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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方言字語彙解

為了解決綮注音的問題，作者（美）睦禮遜 這樣論述：

《寧波方言字語彙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由美國旅甬傳教士睦禮遜(William T. Morrison)主編，上海美華書館（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於1876年出版，是史上一本有英漢對照的寧波方言工具書。該書記錄了19世紀中後期寧波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和大量自然口語語料，用於幫助當時初到寧波的外國人瞭解和學習寧波話，同時也對後人研究寧波方言歷史面貌和演變有重大參考價值。詞典正文共538頁，正文前有《序言》、《寧波方言音節列表》和《說明》，正文後列

出世界各地地名的寧波話讀音。 睦禮遜(William T. Morrison) 19世紀美國旅甬傳教士。 前言 / 1 寧波方言音節表 / 1 說明 / 1 正文 / 1-538 世界地名寧波話讀音對照表 / 539-559 中西語言學傳統各有所長：西方長於語法，中國長於辭書。西元前1世紀，希臘語文學者色雷克氏便撰成《語法術》，對本族語的語法體系做了分析，整理出名、動、代、介等八大詞類。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有了第一部語文詞典《爾雅》，分 19個義組及語類，收列詞彙並做解釋。《爾雅》被奉為十三經之一，足見古人對詞典的看重。兩漢有《方言

》《急就篇》《說文》《釋名》，或搜輯方言詞語，或意在教人識字，或系統梳理文字，或以闡釋詞源為旨，——這種以辭書服務于語文教學、進而帶動語言文字研究的繁榮景象，在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是絕對看不到的。這些辭書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說文解字》，它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字典，所發明的部首析字和檢索法一直沿用至今。這之後的發展不煩細述，總之辭書越出越多，到了明末傳教士來華，一方面發現中國人沒有語法書，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中國學術的一大缺憾；另一方面，看到中國辭書種類奇多，代代傳承而編纂有方，則不能不大為嘆服。 外國人學習和教授漢語，尤其需要瞭解它的語法體系，把握它的運作規則。由於沒有現成的中國語法書可用，

傳教士必須自力更生，花大力氣編寫漢語語法書。此時，歐洲傳統的語法學範疇、概念、分析方法等便開始發揮作用，頗能供傳教士編撰漢語語法書借力。當然壞處也在這裡，即常為今人詬病的套用。然而詞典不同。詞典中國人有的是，所以傳教士雖然不能拿來就用而得自編，但因為有中國本土詞典當作樣本，從整體框架、編纂路數到字詞條目的設立和釋義，都可以參考利用，於是就能省力許多；甚至直接就拿本土詞典（如明末清初暢行的《字彙》）當母本，把其上的字條悉數或者挑選一部分譯成西文，便算是編成了一部西洋漢語詞典，也就是漢歐雙語詞典。這樣的漢歐詞典，常見的編排方式有兩種：一種採用中國傳統的部首筆劃法，一種採用音序法。後者又分中式的和西

式的：中式的，即按中國韻書如《廣韻》上所見的韻類編排西式的，即根據拉丁注音，按字母的順序排列。用作檢索的方法，部首法和音序法各有便利與不便，所以，有些考慮周全的編纂者會為部首詞典配上一個音序檢索表；反過來也一樣，音序詞典的後面經常附有部首檢字表。這說的是漢歐詞典，以漢語字詞立條，用歐語詮釋意義。如果是歐漢詞典，用歐語的詞目立條，以帶出漢語對應詞，則一般就採用西式的音序法。 早期傳教士來中國，都是走海路，從華南口岸入境。入華之初，逗留于廣東、福建等地，有些人就在那裡播教而終其一生；有些人得以繼續北上，抵達江浙、華北以及中國西部。而正是在粵、閩兩省，方言問題較之其他省份更加突出：官話主要通行于公

務人員、學者書生中間，日常生活中傳教士們仍不得不面對難以聽懂的方言土語。所以，在早期的西洋漢語詞典上，官話與方言混雜的現象十分普遍；即便是萬濟國所編的西班牙語－漢語詞典，明確題作《官話詞彙》（Francisco Varo.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1679），也夾雜著許多閩方言的語詞，其中有些可能是無意間混入的，有些則可能明知屬於方言，而仍予以收錄，只是沒有說明而已。後來的詞典家更傾向於區分，雖然也常把明顯不屬於官話的詞語收進詞典，但會刻意說明來源。這種把方言與官話分開處理的意識逐漸增強，至 19世紀中期應中西交往大增之需，便終於促成了各種方言詞典

的產生。收於本系列的《上海方言詞彙集》（1869）、《英粵字典》（1891）、《寧波方言字語彙解》、《西蜀方言》（1900）、《客英詞典》（1905），就是其中較重要的五種；細分之，前三種為歐漢型，後兩種則屬於漢歐型。 中國古代不是沒有記錄方言的著述。兩千年前，西漢揚雄便輯有《方言》，可以劃歸辭書之屬。可惜之後的十多個世紀裡，再也沒有出現堪與揚雄之著比肩的同類作品。直到明清，似乎才有了起色：與一批搜輯俚言俗語的著作一道，出現了一些考索某一特定地區方言詞語的專書，如明末李實的《蜀語》，康熙時毛奇齡的《越語肯綮錄》，乾隆年間茹敦和的《越言釋》以及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這些方言書上所見的詞條，從

百餘到近千不等，均為編著者出於個人偏好而選收，或多或少顯露出獵奇之趣，其詮釋則經常帶有溯源或考據的目的。 對比之後，我們會發現西士所編的方言詞典很不一樣： 一是使用拉丁字母注音，較準確地記錄了當時漢語方言的實際音值； 二是為日常交際服務，著眼於聽和說，更全面地收集了一種方言的普通詞彙，包括大量常用的片語和短句； 三是載錄了 19世紀我國各口岸及商埠洞開以後進入漢語的大批西洋物名、西學概念、西語表達及其漢譯。 對於今人考察中國近代方言發展史以及中西語言文化交通史，這批西洋漢語方言詞典獨具價值，非中國本土的任何方言著作所能取代。唯其種類頗多，本次組織重印並予注釋的僅為其中的一小部分，期盼未

來能有更多同類的著作，以這種具有研究性質的重刊本形式面世。

中原音韻箋釋(兩冊)

為了解決綮注音的問題，作者李惠綿 這樣論述：

本書跨越戲曲與音韻兩大領域，通釋《中原音韻》全書 全面箋釋此部戲曲音韻學開山之作，對元明清戲曲音韻學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周德清（一二七七〜一三六五）編撰《中原音韻》，兼具「曲韻、曲論、曲譜、曲選、曲評、曲唱」之性質，是第一本曲學專著，也是戲曲音韻學開山之作，影響後世深遠。本書作者歷時六年完成《中原音韻箋釋》，約四十萬字，是目前第一本完整的箋釋。依據原著內容，分「韻譜之部」和「正語作詞起例之部」兩冊。「韻譜」有十九韻部，為元曲押韻之依據。「正語作詞起例」共二十七條，前二十五條屬「正語起例」之性質，闡釋中原音系及審音辨字等要義；最後兩條屬「作詞起例」之性質，論述創作北曲之原理原則與

鑑賞評點。 　　本書兼顧戲曲知識與音韻脈絡，對文本詳加「箋釋」，或考訂，或辯證，或演繹，或舉例，以期充實完備。全書有三個特點，其一，溯源十九韻部的讀音，係摘錄《廣韻》或《集韻》之反切釋義，別於明代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其二，採取中原音系有入聲的觀點，釐清「戲曲正音」與「實際語音」之別。戲曲正音入派三聲，是為廣其押韻；而實際語音在誦讀之間，仍有入聲之別。其三，以現存元曲印證周德清之說，有助於具體掌握《中原音韻》生機活潑的語言意義。箋釋引用資料豐富，務求詳實，理論明確，脈絡清晰。本書跨越戲曲與音韻，旨在通釋全書，便於讀者明白知曉，對元明清戲曲音韻學之研究有重大意義。 名家推薦 　　曾永義（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姚榮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金周生（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共同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