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康 告 人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價格和評價等資訊懶人包

通膨的恐懼：消除你對貨幣供給過多的疑慮，從聯準會政策看收入、失業率、惡性通膨問題的解答

為了解決華康 告 人的問題，作者RobertHockett 這樣論述：

「通膨居高不下，令人憂慮1970年代惡性通膨會歷史重演嗎？！」 「聯準會快馬加鞭持續加碼升息打通膨， 身為舵手，能引導經濟避開水深火熱、順利『軟著陸』嗎？」 ……這些在在都是全球關心的重要金融議題 就讓聯準會專家一次為你揭開央行背後的思路與作為   　　◆為什麼萬物齊漲就是薪水沒漲？老百姓怎麼這麼倒楣！ 　　我們努力工作賺錢，享受生活小確幸，像是活在一棟巨型建築中，即便對其中的管路系統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只要每個人各司其職，就可以活得好好的──直到有天發現漏洞百出或發生緊急事故。明明生活方式沒有改變，卻驚覺加班時間愈來愈多，存款數字愈來愈少，這才急著問：「錢都到哪裡去了？」「政府都在幹什

麼？」   　　◆為什麼央行「升升不息」？說是為了救經濟，央行究竟在做什麼！ 　　2008年金融海嘯和COVID-19大流行期間，全球政府為了救經濟，紛紛「大撒幣」；現在為了經濟過熱和一去不復返的物價指數，由美國的中央銀行──聯準會帶頭搶救，不斷調高利率（升息）。從金融危機的刺激景氣政策，到通膨升溫下的全球升息潮，央行的所作所為讓民眾不解，直呼吃不消，甚至對未來茫然、恐懼。這其實是因為民眾對於「金錢」與「聯準會（央行）」的理解不夠。   　　◆現在，是了解「金錢是什麼」以及「央行在幹嘛」的最佳時機！ 　　央行做為一個國家控制經濟和金融的權威單位，擁有可以影響其他經濟活動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貨幣

政策。所謂貨幣政策，就是央行可以透過控制貨幣的供給量來達到防止通膨或振興經濟的措施。常見的作法有調節利率（升降息）、監管私人銀行的放貸和公開市場操作等。   　　然而，2008年金融海嘯後，傳統的貨幣政策已經無法改善經濟問題。美國聯準會擔負起央行的職責，開啟新型的貨幣政策「量化寬鬆」來救經濟。   　　「量化寬鬆」中的「量化」，指創造指定額度的貨幣，而「寬鬆」則是減低銀行的資金壓力。聯準會之所以最後得使出「量化」這個手段，是因為當時名目利率逼近或者達到0，控制利率已經失效。當時，聯準利用憑空創造出來的錢，在公開市場購買國家債券、借錢給存款機構、從銀行購買資產等手段，讓政府債券收益率下降和降低銀

行同業拆借利率，銀行從而坐擁大量只能賺取極低利息的資產，這時就可以舒緩市場的資金壓力。此舉被大眾媒體批為「印鈔票」，事實上，量化寬鬆政策只是調整電腦帳目，讓銀行可以增加存款，透過借貸，再創造更多的貨幣供給，讓市場活絡。   　　自從施行量化寬鬆政策救經濟，其風險慢慢提高，無中生有的錢（貨幣）過多，導致通膨高於預期。這時央行又會透過升息（調節利率）來穩定通膨率。   　　從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央行的工作，他們對錢的使用，以及他們控制經濟所使用的工具。這也是作者寫這本書的初衷，他們希望藉由介紹「錢」和「聯準會」，來消解民眾對印鈔的謠言與通膨的恐懼。   　　藉由本書，讓耶魯博士兼美國金融監管專

家羅伯特．霍克特、與哈佛博士兼暢銷哲學作家亞倫．詹姆斯告訴你：   　　◆金錢，真的可以無中生有 　　事實上，「錢」不是央行印出來的，它來自於我們對彼此「無中生有的承諾」。本書的兩位作者基於對金錢與聯準會的深刻認識，展開一場令人大開眼界又鼓舞人心的討論。他們不僅要探索「錢是什麼」、「錢怎麼來」，還要展示央行如何建立一個為所有人服務的經濟型態，而且不需加稅、不需額外的監管。   　　◆央行，真的可以消除我們的恐懼 　　我們對央行感到相當陌生，它卻離我們的生活非常近，無論收入、失業率、通膨率或貨幣供給，其實都與央行的政策息息相關。讀完本書，我們將了解圍繞在通貨膨脹的政治言論是多麼虛偽；被妖魔化的赤

字問題，實際上只是計算全體國民財富的另一種方式；強大的中央銀行，可以如何使我們擺脫私人銀行業務的濫用。   　　一旦更了解金錢的本質與央行的能力，我們將知道如何能擁有更多的錢，以及貨幣政策如何協助修補我們的社會契約，讓我們不必老是擔心社會瀕臨崩潰──最終，打造更繁榮、更健康的政策及社會。   各界專業推薦   　　Miula | M觀點創辦人 　　周岐原 | 風傳媒財經主編　 　　股乾爹 | 股乾爹製作人 　　美股韭菜王 | 基金經理人 　　孫明德 | 台經院景氣中心 主任 　　乾隆來 | 今周刊專欄作家 　　張弘昌 | 股市觀察家   　　輕鬆而且有趣。本書帶來歷史、哲學和制度常識，告訴我們

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貨幣、銀行、赤字和公共債務本身帶來的神祕現象。人們只希望能源、環境、金融詐欺、種族主義、全球化和冠狀病毒等真正的困難，就這麼容易被解決。──高伯瑞（James K. Galbraith），《不公：每個人都需要知道》（Inequalit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作者   　　理解金錢的意義並不容易。幸運的是，在本書中，我們擁有兩位了不起的老師！他們嘲笑自己，同時誘使你更深入理解金錢是一種社會契約。兩位作者不僅是智慧大師，也是絕妙的文字大師。──保羅• 麥考利（Paul McCully），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 前執行董事

暨首席經濟學家   　　一個及時、且令人興奮的新社會契約提案。書中的每一點都很值得討論。裡面包含許多挑釁的極端論點，以及一些重大財政問題的明智解決方案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華康 告 人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政府與企業互動之探討：以一例一休為例

為了解決華康 告 人的問題，作者吳沛璉 這樣論述：

勞資議題在台灣社會越顯重要，2016 年蔡英文政府推出「一例一休」，著重在「工時」與「休假」兩部分加以改善，美意希望提升勞權，卻遭致勞資雙方的反彈，惟實施不到一年的時間，經歷兩次修法。多數勞工團體反對政府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以及加班時數、例假與特休雖有一定的保障，卻同時造成許多勞方與資方在工時調整上的困擾。企業則因為制度僵化，以致成本提高不少，連帶影響民生物價的調漲，間接造成社會諸多問題，加深勞資對立。2017 年政府著手第二次修法，調整「一例一休」相關的規定，原先勞方的權益不再有法定約束力，也增加企業營運的彈性。兩次修法對勞資雙方皆有影響，涉及社會團體與政府之互動。本研究透過「一例一休」立法

程序，了解勞資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如何影響決策，以及何種政企模型適合解釋我國政企關係？企業對政府的影響力是否大於勞工的影響力？影響政府二次修法的因素是什麼？本文透過檢閱勞資關係與「一例一休」相關文獻，發現鮮少以角色互動為出發點，因此透過政府與社會關係研究途徑及政企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進而運用M. G. Roskin（2010）等學者針對David Easton 系統論所提出的「修正後系統論」探討兩次修法過程，並以Anna Ni＆Montgomery Van Wart（2015）提出的三個政企模型，分別為企業中心模型、戰略模型與利益相觀者模型，分析兩次修法政府與企業關係之變化。研究方法上，本文主

要採以質性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了解「一例一休」修法歷程，此外，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勞工、企業、勞資學者及立法委員對修法之觀點，進而釐清兩次修法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關係，從中觀察政企關係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而使兩次修法結果截然不同。研究結果發現：（一）勞資交集不密切，勞工代表性不足，企業更具組織性。（二）「一例一休」兩次修法主導者皆為政府。（三）勞資關係不對等，勞工與企業對政府表達訴求方式不同。（四）二次修法主因在於內閣重組、考量選票利益。（五）在全球競爭市場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與企業多在「合作」階段。

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為了解決華康 告 人的問題，作者白曉紅 這樣論述：

　　二〇一三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二十六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然而，烏斯曼的人生際遇和悲劇之死並非罕事。 　　今日，義大利各地農園皆有非洲移工的身影，幫助義大利成為歐洲數一數二大的蔬果出口國。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重創移工的母國，迫使他們不得不到海外尋求更好的機會，但僥倖航渡地中海並抵達歐洲的人，卻發現自己在當地遭司法打壓、被社會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絕，並遭到無情剝削。數十年來，義大利各政黨政府皆採反對移民的政策，讓一名又一名移工深陷「非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雖是「義大利製造」背後的隱形推手，社會卻對這

些受苦受難者視而不見，絕口不談他們的處境，保持一貫緘默，彷彿是不配為人的他者。 　　《再見，烏斯曼》講述的是義大利移工的故事，既是要致敬跨越國境、設法改變自身和家人命運的移工，也希望揭露歐洲將非洲移民置於最底端，無情的剝削、壓榨移工，構築出繁華且罪惡的巴比倫城。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

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白曉紅 本書特色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直面「義大利製造」的幕後真相 　　•以非洲移工的生命故事，探究歐洲如何創造出一個個「必要棄兒」，同時揭露歐洲大多財富其實是來自極其醜陋且嚴重的剝削壓榨。 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

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nnie Rahman），英國移民福利聯合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Immigrants）公共事務暨活動企劃經理 　　「來自世上數一數二優秀記者的重要報導故事。白曉紅揭開了歐洲『移民危機』背後的隱藏真相：西西里島和卡拉布里亞的非洲移工遭無情剝削，

深陷系統性種族歧視。」－－馬修．卡爾（Matthew Carr），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一書作者 　　「《再見，烏斯曼》揭露了種族暴力以及廉價勞動力所需付出的人類成本。非洲移工幫忙採摘我們的橄欖、番茄和柑橘，這本書迫使我們直面他們的掙扎、堅韌精神和日常成就。相當啟發人心－－學習、反抗、採取行動！」－－布利琪．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遷徙暨流動研究中心主任、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s一書

作者   作者簡介 白曉紅（Hsiao-Hung Pai） 　　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二〇一三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和《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譯者簡介 吳侑達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

組畢。翻譯出得去，稿費進得來，生活過得下去。 　　信箱：[email protected]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橄欖產區 二、打造巴比倫 三、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進出收容營 五、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驅逐 十、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橄欖季再臨 十四、眼不見為淨 十五、滿月 十六、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採收季結束 十八、「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

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

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

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

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〇〇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

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

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

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

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

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

〇〇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

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

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一、橄欖產區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

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

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

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十七世紀東亞瓷器紋樣流通研究—以景德鎮和有田瓷器為例—

為了解決華康 告 人的問題，作者黃浩庭 這樣論述：

過去陶瓷史學者大多將焦點關注在景德鎮窯和有田窯外銷瓷的發展狀態，咸少討論十七世紀中日兩國瓷器紋樣如何受到自身國內消費市場影響，進而形成紋樣風格的差異。中日瓷器消費者審美觀差異極大，紋樣發展的模式也極為不同，本論文以景德鎮瓷器和有田瓷器為研究對象，聚焦於紋樣這一特殊的圖繪材料，運用風格分析的研究方法，比較十七世紀中國和日本各自面對內銷市場時所建構的視覺文化，提出「景德鎮模式」和「有田模式」兩種瓷器紋樣發展的途徑。一方面兼顧兩地文化主體性，而非片面的影響論，將有助於反省中日文化交流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放在東亞海洋貿易的背景下，思考異文化相互碰撞之際，如何回應各自政治經濟條件，從而形塑出具有在地色彩

的紋樣風格。日用瓷器不同於以賞鑒為主要趣味的藝術品，還身兼日常生活所需實用器具的功能，因此分析紋樣風格的時候，也必須考慮到使用者的器用習慣。明代御器廠從萬曆三十六年（1608）輟燒後，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又開始派遣官員「駐廠監督」，使得十七世紀景德鎮窯業以民間窯場為主體，並因應消費客群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紋樣風格。然而，十七世紀的中國卻極少有關消費者如何選用瓷器紋樣的文字史料，只有一部分景德鎮瓷器上書寫的款識和供養款，成為理解紋樣背後消費者身份和器用需求的重要依據。本論文第二、三章從兩種圖繪路徑探討景德鎮瓷器紋樣所形塑的視覺文化，一是延續代表官窯傳統青花瓷風格的供養款供奉瓷紋樣；二是深

受江南商品市場中的藝術品定式圖繪所影響的轉變期瓷器（Transitional period）紋樣。此兩種風格的發展，並不受明清鼎革戰亂的影響，皆有其相承的傳統，但是整體時代風格，仍以轉變期瓷器樣式為主流。景德鎮瓷器不僅是中國國內重要的瓷器商品，同時也因應十七世紀前期的日本消費者需求，製作大量符合日本市場所喜愛的輸日瓷樣式，因此其紋樣題材和圖繪樣式往往被轉換成一種文化符號，長期在中日兩國之間流通與衍變。本論文第四、五章以日本有田窯為例，其創立期（1610-1650）階段受景德鎮影響，採用朝鮮製瓷技術，藉以摹繪畫景德鎮輸日瓷樣式，生產具備「和樣中的唐樣」風格的內銷瓷商品。當景德鎮受到明末戰亂及清初

嚴格的海禁政策影響，外銷產量銳減之際，促使有田窯再進入發展期（1650-1670）和完成期（1670-1690）階段，獲得了獨立發展的契機。將過去流行於日本市場的景德鎮輸日瓷樣式轉化成在地樣式，同時因應日本消費者的審美意識，形塑出以日本視覺文化為主體的和樣風格。比較景德鎮與有田兩地瓷器紋樣風格的發展模式，有助於擺脫常見的「中國風格影響日本」的片面影響論，這往往忽略了有田瓷器紋樣發展過程中的文化主動權。在面對十七世紀中日文化交流時，必須正視日本文化主體性的選擇權，才有可能理解有田瓷器與景德鎮瓷器紋樣中截然不同的視覺風格，從而觀照更多元的互動關係。