰「美國在一八三○年代通過《原住民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實為無可避免」之說,明確指出驅離原住民與擴張奴隸制度之間的共謀關係,彰顯美國參眾兩院、總統與大法官的政治責任,批判聯邦官員在資訊、資源、人力不足下荒腔走板的驅離行動,更點名倫

敦與紐約的金融家為土地投機炒作注入金流。在這個從上至下都不講理的共和國中,切羅基與塞米諾爾等原住民族依然強韌地打著司法與游擊戰,彰顯了桑特用以形容美國的「不值」(unworthy)一字。──褚縈瑩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媒體讚譽   「克勞迪奧‧桑特為美國歷史上這個許多人都記得、卻鮮少有人了解的重要篇章撰寫了極具權威性的紀錄。桑特透過精妙又記錄詳實的著述告訴我們,渴望得到土地的莊園主、想要鞏固權力的南方政客以及紐約的銀行家是如何促成美國史上最大型的驅離活動。這些人遇到了懂得運用資源的原住民,動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好讓自己留在家鄉。這個關於偷竊、失土、官僚體系新把戲以及令人難以想像之暴力

的悲慘記述牽動著我,是很少有歷史書能夠做到的。《不講理的共和國》將會讓你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美國歷史,幫助你明白今天一些不平等現象的根源。這是近年來關於美國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應該列為每個美國人的必需讀物。」──哈佛大學萊爾德‧貝爾歷史學教授、《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作者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   「《不講理的共和國》探討的是權力,內容詳細描述金錢、口才、政治野心和白人至上主義如何結合在一起。桑特向讀者展現了美國種族階級制度的代價。」──《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專欄作者大衛‧卓爾(David Treuer)   「克勞迪奧‧桑特…

…把聯邦政府的背叛、大規模的驅離活動以及殲滅式的暴力行為等定義了1830年代的三件事情結合起來述說……桑特結合了近年有關奴隸的研究和自己深思熟慮的成果,將原住民的驅離和國內的奴隸貿易視為兩條並行的眼淚之路、道德觀極度失敗下的經濟成就。」──《大西洋雜誌》的凱特琳‧費茨(Caitlin Fitz)   「這是一個重大成就……【桑特】成功做到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摧毀歷史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假象,還原當代人所面對的多種可能性。」──《華盛頓郵報》的尼克‧羅密歐(Nick Romeo)   「這是一個強大無比、清晰明瞭的記述,將歷史事件與親身經歷這些事件的人交織在一起……桑特沒有試圖草率帶過敘述中

較複雜的部分……他也很清楚,文件紀錄其實過度放大了留下文獻的那些人的聲音。在他的記述中,各個原住民社群內部及不同原住民社群之間的多元經歷都被囊括進去了。」──《紐約時報》的珍妮佛‧扎萊(Jennifer Szalai)   「克勞迪奧‧桑特在他精彩的新書裡表示:『對北美大陸的征服從沒有發生任何近似【即檢討】的情況。』在許多關於美國史的著作中,1830年代大規模驅離原住民族群的討論仍然過於簡略。驅離活動對法律、文化和社群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這本重要的生力軍對此進行了威力強大的探討。」──耶魯大學歷史學與美國研究教授、同時也是西部休休尼族的內德‧布萊克豪克(Ned Blackhawk)   

「這是一本我們很需要的書,詮釋了美國史上一個長期被誤解的不光彩篇章。」──《華盛頓郵報》的彼得‧科澤斯(Peter Cozzens)   「《不講理的共和國》糾正了美國正典,展現一個強硬的總統、陷入僵局的國會以及對金錢的慾望是如何聯手創造出一段舉國丟臉的羞恥歷史……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邀請我們所有人反思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傑出教授伊莉莎白‧芬恩(Elizabeth Fenn)   「全面徹底的研究,悄無聲息的怒吼。」──《明星論壇報》的克里斯‧休伊特(Chris Hewitt)   「這本書提出強而有力又動人心弦的論點,主張政府在1830年代贊助的驅離活動是美國

原住民命運的可怕轉折點……這個重要研究把美國歷史一段不安擾動的時期詮釋得很好。」──《科克斯書評》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佐證充分的著作,證實美國原住民的驅離是政治選擇,而非無法避免的悲劇。這本尖刻的論述強迫我們用全新的角度檢討美國史。」──《出版人週刊》  

近代日本畫在淡水的發展、傳承與風土詮釋:以畫家木下靜涯、陳敬輝為探討中心

為了解決直隸總督幾品的問題,作者游閏雅 這樣論述:

本論文從地方美術史的視角,關懷「近代日本畫」來到淡水的成因與推廣、傳播的過程,以及戰後仍在淡水存續的現象。1858年清領開港通商後,淡水由於便利的地理位置與優秀的港埠機能,吸引大批外國洋行、傳教士的前往進駐。不僅成為重要的國際性港口,也是多元文化雜揉、彼此交會的場域。日治時期,淡水因鐵路通車便於到達,加上獨特的河港景觀,受到當時遊歷畫家的青睞。筆者梳理日治初期淡水的美術環境,注意到長期定居於此的漢人士紳、淡水基督教長老教會與淡水稅關,在此時期扮演促進淡水藝文活動發展的重要角色日治中後期則以木下靜涯(1887-1988),陳敬輝(1911-1968)為代表。前者承繼日治初期遊歷畫家的風潮來臺活

動,後者則是長老教會馬偕家族的第三代,兩人皆在淡水長住,不約而同選擇當地風土、人物題材出品官辦美術展覽會,反映畫家對淡水的土地認同。追溯木下靜涯與陳敬輝的經歷,可發現兩人都曾接受過日本京都的日本畫訓練。他們從京都移動到淡水的過程,也帶來了京都風格的近代日本畫。透過近代展覽會的機制與畫會、學校教育、藝文雅集等多種管道,這些結合畫家過去所學與淡水風土意象的作品,形成模仿與推廣的現象。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了戰後。基於以上幾點,筆者認為淡水在近代日本畫推廣至臺灣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論文期許能為日本畫在臺灣的在地化,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也期待能填補淡水地方美術的空白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