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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運動與國家安全：從台灣航空業罷工案例探討影響勞工運動成果之因素

為了解決羊霸天下訂位的問題，作者黃鈺鈞 這樣論述：

航空業對於台灣這樣的海島國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若航空業發生罷工，其規模持續升溫、擴大，不免影響到整體社會氛圍。在2016~2019短短三年間，台灣就發生了三件航空業罷工案例。故筆者欲進一步探討之問題為：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多、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正面影響）、2019年華航機師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多、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負面影響）及 2019年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資方讓步少、罷工成果對工會未來的發展有正面影響），為何勞方取得的成果有所不同？且這些影響到勞方成果的因素，與文獻中所歸納出有利於勞方在一場罷工中成功取得訴求的論點相互對照之下的相符程度又是如何？若此三件罷

工事件不完全符合學者們所歸納出的成功取得訴求要素論點，是否有過往文獻未能發現之因素？本研究透過對於參與者的訪談發現，這三次罷工都具備「罷工規模是否夠大」、「政府是否介入」及「罷工之職業／產業服務內容是否替代性較低」的條件，唯2016年的華航空服員罷工又具備「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公股是否造成影響」、「工會組織是否充分發揮其功能」和「輿論是否支持」，而2019年的華航機師及長榮空服員罷工，前者缺少「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工會組織是否充分發揮其功能」和「輿論是否支持」，後者則缺少「勞工是否足夠團結」、「公股是否造成影響」和「輿論是否支持」，可能是解釋這三次勞方取得的成果有所不同的原因。希望本研究的

發現，能夠促進勞資的平等對談習慣，成功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進而維持社會秩序及安定民心，為國家安全之內部安全中的一環打下穩固的基礎。

主權爭議下之兩岸經貿政策（1990-2000）--戒急用忍政策之新制度分析

為了解決羊霸天下訂位的問題，作者衛民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目的在研究兩岸在主權爭議下，如何進行經貿交流，以及經貿交流又如何影響主權爭議，文中運用「戒急用忍」政策的實施來考察上述論題。 除回顧兩岸與中外的研究文獻，筆者並對兩岸相關人士進行直接訪談，同時也運用非結構式的問卷以補助文獻回顧與深度訪談的不足；而在研究方法上，則兼顧實證與詮釋的方法，對性質上屬於「結構不良」政策議題的兩岸政策，進行探討。 文中依據新制度論的觀點，主張經貿交流受所處制度架構相當大的影響：純粹經貿交流易因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太高而難以維繫；過度傾斜的政治關係，也不易有平衡的經貿交流。因此為使經貿交流能較順利

進行，兩岸需要建立相對穩定的制度。 在此論點下，本文提出兩岸雖無正式的經濟互賴制度，不過卻有一個非正式的制度，也即兩岸存在一個處於主權爭議下的經貿合作制度。在此準制度下，雙方因主權爭議而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圍繞在主權爭議四周的社會、文化、心裡等因素，卻提供雙方動能去建立經濟互賴制度。可以說，兩岸乃處於一個「政治趨離，經濟趨合」的遊戲規則下；而在此規則下，雙方所採經貿策略是，當政治達成協議，則經濟交流加速進行，當協議消失，則一方傾向於加強展現經濟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一方則傾向於加強防禦此一「外溢效果」。 根據上述對兩岸經貿交

流規則與策略所作的論述，本文先探討1992年兩岸所形成的制度結構：當國際以及兩岸內政因素大致並未干擾兩岸關係時，兩岸經貿交流成長速度異常快速，過鉅的交流量也逐漸使既有的經貿交流機制不敷應用，1992年兩岸透過不斷的折衝，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終致建立海基、海協交流團體、完成兩岸首次高階會談（辜汪會談）、並奠立制度化協商交流機制。 但上述制度結構到了1996年有了重大改變。雖然國際因素並無巨大變動，但一方面兩岸經貿交流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大企業紛紛開始向彼岸外移，另方面，由於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以及北京在主權問題上的持續加壓，致使1992年就「一個中國」原則所達成的有

限協議，在兩岸嫌隙日生下，終致不敷應付而遭取消。台海至此重拾主權爭議，台北遂為防止經濟「外溢效果」，採取戒急用忍政策。 進入新世紀，上述兩岸交流的制度結構也面臨重整，除既定的國內、外因素衝擊兩岸關係，加入WTO的全球化因素，亦增加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本文提出一個三方架構，用以指出兩岸除了在主權上有一中與兩國爭議的問題，此外，雙方所採取的民族國家立場，也與全球化勢力形成競合關係，如此，制訂兩岸經貿政策形同處理一個三元聯立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