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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女大德蘭的祈禱學校：多虧了祈禱，內在和外在轉化成熟

為了解決自由廣場文章的問題，作者FRANCISCOJAVIERSANCHOFERMIN 這樣論述：

　　◎西班牙密契大學校長、加爾默羅靈修大師講解聖女大德蘭的祈禱之路   　　作者主張，大德蘭認為，祈禱不是基督徒的苦差事，而是要讓人獲得「生活中不可少的幸福」。因為祈禱是跟天主在一起，跟天主建立關係，因此而確認我們是天主的子女，進而享受在人間如同在天上的幸福。   　　 的確，現代人有把祈禱變成儀式的風險，所以作者強調，因此更有必要回歸初衷，與大德蘭學習如何進入深層的祈禱。   　　◎為什麼說，學習祈禱就是學習去愛呢？原來，祈禱能激發我們對天主的愛，而天主最期待我們的是去分享這份愛。體驗天主的愛，才是真正的體驗，會讓人愛的能力成長到最大。   　　◎大德蘭的話擊中了要點，我們慢慢發現，唯一

符合天主之愛的方式是無償的賜予。當在祈禱的道路上發現一切都是祂白白給於我們的，發現天主是無限的寬宏大量，這將改變人本身的生命，讓人也變得慷慨大方。這就是為什麼說，真正的祈禱，要從愛的無償和慷慨中活出來的，這種愛也讓人渴望向天主交付奉獻一切：「真的，我認為，這些渴望也是超性的，且來自非常深情的靈魂。   　　 作者認為要踏入大德蘭的祈禱學校，首先要了解大德蘭學習祈禱的歷程，便是帶讀者從大德蘭還沒有那麼「聖」的時候，跟著一步步看見一個祈禱的人如何找到天主，如何和天主建立極其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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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與突圍──廖鴻基海洋書寫意識研究

為了解決自由廣場文章的問題，作者陳韻如 這樣論述：

臺灣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其生活與著作皆不離海洋。在其每部作品中，皆可見其海洋哲思。不只是海與陸，離與返、寬廣與狹仄、小與大、遠與近、水面與水下、深淺浮沉，以至於山、岸與河口，都有其繁複辯證。而人與海洋生物、群己之間甚至是父女關係，都在海洋中獲得新的視野與相處。本文以「人」與「海」的關係為軸心發散，從空間、彼我以及文類與策略等面向深入討論。「漂流」與「突圍」，是廖鴻基的書寫中頻頻出現的語彙，「漂流」是心靈意識，也是其書寫中恆常出現的議題與元素；「突圍」則是海洋原鄉帶給他的動能與結果，也是梳理廖鴻基幾十本作品後可發現其逐漸推進的幾項書寫特色。「圍」，過去是人世帶給他的羈絆囿限，海洋的誘引使其入海

，突破陸地生活的圍困；雖然海上船舶亦具囿限性，卻也因為海洋，使其突破對於海洋的單一視角，由近而遠、由海面而海下、再由海返陸，看見並記錄海洋的繽紛，並賦予船舶更多象徵性與積極意義。而就其書寫文類及策略來說，可看出廖鴻基近年作品的開展與嘗試，無論是海洋文學選集、長篇小說或海洋寓言，又或是海洋書寫與海洋教育的並行。持續的行動與書寫，為臺灣海洋文學譜寫更深廣的題材與風貌，亦打造出一處極具其獨特風格的無域之海。

我台北，我街道2： 那些所有一切的並存

為了解決自由廣場文章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22位跨領域作家書寫台北 那外面的裡面的、明處的暗處的，學習理解它所有一切的並存。   　　本書參與作者：羅智成／詹宏志／李桐豪／陳嘉新／劉梓潔／楊富閔／徐淑卿／陳慧／李昂／吳崑玉／張國立／廖志峰／夏夏／孫梓評／陶曉嫚／邱比／林昆穎／凌宗魁／陳柏言／蔣亞妮／張娟芬／陳雪（依文章順序排列） 　 　　我也感同身受那些被現代性巨大城市掩蓋的：成長的探索、微痛的回憶、畸零的人生，以及努力存活的印記……。——李金蓮   　　《我台北，我街道2》由作家、資深編輯李金蓮擔任主編，集合22位跨領域的作家書寫台北，包括精神科醫師、政治工作者、建築文資工作者、藝術家、音樂人與出版人

加入筆陣，他們的台北，讓我們對號入座自己的曾經，也學習理解這座城市，那外面的裡面的、明處的暗處的，所有一切的並存。   　　羅智成說每個人自有他自己的城市，詹宏志的台北構成他所有奮鬥求活的舞台，李桐豪走過蔡明亮、楊德昌電影裡出現的台北場景，陳嘉新寫世紀末的永康街，劉梓潔的師大路有著浮游漂浪的身影，楊富閔寫他的台北十年，徐淑卿回望不復存在的酒之島，陳慧眼中的六條通是混濁的河，李昂寫可以通往監獄的一條路，吳崑玉寫台灣政壇第一路青島東路的日常，張國立的運將帶你穿梭台北巷弄，廖志峰中年以後重新發現赤峰街與迪化街，異鄉人孫梓評見證信義區驟然誕生，陶曉嫚的南陽街考生故事，邱比在復興南路私藏的青春時

光，林昆穎乘著299公車從輔大奔向台北車站唱片行，凌宗魁的建築地景紀錄東區曲折身世，夏夏的汀州路記憶一代傳過一代，陳柏言寫他的昆明街，蔣亞妮的陽投公路是霧氣瀰漫滿懷惆悵，張娟芬寫消失的松山路六百巷，陳雪的溫州街熟悉又陌生……   　　＊內文摘句 　　如果台北可以有自己的記憶，我也希望她記得我這一個曾經在此努力活過的年輕人……。——詹宏志   　　愛的天絕陣、寂寞的地烈陣、孤單的寒冰陣、情感的落魂陣，我逃不了了，那是在西門町看蔡明亮的電影，獨特的、哀傷的共時性。──李桐豪   　　回望這些酒之島，已經不復存在。但城市中總會有新的島嶼浮現，為我們刻劃下新的年輪標記，而我們

究竟是誰的答案也逐漸清晰。──徐淑卿   　　我在這裡的記憶也是沒有根的。走過那些形形色色，就算手中拎著再多購物袋，能追求的也不是存在，而是隱身：這裡沒有我，我不在那兒。──孫梓評   　　一條短短的街，他們將之走得非常漫長，彷彿人生一瞬，都濃縮在了這條街，那夜深沉到底然後轉向天明，悲傷的故事被傾吐，聆聽，收容，接住，融化開來不知道變成了什麼，卻永遠停駐在這些人的身體裡。──陳雪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自由廣場文章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