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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口述史：泰雅族和夫與日本妻子綠

為了解決稻鄉的問題，作者菊池一隆 這樣論述：

　　1969年，在當時還是「特別管制區」的桃園復興鄉角板山，一場泰雅族青年和夫與日本女子綠的婚禮，震動了臺灣社會！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到有些不寒而慄的。剛結婚的時候，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啊。」──綠   　　來自日本的綠不顧反對，毅然嫁入桃園角板山，當時那裡是一般平地人沒有「入山證」也不准進山的特別管制區。綠來到戒嚴狀態下的臺灣，過著隔牆有耳的生活，凡事都要小心翼翼。   　　戒嚴時期的臺灣與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是什麼樣貌？   　　在那個年代，「高砂族」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坐牢者不在少數，更有樂信‧瓦旦等人被處決。瓦旦‧達拉（林昭明）在學校產生了「我們也要創造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文

字的文章」的想法，他參加「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卻因此被控「叛亂」，入獄十五年；兄弟林昭光則被誣告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而入獄。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親自訪談：和夫&綠、樂信‧瓦旦的親族林昭明、林茂成與林昭光；以及二戰時期的高砂義勇隊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   　　本書分為兩輯：輯一是和夫與綠的訪談紀錄。兩人口述從跨國通信、戀愛、結婚到山地生活的細節；第二部分則以「白色恐怖」為中心，對角板山泰雅族進行訪談，包括當時入獄的林昭明、林昭光，受難者家屬林茂成；也兼及參加高砂義勇隊出征的黃新輝與泰雅族傳教士黃榮泉等人。   　　七則證言、大量

照片，這是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這是關於那個年代，我們還不知道的事。   本書特色   　　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泰雅族口述史！ 　　日本學者菊池一隆自1976年起，十餘次走訪角板山，以日語直接訪談， 　　透過七則證言，大量照片，呈現戒嚴時期臺灣北部泰雅族人的生活樣貌。

稻鄉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女性的家：家務勞動作為戰時體制下的後援基地 (1937-1945)

為了解決稻鄉的問題，作者李宜蓁 這樣論述：

本文發現二戰時（1937-1945）臺灣的女性被鼓勵參與戰爭，成為可以保家衛國的存在。雖然當時的女性地位看似提升，卻仍無法脫離家庭的身份任務。本研究取徑於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系譜學（genealogy）與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從大量檔案中建立國家訓練女性家事背後的權力關係，重新論述臺灣女性、家事與家三者在戰爭中的定位。本文發現「女性做家事」此現象，是國家治理國民生活刻意建構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亦為戰時國家動員女性協助經濟統制的機制。國家也透過此機制掌握非戰場的民生物資資源，同時藉由女性的家事能力確保國民健康。「家」成為國家的戰時後

援基地供給人力資源，為日治時期住宅史與軍事動員研究提供另一種討論面向。

戰後台灣的光與影

為了解決稻鄉的問題，作者李永熾 這樣論述：

　　二戰後迄今己近八十年，在這將近八十年中，台灣經歷了相當激烈的變化。 　　台灣因是日本殖民地，在日本戰敗後，為盟軍所接收，而代盟軍接收的則是在國內外都不得人望的蔣介石集團；偏偏在中國內戰中，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兵敗如山倒，流亡到接收地台灣。台灣從此進入中華民國黨國不分的黨國體制中，遭受戒嚴與白色恐怖支配的非人—不自由情境。自由化不僅僅是脫威權獨裁支配，更重要的是自由的人要能自我組織化，自己管理自己；自由並非放縱，無不可為，而須與他人相互支援，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所以自由常與民主並行。 　　台灣一九八○年代衝撞各類防害自由行動的網羅，目的就是要創出所有台灣人能自主參與的民主社

會。 　　這本書分為三部分，論述部分除了為群策會所寫的論文，有一大部分是在《當代》雜誌發表。本書的第二部分稱為「時代與記事」，以理想的堅持者寫了一篇紀念文，筆調當然跟前一部分的「論述」有所不同。第三部分「書序」，我寫書序的原則是闡釋作者的內在意圖，因為我把文學作品及其他著作皆視為精神史的表現。李喬的文學創作即具有台灣精神史的特質，為他書寫序，是一種享受。其實，為好友的書寫序，不僅有先睹為快之樂，更可先知好友的心靈世界，讀恒煒的書如此，讀貴海的書亦然。此書所收入的篇章大都十年前所寫，我認為到現在都還有參考的價值，台灣當前的要務，亦即面對全球化的當務之局，是強化台灣主體性。有了台灣主體性，台灣才

有可能以國家主體跟國際社會發生關聯，而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應有的角色。  

台灣威權時期的農地政體變遷

為了解決稻鄉的問題，作者彭思錦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基於國家中心論的制度分析架構討論台灣威權政府時期的土地變遷過程。希望回答為何台灣會在1970年代農業生產退居經濟發展的次要角色時，為何政府還要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等被過往學者視為是限制農地他用的立法？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已變項為中心之方法，區分出行動者、理念、權力、反餽等四個變項，一方面作為制度分析中討論制度變遷如何可能的架構，另一方面討論當時主導台灣農地使用政策的行動者之間其對於制度的反餽、提出的理念以及其權力關係等，作為理解當時立法過程的分析架構。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省糧食局在台灣農地使用政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土地

改革、糧食調查員等制度設計，其達成了以地綁糧，亦即透過掌握土地進而掌握糧食生產的方式，除了達成國民政府的糧食需求外，亦得以透過糧食外銷賺取外匯。不過到了1965年以後，由於省糧食局長期壓低糧價，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民收入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失等現象，使得農復會和部分農經學者開始批評省糧食局建立的糧食生產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台灣稻米的主要外銷國家日本，其國內生產復甦和泰國、越南等地亦向日本銷售稻米的情形下，使得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不在，亦讓省糧食局對於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降低。也因此行政院於1969年時通過了檢討台灣糧食生產政策的決議，使得擔任省糧食局局長長達24年的李連春離任，省糧食局亦進行改組。

而其為以地綁糧目標所推動的各種政策亦被一一廢除。也因為如此，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農民因農業生產困難而到城市謀求收入更高之工作的現象，而分別在1970年代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在1980年代推動八萬農業大軍、農業健康保險、農地重劃條例等辦法，希望透過以地綁人的方式，將農民留在農村當中，不要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1970年代初期的制度變革，其目的在於維繫社會穩定，進而穩定國民政府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