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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解碼錄

為了解決苫布的問題，作者余輝 這樣論述：

解讀《清明上河圖》的暗伏危機 揭開北宋繁華盛世下的社會隱患 　　清明上河圖是實景實地嗎？清明上河圖是繁華盛世嗎？ 　　作者模擬航拍製圖，俯瞰畫中的城市結構，發現畫面完全對應不上當時的開封地圖。再分辨，清明時節的開封城，商貿繁華的景象中，異乎尋常地出現衰象，細微處，可見驚馬闖市、船橋險情、文武爭道、消防缺失、城防渙散、酒患成災、貧富懸殊等觸目驚心場景。作者條分縷析，揭開圖像下畫家深藏內心的隱憂，突現北宋後期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作者推測畫家以曲諫的方式勸誡徽宗關注社會危機，揭露時弊正是張擇端畫卷精神力量和藝術魅力之所在。 本書特色： 　　1.    本書對《清明上河圖》的研

究，不管是圖中時間、地點的斷定，還是對創作意圖和政治環境的揣摩，都是通過多種方法，立體的進行論證。 　　2.    力求以新的觀察角度和研究方法，解開《清明上河圖》卷內深藏的層層歷史密碼。作者認為，畫家是通過繪畫，以曲諫的方式勸誡徽宗關注社會危機。這是以往各個研究中不曾有的全新解讀。 　　3.    全新的論證手段，獨闢蹊徑。本書用類比航拍製圖的方式，「俯瞰」畫中的城市結構，並對比當時的開封地圖，確定此圖所繪的開封實情而非實景實地，由此支持自己的論點。 　　4.    學術性與可讀性兼顧。全書論述嚴謹，論證充分、翔實，但文字又不晦澀，較為通俗易懂，有較強的可讀性。 　　書中匯集了宋、明

、清三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逐一呈現，並形成鮮明對比，十分難得。同時還附了與之相關的數十幅宋明以來繪畫佳作。於圖像角度來看，亦具備一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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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九世紀東亞佛教王權的建構與展示

為了解決苫布的問題，作者李志鴻 這樣論述：

本文以「七至九世紀東亞佛教王權的建構與展示」為題，探討此一時期唐、新羅、日本王權如何藉由東亞跨域的文化交流，認識與運用佛教知識，在自國建構王權的統治正當性與神聖性，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與使用多元的媒介：佛教書籍、聖物舍利、禮儀空間，來形塑讀者與觀眾眼中的佛教聖王形象。在七至九世紀的東亞大陸，佛教是儒教之外，王權建構統治合理性的核心文化與知識資源。除了東亞的諸王權外，亞洲跨域交流的僧人也是重要的行動者，他們在面對政治挑戰或困境時，以佛教經典、理念、傳說為行動的依據或靈感，藉此強化與穩固統治的正當性。另外，他們也透過東亞跨域的文化交流，利用他們取得的佛教書籍、聖物、圖像等，作為權力施展的媒介，並根據

自國的政教需求，進行調整或創新。本論文透過考察多元的媒介，嘗試多角度地分析唐、新羅、日本佛教王權的特質，以及他們如何運用多樣的媒介，在自國建構與展示佛教王權。在第一部分「唐代佛教王權的建構與展示」，第一章至第三章筆者分別透過「佛教書籍」、「聖物舍利」、「禮儀空間」三個角度，來探討七至八世紀唐代佛教王權的特質。第一章分析與討論唐代前期官方如何透過「聖教序」的書寫，藉由佛教書籍、石碑等多樣的媒介，來向臣民傳播其佛教聖王的形象。「聖教序」位於新譯經卷與一切經的「卷首」，具有提示讀者的效果。透過書寫「聖教序」，皇帝成為讀者眼中的贊助者、作者與受到佛陀囑付的國王，有利於官方形塑皇帝的政教形象。在唐太宗（

598-649，626-649在位）至唐中宗（656-710，684/705-710在位）統治時期，「聖教序」成為歷任皇帝支持與贊助佛教的政教宣言，也乘載著他們對於國土與佛教世界觀的認識與想像。第二章則以考古出土的舍利容器為中心，從「器物」的角度探討七至八世紀王權如何利用舍利構築統治合理性，以及舍利容器如何視覺性地展示王權。在隋代，舍利成為隋文帝建構統治合理性的重要聖物，透過仁壽舍利塔的設置，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彷彿就是阿育王（西元前304-西元前232，西元前268-西元前232在位）。隋代舍利石函上的佛教圖像與銘文，除了表達四天王鎮護國土的觀念，也是皇帝神奇感應的象

徵與符號。在唐高宗（628-683，649-683在位）至武曌（624-705，690-705在位）統治時期，舍利容器出現了新的變化：金棺銀槨，同時「舍利」也被視為佛陀的「真身」，居住於塔下的墓葬空間。當武曌稱帝後，她以隋文帝為靈感，利用舍利來強化君王的統治合理性與神聖性。此時，舍利容器與地下墓葬空間的新變，反映著武曌如何藉由禮儀改革，來伸張其權力。第三章則以「禮儀空間」為焦點，探討安史之亂（755-763）後的唐政權，如何在僧人不空（705-774）的影響下，建構新型態的佛教王權。在唐肅宗（711-762，756-762在位）至唐代宗（727-779，762-779在位）統治期間，不空透過多

樣的佛教禮儀，在不同的空間形塑佛教王權的視覺性。在長安城大明宮，他替皇帝灌頂，內道場成為皇帝私密的神聖空間。大興善寺與青龍寺，則是為國念誦密教真言、為國祈願的禮儀空間。除了皇宮與寺院，資聖寺與西明寺的「仁王百高座」與遊行隊伍，都形塑著人們眼中理想佛教國家的形象。藉由修功德的禮儀，不空連結都城長安與聖地五臺山，期盼文殊菩薩與護法善神能護佑王權與守護國土。第二部分「七至九世紀東亞佛教王權的建構與展示：新羅與日本」，利用東亞跨域交流的視角，探討新羅與日本王權如何在自國建構佛教王權，以及佛教如何形塑新羅與日本的王權與世界觀。第四章則藉由亞洲海洋文化交流的視角，探討新羅如何透過中國南朝的中介，在自國建構

佛教王權與國土的宗教論述。六世紀梁武帝（464-549，502-549在位）所構築的佛教王權與世界觀，影響著新羅官方的佛教認識。在七世紀，慈藏（生卒年不詳）深刻地影響新羅佛教王權的內涵與視覺表現。高聳的皇龍寺佛塔、巨大金銅佛像與「仁王百高座」禮儀，都形塑著新羅佛教王權的視覺性。另外，在慈藏的論述中，新羅不是東亞世界中的東夷，而是繼承阿育王的海上佛緣國土。在第五章筆者以孝謙女帝為中心，探究奈良朝的孝謙女帝（718-770，749-758及764-770在位）如何使用佛教，來強化與穩固女帝的統治合理性與神聖性。武曌可能啟發著孝謙女帝，我們可以見到孝謙女帝利用舍利的感應來構築王權的統治合理性。但不同

於武曌，孝謙女帝贊助與製作《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百萬塔，並利用印刷術來大量製作經卷。這反映著佛教王權的使用，是日本奈良朝技術創新的動力，亦可見到孝謙女帝的創意與能動性。最後，本論文以入唐求法僧空海（774-835）為焦點，分析空海如何利用入唐取得的佛教書籍、器物、圖像等，在日本平安朝前期建構佛教王權。空海十分崇拜不空，並強調密教傳承自不空與惠果（746-805）。在空海的佛教經典著疏中，我們可以見到空海對於理想佛教國家的論述，以及他對於不空教團佛教知識與政教論述的認識。此外，空海調整並改變平安朝初期的佛教禮儀，平城京東大寺、平安京大內裏與東寺都成為新穎的佛教神聖空間，在此進行新的密教禮儀。特別

是東寺，空海以唐長安的青龍寺為範本，建構密教守護王權與鎮護國家的禮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