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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回家的病：書法散文集

為了解決真手槍價格的問題，作者何景窗 這樣論述：

書法詩人 何景窗 十週年紀念 經典重版   　　一個非中產階級女童／女同的啟蒙日誌 　　上一個摩登時代的秘密補遺 　　台灣市井的愛麗絲夢遊仙境   　　《想回家的病》是作者自2006年11月至2009年3月間的散文專欄，共有53篇，總字數七萬字。全書以女童的眼睛和嘴巴回溯時光，大量引用80年代的卡通影片與電視節目，重構時代氛圍，也藉它們向讀者解說作者抽象感受轉化的具體譬喻。用一把童年的萬花筒，把讀者帶進了作者歡快又憂鬱的家庭、感官全都開放的菜市場、連問題都說不好的困惑、和從未離去的病。

真手槍價格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轉化格的新途徑：神／魔性化——以三種報紙（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為考察對象

為了解決真手槍價格的問題，作者陳宣方 這樣論述：

修辭學中的轉化辭格，歷來以分為「人性化」及「物性化」二類為大宗，雖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然以人、物為轉化辭格的主要途徑仍是主流觀點。本論文於眾學者的理論基礎上，進行轉化辭格新途徑：「神性化」與「魔性化」之研究，因「神」與「魔」無法涵蓋於「人」或「物」的範疇，故理當具有成為轉化辭格新類別的潛能。本論文以報紙標題為研究對象，選定《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及《中國時報》共三家報社，自2018年11月份始，迄2019年10月份，進行為期一年的觀察，對標題中運用「神性化」與「魔性化」手法者做歸納整理並逐一說明。除了以修辭學的角度分析語料表現外，亦納入心理學理論，探討「神／魔性化」之語言表現與人類行為的關

聯。最後分析當代「造神運動」與「妖魔化」等趨勢之思維，以及如何對「神／魔性化」產生影響及促進作用。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生活曾經這樣

為了解決真手槍價格的問題，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這樣論述：

格林的文學創作和成就與他的思想矛盾甚至精神疾患息息相關、互為表裡，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小說，而他本人活脫脫就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在他人生和創作的晚期，他特意靜下心來，對自己的人生和思想經歷細說從頭，從而成就了兩本作家自傳領域中的傳世名著：《生活曾經這樣》（1971）和《逃避之路》（1980）。 《衛報》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老實不客氣地將其稱譽為“自傳作品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在《生活曾經這樣》中，格林追憶了自己的學生時代和牛津歲月，如何在青春期就邂逅了精神分析和俄羅斯輪盤賭，他的婚姻及皈依天主教的始末，以及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後如何匆忙從《泰晤士報》辭職成為專業作家的經過。“寫作《生活曾經這樣》…

…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精神分析。我走過了漫漫的時間長途，而我本人就是我筆下的一個人物。”——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 英國大師級小說家。他悲觀厭世到極點，卻又最關注靈魂的掙扎和救贖；他的作品中“惡”無處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墮落比比皆是，可最驚心動魄的卻是個人內心的道德和精神鬥爭；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瑣、絕望至頂點，可是污泥中卻能綻放人性的光彩；他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嚴肅最悲觀最具宗教意識的作家，可同時又是講故事的聖手，是二十世紀整個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應的大師級作家之一，亦是英國二十世紀讀者最多的小說家之一。 譯者後記 正讀To

lkien’s Gown & Other Stories of Great Authors and Rare Books的時候，譯文出版社來人了，要我就格雷厄姆·格林的《生活曾經這樣》(A Sort of Life)寫篇譯後記。前書的中譯本《托爾金的袍子》，他們已經出版了，我想編輯們和讀者必已注意到，1988年，納博科夫的首版簽售本《洛莉塔》被書商以3250英鎊(相當於5900美元)的價格，上榜出售。幾星期後，格雷厄姆·格林致信書商說，上榜的並非《洛莉塔》首版，他手裡有奧林匹亞公司真正的兩卷本首版(其實未必，在寬容的法國，此書1955年已出版)，上有作者題簽：“書贈格雷厄姆·格林，弗拉基米爾·

納博科夫。1959年11月8日。”題簽下方，納博科夫繪上他那招牌式的蝴蝶，附言：“齊腰處蹁躚的燕尾翠蝶。”作者把納氏這段簽贈文字影印于書名頁左上方，以為佐證。(納氏那字跡使我想起咱們中國的英語大家王佐良先生的書法。格林本人的蠅頭小楷至少同樣眇細難辨。)格林後來還把納博科夫此書推薦為1955年度首選佳作，在檢禁制度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的英美社會，激起一番小小的騷動。 書商跟格林邊呷伏特加，邊談價錢，最後以4000英鎊成交。有意思的是，談興一濃，說起對作家的評價，格林承認：“康拉德和(亨利·)詹姆士是一流小說家。本人屬二流。”   這個格林好有自知之明!從伍爾芙和喬伊絲，到愛麗絲·默道克到金斯利

·埃米斯，這些作家的作品都難入格林法眼，這會兒才難得說了句自謙的話。格林多產，從25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到2005年(死後14年)最後一部出版，很多時候是一年寫出一部甚至多部作品。評界承認格林有“編織”(“文本”者，text也，源於拉丁語的“編織”)故事的出色才能，但對格林創作成就的評價歷來不乏爭議。一說多少傾向於貶，鑒於作家寫了太多的懸疑類間諜小說，說格林有點像個娛樂讀者的melodramatist(譯不好，被迫“夾心”)，因而由文字改編成電影者尤多。若論文字，實用有餘，可動俗眼，但工而入逸，自成一格的妙品寥寥 (格林密友Evelyn Waugh語);左翼人士，如特裡·伊格爾頓，不但譴責格林加

入共產黨僅6周即匆匆回歸體制的政治取向，更指出如此朝三暮四必然在作品中表現為是非和善惡的淆錯。另一說強調他的文學性，特別是他擅寫創傷心理、生死象徵、善惡隱喻和宗教焦慮; 而英國式的冷嘲文字，也被他用得淋漓盡致。美國性感女星媚·維思特(Mae West)是二戰時期飛行員的救生“小背心”，說話也特別潑辣、慧黠，留下名言不少。強中更有強中手。格林說她忸怩作態的模樣，活像“一條吃撐了的滾圓肚子大蟒”(overfed python)。至於評論童星秀麗·鄧布林小小年紀就會“若真若假賣弄風騷”(dubious coquetry)，更給他惹來官司纏身。 特別是格林的短篇，早期評家都不看好，認為大多是為長篇熱

身暖筆。儘管格林自稱為取悅未來的妻子，同時也為“打發時光”，才受洗入教，儘管一生與教廷摩擦不斷(保羅六世可謂例外)， 早期評家寧可集中注意力于格林作品中罪孽與救贖的宗教主題，把格林認定歸類于“天主教作家”。可是值得讀者和出版人注意的是，如評家Richard Kelly所言，短篇可能成為日後格林研究中的重點：“作為一個總體，格林的短篇是部長達一生的心理劇，反映出他嗜刺激、旅行和寫作三者如命。更有甚者，這些故事表現出格林在永無休止地與童稚時代的心魔搏鬥，還顯示他把這些鬼魅化作筆下角色和主題以及再往後塑造成宗教、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能力。”格林自己也說 (見1967年《短篇小說集》前言)：“我認為與《破

壞者》、《勒佛先生的一個機會》、《花園底下》和《八月賤賣》(筆者注： 四種皆短篇)相比，本人沒寫出過更好的作品。” 這兒譯出的《生活曾經這樣》是格林自傳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元初回憶是童車(象徵禁錮)和狗屍(象徵死亡)。所以，第一，讀者可以此為線索，隨著作者一起探索纏擾格林一生的“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 也有專業人士譯作“雙極性情感疾患”，指週期性情緒過度亢奮或低落) 的成因和發展。成因中是否既有祖上行為乖張拗捩，脈絡未斷，又有父母近親結合，遺下駘蕩浮漫性格?躁郁襲來時，甚至異想天開要去開家妓院。 還有，獨特的寄宿學校特別是公學制度、鞭笞學童、恃強淩弱，有人說這些曾是英國

民族性的一部分 (詳見Peter Mandler 2006著《英格蘭民族性——從伯克到布雷爾》)，是不是也會導致躁鬱以至於小小年紀六次自殺未遂?其實格林父母並不特別悍鷙，躁鬱和孤僻之所以日甚一日，更多來自寄宿學校猥鄙環境中的格格不入和被同學孤立淩虐的經歷。筆者當年在中國國民小學的經歷也差不多，挨了“打手心”和“立壁角”的懲戒之後回家，老祖母居然叫好不迭，說“老師打，討來打”(指付了學費買回)，倒也不曾因此尋死覓活。反而是體罰已經基本成為歷史的今天，過分的課業壓迫和升學焦慮，是不是也會導致性格畸形，甚至造成青少年自殺的社會問題?——雖說拿支左輪手槍玩“俄羅斯輪盤賭”的創意，非有格林式的想像力不可

。 第二，除了“躁鬱症”這條線索，格林記憶的蜂巢裡還有眾多童年讀物營造的巢脾： 哈葛德、司各特、斯蒂文森、布肯等等。獨自躲進故鄉公地的草莽，一邊讀冒險傳奇故事，一邊自導自演一幕又一幕的心理劇，追求刺激的性格由是養成，而一生氣運終歸於此，也就沒什麼奇怪了。鄙人幼時也愛拿掃帚當寶劍，持厚重的門閂當大炮，遊戲效摩書裡讀來的情節，一會兒扮演法國劍客，一會兒反串“荒江女俠”，惹得二姐嗤笑。“以他人自居”(identification，業內亦稱“定向統合”)，據說是兒童從“性蕾期”開始就萌發的心理活動，其陶鑄功能不可低估，又一例也。只看日後環境如何冶煉兒童了。是把兒童投入自由天地，還是放進高壓鍋烹煮，結

果可能大不相同。 第三，讀者不妨等待格林自傳續集Ways of Escape譯出，再來重讀《生活曾經這樣》;或者找來為格林本人認可的傳記作家Norman Sherry教授的三卷本《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生》，對照著讀，方可對本書的價值作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大凡自傳，不可能只是普魯斯特所說的mémoire involontaire(非意願記憶)，而是像格林在起筆之首承認的，“必有選擇性”。賢明的讀者自能從已經寫下的內容中去挖掘作者有意遺忘或忽略的內容，也就是從回憶探究遺忘 (to infer what is unsaid by what is said)。譬如說，格林可以把老家花房裡的一把椅子描寫得

具體而微，兒時的性萌動和婚前豔遇也交代得巨細靡遺，但是對於如何追求Vivien，如何寫過數以百計的情書(有時一日三封，用詞重彩濃墨，稱呼對方是“You glorious, marvelous, most beautiful, most adorable person in the world. You are simply the symbol of the Absolute”或“Dear love, dear only love forever, dear heart's desire”——詳見Richard Greene 所編Graham Greene: A Life in Letters

)， 直到最後結婚的這一段經歷卻語焉不詳。在他筆下，婚姻只是格林皈依天主教的引渡由頭，至於婚後生活更是一筆帶過：“I married and I was happy”。一個躁動的靈魂試圖泊停在婚姻和信仰的港灣，誰知亢奮過去，隨後是更深沉的抑鬱，於是分居，信仰則是從一開始就帶有懷疑主義 (格林自稱“天主教不可知論者”[Catholic agnostic],而Walpole等人稱，格林更傾向於接受Quietism [靜修主義]甚至Deism[自然神論])。無怪乎，格林求愛之初以及提出與妻子分居之際寫去的信中，歉疚之意躍然紙上。前者用“I really am very sorry”，後者用“I ca

nt tell you how sorry I am”。業鏡高懸，人命有數，畢竟躁動的秉性是世間任何東西都擒拿不住的。 讀這部格林自傳，是否可從以上三點契入，意淺識薄，試質之讀者諸君，或有會乎? 本書翻譯過程中，同仁沈黎教授謙虛，索去譯稿對照原文閱讀，說是“學習”，結果指出數處漏譯，又對譯文提出一些寶貴修改建議，謹表感謝。 陸谷孫  

戰時重慶地區的紡織工人之研究

為了解決真手槍價格的問題，作者劉明憲 這樣論述：

民國以來，每當國家面臨存亡之際的危難時刻，勞工時常挺身而出，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不論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或省港大罷工，甚至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的工人們都用不同方式來支援國家的救亡運動，或以罷工，或以抵制外貨，或以敵後破壞，或以增產報國，終於使得國家社會一次又一次度過危機，轉危為安。工人雖然位處社會下層，但在這一連串的愛國運動中，他們都將內心蘊積且濃烈的民族主義及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特性表露無遺。 這樣的發展趨勢，不但因此讓工人運動染上濃厚的國家與政治色彩，同時也使執政者與大多數研究者的目光習慣聚焦於工人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反倒模糊或扭曲了工人運動的本質，甚至忽略了背負民

族主義神聖光環的工人真實的生活面，以及他們在光環褪色後的悲慘處境。有一些左派學者或政黨，則是把焦點集中在揭露工人備受帝國主義國家與民族資本家剝削的黑暗面，用以證明其反帝與反封建的意識型態。於是，這兩派人馬不約而同地都在強化工運的政治取向，並順勢將工人運動導向政治動員方面發展。平心而論，過於泛政治化的研究常會誤導對歷史真相的釐清，因此對於戰時工人或工運的研究，筆者主張除了探索戰爭的複雜背景及其衝擊所在，重要的課題是回歸到研究主體的本身。 對日戰爭的性質屬於總體戰，但並非所有階層皆被政府視為動員對象，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則因攸關工業實力的強弱，是政府極力爭取的重要對象。自抗戰爆

發後，中華民國面臨的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挑戰，不但東北盡失，大半華中與華南之經濟命脈區域又在日軍凌厲的攻勢下先後淪喪，國民政府被迫遷都到重慶。所幸在淞滬戰役匆忙撤遷之際，部份重大工業與大批工人突破種種困難遷移到戰時首都及西南大後方復業，成為支撐政府長期抗戰的重要生產支柱。此刻，工人再度扮演的是一種關鍵力量。也因此，國共兩黨又一如往常地將工人導向政治層面來運作，在爭取工人上展開激烈角力，迫使工人處與空前政治對立的環境下。就國民政府或國民黨而言，為了安定後方的生產力量，不僅再次激化工人的民族意識，將之轉化成最大的生產力及動員力量，乃抗戰成敗之重要關鍵，也是政府施政刻不容緩的急務。反觀中共，即使是在

新四軍事件與官方關係惡化的情境下，始終力圖在國民黨嚴密的壓制下動員工人，並積極滲入工人組織來發展自我實力，將發展工運作為重要目標。 當各方都把運動工人的焦點置於偏頗的政治動作時，實在難以掌握工人與工運的全貌。因為工人對現實生活與流動問題的感受，才是主導他們選擇政治導向的基本考慮所在。對於社會地位不高甚至文盲居多的工人來說，生活中的民生問題，才是生命的全部，政治只是一小部分。況且，工人的生活與流動問題若不設法解決，既影響工業發展和生產力，更深刻影響政治角力的成敗。民族主義與反帝等愛國思想，或許可以短暫地激發工人的熱情，但熱情仍需物質環境支應，如果達不到一定程度的生活水準，甚至

連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任何政治運作都將徒勞無功，而且勢必扭曲工人運動的本質。基於以上前提，本論文試圖從戰時的第三大工業－「紡織工業」著手，藉由重慶工人生活史的重建，深入剖析紡織工人生活的各種面相，並呈現工業內遷下紡織業的發展及其困境，同時進一步討論流動與跳廠等議題對於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影響。當然，本論文也試圖從工人的角度切入，重新審視國共兩黨在戰時的紛擾鬥爭，試圖給予客觀的歷史定位。 本論文共分為七大部分。緒論部分說明研究動機、範圍、方法與預期成果，並評介相關研究。第一章首先針對戰前與戰時重慶地區的紡織工業與工人概況，作背景介紹。第二章討論工人伴隨工業移動時所衍生的流動問題

，主要探究其現象、原因，以及政府與企業的防治之道。第三章描述戰爭動員下，紡織工人的衣著、飲食、居住、教育及娛樂等生活日益困窘的情景，並指出在「戰爭優先」的最高指導原則下，日常生活已逐步軍事化、團體化。第四章敘述戰爭下紡織工人的空襲應變、醫療及治安與管理三大生活問題。第五章探討紡織工人的政治生活，主要探討國共兩黨的勞工政策及其在工人團體中的組織，與紡織工人所屬的工會組織與活動及其間的政治抗爭，同時點出「有無對工人切身問題付出關懷」乃國共在工人團體角力的關鍵。最後的結論部分則是將前述各章加以綜合歸納，指出政府、廠家、工人、共產黨實為工人運動到運動工人的推手，並進而推衍戰後國共在經濟上的新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